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必須自我審視，能爲中國扮演什麽角色，否則，香港仔是世界上將沒有角色可演。
新加坡淡馬錫控股首席執行長何晶指出，只有當香港在中國、爲中國發揮作用時，才能一並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角色。
持續四個月的反修例運動嚴重影響了香港的經濟，美國彭博社上周報道，高達40億資金在今年4月至8月間從香港流到了新加坡，並認爲新加坡從香港的局勢中獲利，引起不少媒體關注。對此，何晶上周六在自己的面簿專頁轉載了彭博社相關報道的連結，直言香港一些朋友似乎執迷于將新加坡視爲“競爭對手”，“執迷于關注一些資金和人員向新加坡流動，簡直是搞錯了重點。”
何晶也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夫人，她寫道，盡管新港都曾經曆過英國殖民統治，兩個經濟體其實很不同，充當不一樣的角色。她指出，在英殖民統治時期，特別是中國共産黨統治中國後，香港充當中國的貿易窗口；而在英殖民時代之後，香港的角色隨著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並延續1978年開始的改革與經濟自由化道路而開始改變。香港成了中國的服務中心。
她以數據說明，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GDP）到2000年左右已達到約1萬億美元（1.36萬億新元），大約是香港GDP的六倍。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進一步融合，中國的GDP到2018年增長了10倍以上，現在已相當于香港的30倍以上。
她認爲，正如我們沒辦法選擇自己的父母一樣，香港和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也沒有選擇。新加坡牢牢地固定在東南亞的地理和地緣政治，香港在曆史和地理上則與中國分不開。
當年，英國人將香港作爲對中國的貿易站，將新加坡作爲東南亞香料的貿易站；新加坡的附加角色是作爲英國遠東司令部的總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打破了英國海軍優勢的神話。而新加坡在獨立後找到了生存的路徑，香港則主要依靠中國大方注入的一小部分服務業。
她觀察到，從10年前開始，一些跨國公司決定搬遷或直接在大陸境內城市落戶，大陸生活條件的改善，讓它們考慮將中國大陸城市作爲香港的直接替代選項。雖然香港因在生育多少子女等等方面沒有限制而對一些中國人仍有吸引力，但是大陸的限制也在放寬。
她問道：如果中國繼續放松限制並改善生活條件，香港的真正挑戰在于，香港對中國和世界扮演什麽角色？
過去22年香港對中國的真正價值是作爲“一國兩制”概念的演示者，如果一國兩制對台灣沒有吸引力，香港對中國而言，在極爲重要的台灣問題上的戰略價值就會大大降低。何晶問道，香港是要作爲中國居民去減壓的地方，近距離觀察中國和做生意的窗口，還是要作爲另一個更加成熟的經濟特區，用來實驗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進程？
她指出，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民主社會，所以要作爲“民主試驗田”，需要探測出自己能前進發展的道路。“英國人匆匆爲香港留下未經深思熟慮的政治結構，既對香港無益，也並非通往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的可行之路，更不用說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
何晶最後語重心長寫道：“所以，香港人能爲自己做的事，是深深凝視自己：想清楚自己希望在中國、爲中國充當什麽樣的角色。只有當他們能在中國、爲中國發揮作用時，香港才能一並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角色。”
何晶面簿原文譯文：
香港一些朋友似乎執迷于將新加坡視爲一個“競爭對手”。
其實，盡管都曾經曆過英國殖民統治，這兩個經濟體是很不同，充當不一樣的角色。
對于現代香港而言，真正的問題是它對中國而言充當什麽角色。
在英殖民統治時期，特別是中國共産黨統治中國後，香港充當中國的貿易窗口。
在英殖民時代之後，香港的角色隨著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並延續1978年開始的改革與經濟自由化道路而開始改變。
香港制造業遷移到中國，制造業開始從20%至30%（直到1980年代），下滑至低于10%。這意味著從半熟練員工到中層主管和經理的所有員工都失去更穩定的制造業崗位，出現巨大的就業缺口。
現在，香港基本上沒有制造業的工作，制造業現在占其GDP不到5％，大約在2%至3％。
[後記：世界銀行最新數據顯示，香港制造業占GDP比重在2017年爲1％。這比1970年的30％最高峰有所下降，當時香港正要發展成爲東亞四小龍之一。]
所以，香港成爲了中國的服務中心。
不過，大家想一想，在1949年以及英國接管香港之前，中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是哪裏？
上海是中國的關鍵金融中心，而北部的北京和南部的廣州都在蓬勃發展。
香港在中國悠久的曆史中從來沒有充當過這樣的角色，直到英國人出現，以及戰後的中國爲進行自給自足並最終失敗的實驗而關上大門。
因此，隨著中國打開門戶，香港真正的競爭者是在中國：上海、廣州和北京。
自1978年實行經濟自由化以來，中國經濟規模到2000年左右已達到約1萬億美元（1.36萬億新元），大約是香港GDP的六倍。
隨著中國2001年加入WTO後與世界經濟進一步融合，中國的GDP到2018年增長了10倍以上。與此同時，香港的GDP也翻倍。
香港的GDP現在等于中國GDP的大約3％。換句話說，中國的經濟規模是香港的30倍以上。
即使是在1980年以前只是一個人口稀少的漁村或農村的深圳，在GDP以及聚集從全中國各地頂尖人才的密度方面，現在都超過了香港。沒錯，深圳是一個經濟特區，不過即使在中國加入WTO之前，它已展現了經濟自由化的潛能。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香港應該爲中國，爲世界充當什麽樣的角色。
執迷于關注一些資金和人員向新加坡的流動（而忽略了人員和資金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等其他地方的流動，特別是專業才能），簡直是搞錯了重點。
正如我們沒辦法選擇自己的父母一樣，香港和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也沒有選擇。
正如新加坡牢牢地固定在東南亞的地理和地緣政治一樣，香港在其曆史和地理上也是與中國分不開的。
英國人將香港用作中國的貿易站，並將新加坡用作東南亞香料貿易站。
新加坡的附加角色一直是英國遠東司令部的總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打破了英國海軍優勢的神話。
新加坡在獨立後找到了生存的路徑。
香港主要依靠中國大方注入的一小部分服務業。
從10年前開始，一些跨國公司決定搬遷或直接在中國境內城市落戶，例如上海。
特別是對在中國有大型制造業工廠的跨國企業而言，生活條件獲得了改善，信心增強了，讓它們考慮將中國境內城市視爲香港的直接替代選項。
沒錯，有些中國居民也去香港，或以香港爲常駐地。它對一些中國大陸人具有吸引力，因爲生兒育女的數量等方面沒有任何限制，但即使是生育問題， 中國大陸也在放寬。
如果中國繼續放寬限制並改善生活條件，香港的真正挑戰是，香港對中國和世界扮演什麽角色？
在過去的22年，香港對中國的真正價值是“一國兩制”概念的演示者，作爲嘗試吸引台灣回歸的一種方式。
不過，如果這證明行不通，那麽香港對中國而言，在極爲重要的台灣問題上的戰略價值就會大大降低。
香港是不是中國的迪拜，可以讓中國居民過去減壓？香港是不是中國的窗戶，讓外界能近距離觀察並與中國做生意？香港是不是另一個更加成熟的經濟特區，用來實驗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進程？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民主社會，所以要作爲民主試驗田，香港也需要探測出自己能前進發展的道路。不過，香港的優勢在于，它永遠不用建立與維護自己的軍隊，因此它擁有更多的財務自由，其人民也免于履行服兵役義務。
新加坡是有點幸運的 – 它在戰後進行了自己的試驗，在加入馬來亞聯邦和獨立之前有市議會選舉、自治政府（國防和外交事務除外的自治政府）。
所以，新加坡人民以及政治與商業領導者學習到什麽行得通，什麽行不通。
而生存（或更確切地說是被滅絕的威脅）是在沒有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快速學習的最大動力。
新加坡的例子也許是香港在政治途徑方面可以借鑒的，市議會選舉讓人民照顧自己的選區，然後在除了國防和外交事務之外的所有地方實行自治。
英國人匆匆地爲香港留下未經深思熟路的政治結構，既對香港無益，也並非通往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的可行之路，更不用說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
所以，香港人能爲自己做的事，是深深凝視自己，想清楚自己希望在中國、爲中國充當什麽樣的角色。只有當他們能在中國、爲中國發揮作用時，香港才能一並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角色。
與此同時，鑒于地緣經濟、區域政治與科技將在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內主導貿易和商業的流向，新加坡也需要重新思考其在本區域與世界中的角色。
自然力量也可以吞噬我們所有人 – 他們不尊重任何政治理念或意圖 – 而且它們比最強大的國家可以在地球上集結的防禦力量更加強大。
所以，各位要照顧好自己，保持冷靜，深入思考，並采取有條理和果斷的行動，爲我們的人民和國家、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子孫後代創造一個更好、更良善、更安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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