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地在後殖民時期及冷戰格局之下，曾出現過相當熱烈的左翼運動，然而馬共在戰後未及3年的1948年6月發動武裝鬥爭，組織遊擊部隊深入雨林戰鬥，導致英國殖民地政府頒布緊急狀態，全面禁止任何跟共産主義有關的組織和活動，從而迫使新馬地區的左翼團體走向地下化。
新加坡位于馬來半島最南端，與馬來亞是一衣帶水的關系。戰後英國人重返，隨即在憲政和治理上強行使兩地分離。基于政治及地理條件的限制，馬共武裝鬥爭在新加坡沒有開展的空間，惟有透過地下外圍組織對工會、學校和農村進行滲透。1948年9月，“星洲人民抗英同盟”（“抗盟”）便是在這種氛圍下成立，並積極在學生、工人和青年之間廣泛吸收盟員。
新加坡華僑中學
“抗盟”分華語和英語兩個分支，前者以華校背景的中學生爲對象，後者則鎖定當時還設址在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的大學生，以及各族群的知識菁英。戰後學生普遍超齡，加上見證抗日的曆練，使中學生心智相對成熟，對政治與時局也異常關注，因此率先于1949年初就在校園裏成立了第一個“抗盟小組”，來年的1950年才有“抗盟英語組”的成立。不過據稱“英語組”成員因思慮不周延、行動不嚴密，很快就引起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注意，經過1951年1月的一場大逮捕行動以後，組織嚴重受創，形同瓦解。
英國馬來西亞殖民當局捕殺馬共
相對而言，讓殖民地政府感到更棘手的其實是地下活動力和執行力強大的華校生。以華僑中學爲例，“抗盟”學生組織讀書會，閱讀進步書刊和禁書，在夜裏摸進教室，將馬共星洲市委出版的《自由報》及其他革命宣傳塞入同學們的抽屜裏，又在校園的樹上懸挂五星紅旗。學生這些舉動漸漸引起殖民地政府不安，遂使有關當局加大力度對校方施壓，除了密切監視特定學生、加強巡邏校園、搜查宿舍等措施，政治部還派員到校突擊檢查和扣押學生，又勒令學校開除高二班學生數十人，繼而強制該校無限期停課，以及永久關閉寄宿生宿舍。
華僑中學經過一波整頓後獲准複課，校園表面上恢複平靜。同學們回校後也不再在教室裏發傳單、在操場上插紅旗，他們轉而專注辦活動，如籃球錦標賽、跨校野餐會、電影招待會等。華校生擅長以活動的形式進行串聯，他們在大型的野餐活動中透過演出、遊戲和歌唱來傳達信念和訊息，在電影招待會爲災民籌款，以行動鼓勵青年學子關懷社會民生、投身公共事務。
然而華校生這類跨校聯系的活動形式更不見容于殖民地政府。這導致許多活躍于校園地下活動的同學在上課時間被闖入學校的警察逮捕和監禁，許多人因非本地出生遭到遣返，另一些人則自願被驅逐出境而前往中國，那些在校園搜捕過程中及時逃走或因身份曝光不能回校的學生，從此過著四處藏匿的地下生活。因此， 1950年代的新加坡華校生因懷抱反殖精神、追求進步思想、參與地下組識、閱讀禁書、跨校串聯而辍學，被迫“離校”。
英國馬來西亞殖民當局捕殺馬共
對華校生而言，“抗盟”是他們投身左翼政治而推開的第一柵門，裏頭充斥理想和風險。“抗盟”基于嚴密而不允許橫向發展，以免盟員在被捕或變節時牽連出其他組織關系。然而垂直、單一個人的發展形式卻嚴重限制了它的組織能動性。根據口述曆史，一個地下組織成員惟有通過考驗和試煉才有可能晉身爲共産黨員，因此“抗盟”吸收盟員的程序十分繁複：首先鎖定對象，然後提供他書面閱讀材料，如《自由報》或向他介紹革命文學，使之成爲“讀者”；經過觀察的“讀者”則以執行簡單的任務作爲檢驗，如指派他去發傳單、貼標語或沒收身份證等，若表現沉著將被接受爲盟員；在盟員階段，表現好、覺悟高者，就有可能被提拔爲黨的同情者，繼而晉身爲候補或預備黨員，最後轉正成爲正式黨員。
然而這種貌似嚴密、審慎而耗時的招募程序，其實效益不彰，而且對“抗盟”的開展大有妨害。1950年代雖然是學生運動蓬勃的年代，但校園經過反國民服役法、中學聯等一連串學運的沖擊，反而使“抗盟”發展盟員的空間受到壓縮。與此同時，馬共的武裝部隊在1953年陸續從馬泰邊區撤出國境，在1955年的華玲會談無功而返，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幾乎失去繼續戰鬥下去的正當性，使遠在新加坡的“抗盟”作爲馬共的外圍組織，面向外在局勢丕變不無彷徨。爲了配合新加坡的形勢及發展更公開合法的鬥爭形式，馬共遂于1957年解散“抗盟”。
不過，“抗盟”的停擺並沒有瓦解馬共在新加坡的地下布局，只是馬共的曆史似乎擺脫不了流亡的宿命。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在1963年2月2的“”中逮捕了110名左翼分子，其中包括從行動黨分裂出來的社會主義陣線人士、工會領袖、地下組織成員及共産黨員，使新加坡的泛左派陣營大受打擊。不過馬共方面基于“保（存）幹（部）”原則，早已于1953年部署了一條“秘密航道”，通過新加坡與印度尼西亞之間的小島轉運，成功將“抗盟”的重要幹部輸送到印度尼西亞首府雅加達，之後再輻射出去其他城鄉或島嶼，使他們在當地從事“上山下海”的工作，以待時機。
這支流亡隊伍散布在印度尼西亞各地，外部環境困難，內部鬥爭也相當劇烈，其間不斷有成員掉隊、脫離和失聯。盡管如此，他們還是以最基本的組織型態維系下來，並于1970年代分批經澳門進廣東，輾轉加入馬共在湖南的廣播電台工作，再于1980年代加入馬泰邊區的遊擊隊。不過，他們之中許多人，因脫離組織下落不明，或被滯留在印度尼西亞終老，成爲這場革命的孤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