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條有很多岔路口的長路，要面臨無數的選擇。
2010年的夏天，我從協和醫學院畢業，拿到了臨床醫學博士學位。躊躇滿志的我拒絕了北京某三甲醫院的offer，背起行囊，只身來到了祖國的南大門——廣州，想在這裏見識不同的風景、認識一群不一樣的人。
初來廣州，我順利進入了綜合實力排名全國前三的一家腫瘤醫院，盡管這家醫院一直以“難進”著稱。一流的平台、優秀的領導、友善的同事，當然還有廣州溫和的氣候和馳名天下的美食……這麽好的條件，似乎我該安頓下來過上一個穩定安逸，並且“有保障”的生活。然而，剛工作了一年多，我就開始“不安分”了。
在協和，我們那一屆一共有100多人，畢業後，90%以上都做了臨床醫生，而這其中大約80%都去了北上廣這三個一線城市的三甲醫院，剩下的去了一些二線城市。還有一些同學去了海外行醫，包括美國、德國，新加坡等地。
那是2011年的國慶黃金周，我記得很清楚。
某個清晨，我打開手機，開始刷微博，忽然一條信息跳出來：“別了，北京！別了，祖國！新加坡，我們來了！”
這是我同班同學L發的信息，怎麽回事？一打聽，原來是他和夫人（也是我同學）一起辭去了北京某三甲醫院的工作，踏上了去新加坡的旅途。那一瞬間，我感覺自己內心深處的什麽東西被點燃了：我也想出去看看！
這突然滋生的念頭就像瘋長的野草般不受控制。我不想繼續在體制內的醫院待著，每天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我這樣對自己說，也這樣對家人說，並成功的說服了他們。有支持你的家人，無論在什麽時候都是那樣的彌足珍貴。
我是一個行動派，想到就立刻開始行動。我在微博上聯系了L同學，詳細咨詢了他申請去新加坡行醫的流程後，甚至沒有等過完國慶黃金周就開始了自己的准備工作。L也很熱情，幫我聯系了新加坡衛生部在中國招募年輕醫生的負責人Danial。
這裏不得不贊歎新加坡政府工作人員的效率：發郵件給他們一個小時內就有了回複，並且很快給出了詳細的後續指引，當然，這或許是因爲新加坡和我們中國沒有時差的關系吧？哈哈。後面就沒有什麽可說的了，准備材料，通過新加坡方面的資質審核，趕赴上海參加他們的面試，拿到offer，再然後就是准備托福考試，准備各種文件，同時在腫瘤醫院遞交辭職信辦理離職手續，最後在2012年的9月18日，我從上海登上了飛往新加坡的飛機。
2010年我選擇離開北京，前往廣州。
2012年我再次選擇離開廣州，前往赤道邊上那個在地圖上幾乎看不到的彈丸小國——新加坡。
初到新加坡
新加坡，也稱獅城，1965年正式獨立，國土面積僅爲北京的1/24，或廣州的1/11。新加坡雖小，但在開國總理李光耀的領導下卻成功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在上個世紀中後期即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與國民福利息息相關的醫療衛生一直是政府關注的重點，新加坡政府很早就意識到本地醫療資源與經濟高度發達後人均壽命延長、社會老齡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供需缺口，所以早在2010年前後就一方面加大醫學教育投入，在本地原有一家醫學院的基礎上逐漸擴展到三家；另一方面大力從海外包括英國、澳洲、中國、印度、馬來等地招募醫學畢業生或是年輕醫生前來工作。我和我的同學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了新加坡。
初來乍到，總是會經曆各種不適應。
語言是第一關。雖然新加坡的常住人口中70%以上是華人，但英語才是官方語言，在醫療系統中更是如此。盡管在國內，從小學到中學、大學一直有英語課，來新加坡之前也考了托福，但是這和真正的日常應用還是有差距。而醫學領域的專業詞彙又特別多，再加上新加坡本地特殊口音的Singlish（新加坡英語），聽和說真的是兩大難題。
那個時候最怵的就是夜裏值班時打電話和接電話：半夜裏睡眠剝奪狀態的值班醫生們本來就脾氣不好，然後如果病人的病情比較緊急，再碰上我這樣新手上路、講著磕磕絆絆英語的小醫生，被罵幾乎是一定的事情了……其中比較凶的醫生還會直接讓人特別尴尬難堪：“讓別的醫生來和我通電話，我聽不懂你說什麽”。
不同的醫療體系以及由此而來的文化沖突是第二關。我在新加坡工作的第一個月就被安排在了當地最大的公立醫院——新加坡中央醫院的普通外科，該科室向來以工作量大、壓力大、待低年資醫生不友善而著稱，當然它的綜合臨床和教學質量也的確是新加坡首屈一指。而我又被安排到了科室下面的血管外科這個專業組。剛開始我還想著自己好歹臨床實習的時候也輪轉過血管外科，不至于兩眼一抹黑，誰知道這裏的病人情況、疾病譜和國內大三甲完全不同。
國內醫院外科系統收治的住院病人多是在門診挑選過後的“合適”患者，也就是說手術指征明確，基礎身體狀況良好，沒有特別複雜合並情況的，入院就是奔著手術來。而這裏上到九十幾歲、合並各種慢性疾病的患者，依然要入院做主動脈瘤支架植入，下到普通外周血管病變的患者，合並反複傷口感染同時還進行著透析治療、動靜脈瘘時好時不好用，一次次入院抗感染治療，基本就沒有單純只是“血管外科情況”的患者。作爲管床住院醫生的我要事無巨細、內外科各種情況一把抓。
除此之外，Physiotherapy（物理治療）、Occupational Therapy（職業治療）和Speech therapy（語言治療）等在西方國家已經成熟和標准的Paramedical（輔助醫療）系統，以及關注于患者家庭長期護理計劃和財務狀況的Medical Social worker（醫療社工）在新加坡的本地醫療體系中都扮演著重要作用。其中，醫療社工細致到甚至會調解患者家庭內部糾紛，比如誰來照顧患者、誰來支付長期的醫療費用等等——感覺就像中國的居委會大媽，但這確是一個系統的科學專業。
請恕我孤陋寡聞，我在國內工作和實習的時候，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廣州，都完全沒有聽說過上面這些東西，完全不知道患者手術後的康複原來可以分的這麽細：有人專門管怎麽走路、運動，教家屬如何把患者從床上搬到輪椅上，輪椅上搬到轎車上；有人管怎麽吃飯、穿衣、刷牙洗臉上廁所；還有人管什麽時候只可以進流食，什麽時候在流食中逐漸添加增稠劑，什麽時候可以過度到固體食物。更不知道，醫療社工會上門訪談了解家庭的實際情況，或是在醫院召開家庭會議，幫助家人規劃長期的看護計劃以及如何向什麽機構申請什麽類型合適的補助或救濟。在這樣一個全新而陌生的醫療系統中要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單有臨床知識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因爲醫生在這一切過程中需要一直處于核心的統籌調度位置，要知道什麽時候動用什麽資源，從而爲患者獲取最大利益。
尼采說過，凡是不能殺死你的，最終都會讓你更強。工作的第一個月，我碰到的一個主治醫生，真的非常嚴厲。可能是覺得我拖她帶領的醫療小組的後腿了，什麽都不懂，需要教，所以每天都是各種呵斥。我有時對她查房說的一些英文藥物名稱不熟悉，會請她重複，或是拼寫，她在這種時候說的話總是讓我覺得自己像個白癡。雖然對我一點不留情面，但是不得不承認，她專業上雷厲風行很有決斷力，對待患者時又非常耐心溫柔，的確讓我學到了很多。那個時候我壓力很大，每天晚上臨睡覺的時候我都對自己說“老子明天就辭職不幹了”……然而第二天早晨醒過來的時候又是鬥志滿滿的給自己鼓勁加油，繼續努力“不能讓這幫人小瞧了”。實踐證明，人果然在有壓力的時候才成長得最快。
轉行GP
忙起來的時間總是飛快，一轉眼我已經在新加坡待了七年。
七年間，我輪轉了好幾個公立醫院，已經適應這裏的醫療系統了。而中國來新加坡行醫的醫生團體也日益壯大，從最開始小貓三兩只到現在有一百多號人。要知道整個新加坡所有執業醫生也就才一萬出頭。
與此同時，政策的風向也在開始轉變。新加坡自建的幾所新醫學院校都開始有畢業生陸續進入臨床工作，對醫生的需求不再緊缺，所以政府逐漸減少了招收名額直至完全取消。
新加坡的醫療市場容量比較有限，所以政策制定者們對于每年每個專科需要多少醫生、預期未來幾年會新建幾所醫院從而産生多少缺口都有著明確的規劃。那些熱門的科室自然是僧多粥少，競爭格外激烈。剛開始還有一些中國醫生以著外國人的身份就能match上住院醫生培訓，但是到了後來，如果不是永久居民或是公民，幾乎就不再可能。我從一開始就選擇了難度最大的外科之一進行match，可是連續三年都落選了。無奈蹉跎了三年，最好只好重新選擇了家庭醫學，並在其後的一段時間內完成了相應的培訓和考試，成爲了一名全科醫生。
2018年初我從政府公立醫院辭職，加入新加坡本地最大的私立醫療集團之一，成爲了一名私立全科醫生。
新加坡的醫療資源配置很有意思，嚴格的二八法則：初級醫療也就是全科方面，大約80%由私立診所提供，只有20%由政府公立提供；與此同時，專科診療則80%是公立提供，私立只占剩余的20%。因此可以說私立全科服務是整個國家醫療衛生系統的基石和守門人，絕大多數新加坡人可能很長時間都不會去看一次專科醫生，但是一年至少會去看幾次全科。遍布新加坡全島各處大大小小的私立診所集團，以它們地理位置的便捷性和就診時間的靈活性，成爲了本地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私立診所的GP生活可以說是相當舒適，待遇很高，工作強度也不大，沒有了讓很多醫生都頭疼的科研壓力，也沒有了醫院慣常的值班加班。如果真的有工作超時，很多診所都有詳細的規定，每超時10分鍾都有相應的報酬，對醫生的勞動力是真真正正的尊重和認可。
除此之外，多點執業這個在國內一直被反複討論並在近年才開始逐漸落地的政策，在新加坡卻一直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只要是完全注冊的醫生，在自己執業範圍內都可以自由去不同的診所執業。這也催生了本地一個很大的“兼職醫生”市場：診所運營者會在市場上放出有需求的診所地點和時段，而有空余時間的醫生則會從中選擇自己方便的前去工作幾個小時或者半天。醫生和診所之間可謂是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關系而非依附關系，一方提供自己的專業技能，一方則是提供配套的基礎設施和場所。醫生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安排靈活掌握，決定每周是工作20個小時，還是45小時，甚至60小時或更多。
新的開始
人生就是一個圍城。
年少的時候上大學就想著要離開家鄉遠遠的，所以選擇了一個人去北京讀書；在國內工作的時候，總覺得有這樣那樣不合理的地方，一心想著要飛得更高更遠，要出來看看世界；在國外生活了這麽些年，雖然早已經拿到了永久居民，但是從來沒想過轉換國籍，因爲越是看盡了大千世界的繁華炫麗，越是懂得洗淨鉛華背後的樸素隽永。畢竟，我的根還在中國——那個生我養我的小城。
自己是臨床醫生，又在國內外都執業過，所以一直對國內醫療行業的現狀很關注。看到從大數據、雲計算到人工智能賦能新醫療的變革，看到從移動醫療到互聯網智慧醫院的升級，看到國家衛健委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更看到新中産的崛起和整個國民的消費升級對更快更好醫療的需求，可以說中國的醫療産業正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革。
我目前工作的新加坡醫療集團在過去兩年裏已經開始大舉進軍中國內地市場，先後在重慶和上海建成了兩所獨資的醫院，更不用說早在那之前已經布局的連鎖診所。而其它幾個我了解的美國和英國的大醫療集團亦也在中國搶灘登陸。至于本土的連鎖品牌和醫生集團在過去幾年裏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
這是一個嶄新大時代的開端。
是安心在新加坡繼續做一個衣食無憂的醫生，還是積極擁抱變化，主動投身甚至爲時代的變化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呢？
我又一次面臨著選擇：向左還是向右？而這一次，所有人也都面臨著同樣的選擇。
本文首發：醫學界
本文作者：駱毅
責任編輯：李興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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