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葉明先生
全球人口正步入老齡化。在這一全球性趨勢下,新加坡所面對的挑戰尤爲嚴重。因爲除了平均壽命延長、生育率長期偏低外,戰後嬰兒潮一代開始步入老齡,大大加劇了新加坡的老齡化問題。當年的戰後嬰兒潮,如今已成爲名副其實的“銀發海嘯”。
新加坡不喜歡用“銀發海嘯”這個詞。但根據聯合國的標准,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時,就意味著進入老齡化。而根據新加坡政府發布的《2016年人口簡報》,65歲及以上公民的人口占比,當年就已達到13.7%,老齡化問題相當嚴重。
事實上,新加坡65歲及以上人口的占比早在1999年就達到7%。但當時感覺老齡化問題並不嚴重,因爲這一占比一時不會大幅攀升。另外當時還有積極的移民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老齡化問題。可是到2012年,新加坡進入到“臨界點”。因爲從這一年開始,90多萬戰後嬰兒潮人口開始逐年成爲65歲及以上人口。
據新加坡政府2013年1月發表的《人口白皮書》,1947至1965年間出生的90多萬嬰兒潮人口,占了新加坡公民人口的1/4。從2012年開始的這一“銀發海嘯”將持續到2030年,屆時新加坡將整整多出90萬銀發族。2030年後,新加坡公民人口將開始下滑。
這一“銀發海嘯”無疑將沖擊老年人口贍養比例(old-agesupportratio)。新加坡這個比例在2012年是7∶1,也就是每7名年齡介于15歲至64歲的公民,對一名65歲及以上的老人。根據政府《人口白皮書》,這個老年人口贍養比例到2030年將跌至2.3∶1。
養老體系的可持續性
如此急劇的老齡化,一般會沖擊養老體系可持續性。但在澳大利亞一家咨詢機構推出的有關養老金指數全球排名中,新加坡在過去十年一直穩健保持在前十名。原因是新加坡的養老制度建立在公積金(CPF)制度上,強調自力更生——以個人養老、家庭養老爲主,政府僅作爲“最後一道防線”。這反映了新加坡政府一直以來“不養懶人”,不搞福利社會的理念。
新加坡居民(包括公民和永久居民)都有自己的公積金賬號,分三個戶頭:普通戶頭、保健儲蓄戶頭、特別戶頭。其中特別戶頭明文規定用于養老,保健儲蓄戶頭用于醫療,普通戶頭可以用于購房、子女教育和一些低風險投資等。
新加坡的公積金繳交率一般占受薪人士工資收入的36%,即個人交20%,雇主爲雇員交16%。進入公積金賬號的錢屬于個人,不“打統帳”。但規定子女可以爲父母填補公積金,或以公積金爲父母交醫藥費。這實際上就是鼓勵個人養老和家庭養老,因此這一體系的可持續性不會因爲快速老齡化而被拖累。
爲應對老齡化,新加坡政府2012年推出《退休與重新雇傭法令》,規定只要員工健康良好,雇主有義務“重新雇傭”他們直到65歲,之後又上調到67歲。但法定退休年齡還是62歲不變,因此不會推遲領取“養老金”,而所領的也是個人公積金賬號裏的錢。因此,調高重新雇傭年齡,更多的是在幫助老人保住工作,延長受薪年齡以應對更長的預期壽命,所以得到更多老人歡迎。
靈活的“以房養老”政策
爲應對老齡化,新加坡政府也一直積極探索“以房養老”模式。一般家庭在養育子女階段需要更大的房子,但隨著兒女們成家立業,父母的較大型組屋就會變成“閑置資産”。而不少老人在還清房屋貸款後隨即出現“有房産、沒現金”的問題。爲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允許老人將整套組屋出租,不受組屋必須自住的條例限制,實現初步的以房(租金)養老。
此外老人還可以選擇“以大換小”,購買政府的樂齡公寓(即老人公寓)。這種公寓不僅戶型小,而且房契短(一般只有30年),所以售價便宜。老人通過“以大換小”可置換出大筆現金。政府爲鼓勵這種方式,還推出“樂齡安居花紅”計劃,對購買樂齡公寓的年長公民提供高達2萬新元的津貼。
選擇這種方式還有多個好處。由政府統一推出的樂齡公寓,在設施上充分考慮了年長者的需求。老人們住在同一幢或幾幢樂齡公寓中,可以一起活動,豐富生活;也可以相互照應,還方便護理人員前來拜訪或照料。
對于不願意住樂齡公寓的老人,新加坡政府曾試行“反向抵押計劃”,允許具有官方背景的保險合作社爲業主提供“反向抵押貸款”。老人可通過這一貸款方式每月領取生活費,保險公司以屋契作爲抵押,在老人去世後把房子賣掉,來償還“貸”給老人的生活費。
可是這項計劃推出後效果並不如預期。新加坡政府于是在2009年推出“屋契回購”計劃,針對家庭月收入不超過3000新元,名下也沒有其它房産的老人,允許他們將組屋的剩余屋契賣回給政府建屋局套現,然後以30年租約的方式,繼續住在原組屋內養老。
新加坡政府嘗試的以上多種“以房養老”模式,無疑大大提高了個人養老的資金充足度。但必須指出,“以房養老”的前提,是新加坡成功的“居者有其屋”政策,讓組屋成爲大部分新加坡人一項重要的淨資産,而很多國家並不具備這樣的前提。
新加坡海軍部村莊養老公寓
老人護理將更具挑戰
老齡化也帶來醫療和護理方面的壓力,對于新加坡這樣一個人口基數小,老齡人口占比高的國家,這或許是更大的挑戰。新加坡政府自2012年以來已增加4000多個療養院床位。政府計劃到2020年將增加超過1萬個中心護理與居家護理名額。但這一增幅仍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引發媒體對老人護理的關注。
有媒體以日本爲例,指日本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老人增多意味著老齡失智或半失智的情況更爲普遍。據日本衛生部門估計,到2025年,日本嚴重失智症患者將達到675萬人。另據日本勞動局的數據顯示,在15歲以上的男性勞動人口中,54%需要面對家中老人護理的問題。每年爲此辭去工作的日本人多達10萬。
顯然,這已不僅僅是老人自身的問題,其影響已從家庭延伸到社會。這也將是新加坡會面對的問題。如果爲照顧家中老人導致更多勞動人口辭去工作,那將大大加劇新加坡已有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影響未來的經濟發展。
另外,護老問題也會影響家庭和諧。尤其是照顧失智或半失智老人,已不能單從孝道的角度來看。因爲一般人缺乏照顧失智老人的技能。這個問題也不是出錢請女傭就能解決的,因爲大多數女傭同樣不具備這個能力,尤其是較年輕的女傭。因此請女傭照顧老人,經常會帶來更多不愉快。
老齡化已使新加坡社會對護老、托老的需求有增無減。可是養老院或護理機構多由志願福利團體運營,它們須自籌部分資金,官方才予以資助。資金短缺對養老院提高護理素質、改變運作模式形成嚴重制約。另一方面,老年醫護工作很難吸引本地人加入,因此外籍員工成了行業主力。有輿論認爲,政府制定的相關“醫療護理人力計劃”也亟需調整策略,以加強對這一行業的人力資源投入。
雖然新加坡政府已在全國不同社區增設養老設施,試圖讓護老、托老設施,跟托兒設施一樣,成爲社區配套設施的“標配”,但媒體也指出,這類設施的增加仍明顯落後于需求,許多家庭申請社區內的日間托老服務,往往要排上一年的隊才能等到名額,因此呼籲政府應盡早研究相關趨勢,積極全面地應對老齡化問題。這將是新加坡未來所面對的一個重大社會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