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元華博士（Dr. N. W. Goh），新加坡《聯合早報》前副總編輯，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客座教授。研究興趣：新加坡政府語文政策、語言計劃，社會語言，跨文化研究，新聞學，新加坡政治，區域政治。出版《新加坡良治之道》等專著20余部。
摘要：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自1959年在全民選舉中獲勝起，就在接下來每四五年一次的國會選舉中蟬聯執政至今。全國20多個反對黨，每次競選期間，在公開活動、秘密投票的民主選舉中跟行動黨爭奪政權，但都無法取得顯著的成果。其主要原因是行動黨執政這麽多年來依然信守創黨時的諾言，勤政愛民，廉潔自律，建設國家的輝煌政績，推動新加坡持續發展與繁榮的良治之道。本文以新聞體綜合學者對良治與民主的關系的不同觀點，新加坡政府領導對良治與自由民主的獨特見解。
關鍵詞：民主 公共政策 良治
“建國以來政府的治理成績有目共睹，可以說基本上實現了‘善治’。”
——新加坡國會反對黨領袖、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2013年5月
一 新加坡居良治榜首
美國政治學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2013年3月3日發表在《治理期刊》（Governance Journal）的論文《什麽是治理？》中，將新加坡名列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榜首。這是新加坡繼多項成就名列世界前茅的榮譽後的另一頂桂冠。英國華威（Warwick）大學校長在2013年4月的一篇演講中，也高度肯定新加坡的成就說：“新加坡充分利用它在地球上所處的優越位置，把自己發展成幾乎無與倫比的國際商貿樞紐。”
2007年4月22日，哈佛大學商學院高級副院長維拓（Richard Vietor）在亞洲新聞台的訪談節目中說“新加坡是有效政府的最佳例子”；2008年，政治與經濟風險咨詢公司也認爲“新加坡是本區域政治與社會最穩定的國家”。
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監察與研究處處長班吉教授在《2008/2009世界城市狀況報告》推介會上說，新加坡完全找不到貧民窟，單是這點已是許多大城市至今都無法達到的一項成就。和其他城市相比，無論是綠化環境、公共運輸或住屋，新加坡可說是成就非凡。盡管各國城市面對的問題都不相同，但新加坡的成功經驗具備很好的借鑒價值。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對新加坡的成就尤其贊賞。他說：“有很多原因讓我很喜歡來新加坡，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治國觀點：務實、萬事難不倒和敢爲人先的創新精神；它每天都在各個方面適應世界的變化。有個新加坡人這樣說：‘新加坡人是日夜都感憂慮的人，我們不把任何事情視爲理所當然。我們必須不斷改變以適應世界。’正是這種不敢懈怠的精神讓新加坡與衆不同。其實，這也應該是聯合國的座右銘。在聯合國，各種各樣的憂慮每天接踵而來。有時候，我真不曉得如何著手處理。新加坡應對問題的方法，可爲必須應付氣候變化、維和任務、水資源和食物短缺等不同挑戰的聯合國提供借鑒。新加坡處于創新與改變的最前沿。你們不斷尋求新的解決方案。在很多方面，你們是創新的楷模。”
在現代新興國家裏，新加坡共和國是一朵奇葩。它從一個多種（民）族、多宗教、多語言的移民圈地而居的英國殖民地，在短短40多年裏由第三世界（Third World）躍升第一世界（First World）之林，成爲全球跨國企業雲集、東西方文明交彙的國際大都會，人均收入排名世界前頭。它小國寡民，資源匮缺，但其政府作爲良治的品牌蜚聲國際，成爲許多國家借鑒發展經驗的“取經”對象。
新加坡最大反對黨——工人黨領袖劉程強也承認，“建國以來政府的治理成績有目共睹，可以說基本上實現了‘善治’。在這種情況下，民衆即便在個別領域對政府有不滿，也會通過合理的渠道向政府尋求幫助，而不會尋求推翻政府，這是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發展優勢”。
二 政治學者對良治與民主的關系提出新的看法
上述弗朗西斯·福山于2013年3月發表在《治理期刊》上《什麽是治理？》的文章裏，對民主和良治間做了微妙的區分。他指出，“目前發達社會的正統觀念”，也就是相信“民主和良治是缺一不可的”，“更多是理論而不是實際經驗所顯示的事實”。他認爲，“政府的素質是能力和自主性相互影響的結果，不取決于是否存在民主政體”。新加坡資深外交家、政治學學者馬凱碩教授贊同福山的這個觀點說：自由民主固然是人人向往的制度，但不是實現良治不可或缺的條件。
他說：“直截了當地說，民主不是良治的必要或足夠條件……是的，沒有民主也可能有良治。任何懷疑這種說法的人，應該看看中國政府過去30年的紀錄。它並不是十全十美，但成功地讓更多人脫貧、受教育、延長他們的壽命，並創造了全球最大的中産階級。在人類曆史上，沒有其他社會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上比中國政府做得更好。因此，否認中國人享有良治，那簡直是精神錯亂（Insane）。”
他覺得西方人著重的更多是良治的方式而不是成績，“很明顯的，有最好的程序但成績卻乏善可陳是沒有意義的。歸根結底，人們只想知道他們的生活有沒有變得更好”。換言之，能爲絕大多數人民謀福利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不論是什麽樣的政體。或許這就是向來崇尚西方式民主的福山改變了對民主含義的看法的原因，畢竟事實勝于理想。
2011年12月5日，《環球時報》社評《用民主造福人民，而非討好西方》認爲：“西方的真正興趣大概不是要把民主推向世界，而是要借這個過程，把西方的利益向全球擴張……民主制度進入非西方國家，必然與各國政治現實發生複雜的磨合。這種磨合未必不會導致比西方現行體制更有活力的成果，但西方要求民主必須是‘純的’，這樣一來，就不會有碰撞與磨合帶來的跨越，一切變成學習資本主義道路的‘從頭開始’。西方永遠高高在上就成爲客觀的結果……追求民族複興的中國，必須有強大的意志。不能順著西方輿論來，也不能成心逆著西方的經驗走。怎麽對中國好，我們就怎麽做，這個道理永遠都不會錯。”這觀點無疑代表目前中國執政黨對民主政治的立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題爲《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演講裏提道，“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很形象地說明了中國采用適合國情的政治制度的選擇。
美國投資家羅傑斯（Jim Rogers）數度贊揚在中國共産黨領導施行的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所取得的輝煌政績：“中國共産黨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資本家。”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弗裏德曼（Thomas L.Friedman）也感歎：“研究中國爲將來所作的投資的能力，我不覺得我們的制度是錯誤的，我倒是覺得我們糟蹋了自己正確的制度。我們的民主居然無法像專政的中國那樣發動人民專心致志……團結和堅忍不拔地幹些大事情，這根本就不合理。”
另一美國學者也認爲，中國人駕馭資本主義遠比美國人高明：“2008年開始的全球經濟衰退所展現的最大諷刺之一是，共産黨執政的中國在管理資本主義的危機方面可能遠比民主選舉的美國政府高明。”
總之，不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國，短短30年在各方面的快速發展，被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形容爲“人類史無前例的”奇迹。
馬凱碩認爲，“福山的文章可以作的最大貢獻，是讓西方思維看到新的可能性。西方人開啓其視角時，將發現許多良治的寶貴例子。當西方的美國和歐洲政府等在爲人民提供基本水平的良治都面對困難之際，這些例子更具意義”。新加坡工人黨領袖劉程強也說，“從政治的發展來看，民主是一個不壞的制度，但是民主也並非就是完美的”。
可是，美國的精英階層大多相信美國式的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各國都應該效仿。美國駐新加坡大使海大衛（David Adelman）上任前就曾公開表示，要以公共外交強化新加坡的民主，幾乎是要幹涉新加坡的內政。2009年11月，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在提名聽證會上問他，是否有意或打算如何針對民主與新聞自由的課題與新加坡交涉。他當時答說：“我們要搞清楚，目前新加坡的政治絕對不是多黨民主體制，我一旦成爲大使，將透過公共外交來促進新加坡的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並最終促使新加坡的反對黨有更多的政治空間，從而強化新加坡的民主，使它成爲一個多黨制的民主國家。”海大衛沒料到他在國會聽證會上的這番話，會在新加坡引起那麽大的爭議。
他就任後在新加坡的記者見面會上回答《聯合早報》記者提問時，竟然否認他當時在聽證會上所發表的這番言論是針對新加坡的，“我在聽證會上所說的並不是非比尋常的話，而是美國大使過去200年出使世界各國時都說的話”。他表示，不會對新加坡的國內政治參與意見，因爲國家的政治發展方向應由新加坡人來決定。“我不打算，也沒興趣成爲新加坡國內政治的一分子。”他在記者會上重申：“幹預新加坡內政對美國一點利益都沒有，美國要做的只是繼續把本身樹立爲民主國家的成功典範。美國人都對我們的民主深感自豪，這是衆所周知的。”新加坡政界和新聞工作者都覺得，他終于明白新加坡政府在這個課題上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以及外國人不得幹預新加坡內政的堅定立場。
三 人民行動黨政府的自由民主觀
西方自由主義者推崇“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發展模式，並相信沒有民主就不會産生良治。李光耀對此持不同的看法。2009年他在接受美國彭博新聞社訪問時指出，如今人們已經提出異于“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經濟增長靠什麽？（社會）秩序、（政策的）確定性、連貫性、（人民）勤勞、（政府的）親市場政策、儲蓄和投資、貿易、教育和培訓（Order，certainty，consistency，hard work，market-friendly policies，savings and investments，trade，education and training）。這不同于‘華盛頓共識’強調的開放經濟，最低限度的國家幹預和民主政治的優越性（Stresses on open economies and minimal state intervention，and is based on the superiority of democratic politics）。”
（一）民主選舉如兒戲的壞影響
李光耀雖然接受西方教育，對西方政治制度也了如指掌，但他不贊成全盤接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他說他不信服民主的優越性的看法：“民主若果真是較佳的制度，那它本該像市場經濟那樣，早已征服世界了。”不過，他覺得民主有一個優點，即讓政府在非暴力情況下替換。
許多國家的民主選舉猶如兒戲，形形色色的候選人在選前或玩種族牌，或玩宗教牌，或公開偷錄的性愛/偷情視頻打擊對方，或明目張膽地賄賂、恐嚇選民，幾乎都花言巧語地對選民誇下海口，許諾明知無法兌現的種種諾言等伎倆騙取選票。進入國會後，他們以公權牟私利，哪還記得對選民的那些承諾。這樣的例子舉目皆是。
2013年5月5日馬來西亞全國大選的結果顯示出嚴重的種族政治傾向。許多無緣享受進步果實的馬來族選舉反對黨馬來族候選人，在政治上不享受公平待遇的許多華族則選舉反對黨華族候選人。首相納吉承認選舉結果凸顯社會分化現象嚴重，但也歸咎于“華人海嘯”（Chinese Tsunami），呼籲進行“全國和解”運動；前首相馬哈迪幹脆公開指責華族選民“忘恩負義”和許多馬來族選民的“貪婪”，使執政聯盟的表現很不光彩。政界與學術界則發出警訊：縱使是民主選舉，但政客公然大玩種族牌和宗教牌，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越陷越深，不利于社會和諧與國家穩定，更甭說發揚自由民主的政治精神了。
2013年5月14日，馬來西亞主要的英文報《新海峽時報》（New Straits Times）發表一篇選後評論《馬來西亞的民主危機》（Malaysia’s crisis of democracy）指出，很多馬來西亞人忽略的一個問題是選民之中“沉默”的大多數（A“silent”majority of the electorate）——那些放棄投票權的合格選民。執政聯盟和反對黨聯盟各獲得約500萬張選票，但另外約500萬合格選民棄權。表面上看來，那些棄權的選民似乎無關緊要，頂多說他們是騎牆者或者對政治漠不關心。但往深層思考，這絕非小事。研究經濟學是研究理性的人類如何做決定。在大選中投下一票是一個決定，不投票也是一個決定。“那麽，以任何標准來衡量，那麽多合格選民決定不投票則是民主的危機。”
民主政治也無法阻止不合格的候選人參加競選，讓社會上的壞分子乘機“漂白”自己，然後以合法身份繼續幹壞事。根據印度媒體報道，在“世界最大民主國”印度，很多國會議員曾是貪汙犯、殺人犯、強奸犯、流氓惡霸等，他們以各種手段混入國會，搖身一變成了民主政治的人民代議士！還有些則是長得漂亮的或扮演仗義執言、爲民請命角色的影視明星，被癡迷的觀衆送入國會充當花瓶。
菲律賓前總統埃斯特拉達正是這樣的人。他原是一個聲名狼藉的人，但在電影裏扮演的是除暴安良的弱勢群體的英雄，于是被人民選爲總統。但他就任不久就原形畢露，在2001年被控“盜國”等貪汙罪行，被“人民力量”攆下台。2013年5月14日的選舉中，他居然卷土重來，獲選爲首都馬尼拉市市長，掌管160萬人民的命運！
2013年5月20日，美聯社、彭博新聞社發表一篇政治特稿，指“在菲律賓，家族壟斷國家政治”。特稿引述研究王朝政治的菲律賓亞洲管理學院經濟學者孟多紮（Ronald Mendoza）的話說，“我們說我們有民主，但其實人民沒有多少選擇……實際政權已被（幾個家族）壟斷了”。菲律賓下議院每10個議員中，有7人屬于政治王朝的成員；在上議院的王朝成員則高達80%。孟多紮和其他政治分析家認爲，菲律賓的王朝政治現象緣于人民普遍貧窮，官員普遍貪腐及傳統的官官相護文化。
這些所謂總統和國會議員的治國與問政能力可想而知，實現良治更不是他們所關心的或辦得到的事了。新加坡的政治不容許任何品格有瑕疵的人成爲國會選舉候選人，就是爲了阻止不稱職者染指攸關國家前途和人民命運的政治權柄。即便對候選人的資格如此嚴格把關，還是發生了包括執政黨國會議員在內的因違反新加坡政治文化的言行舉止而被檢舉的事件。
在中國，基層民主選舉也出現不民主的現象。2012年2月4日，前總理溫家寶在原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現任副總理）的陪同下，到廣州江高鎮水瀝村與一些村民座談，了解村民對于換屆選舉與農村建設的意見。一名村民在座談會上直言，有些地方的村委會在換屆選舉中，一些比較大的家族，還有“拳頭比較硬”的人對村民選舉有影響，不能把真正優秀的村民選進（領導）班子。
溫家寶聽後表示要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利，堅定不移地做好村委會村民直選，對利用賄選、家族勢力操縱等不正當手段來破壞和幹擾選舉的行爲，要依法、依紀處理。最基本是要有嚴格的法律法規和健全的制度，同時要有公開、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因爲“沒有程序的民主，就沒有實質的民主”。
李光耀不認爲西方式民主能在每一塊土壤上茁壯成長，“在一個沒有自主政府的曆史或傳統的國家，自由選舉不是邁向民主社會的最佳起步。沒有足夠的社會條件，選舉只是讓人民發泄對現有政府的貪腐和無能的不滿，把反對黨選進國會，無論那是怎麽樣的反對黨。巴勒斯坦地區的哈瑪斯正是因此而獲選執政的。比較好的做法是：先致力于教育、解放婦女和創造經濟機會。接著專注于執法、強化法庭的獨立性，建立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公民社會組織。只有這樣，自由選舉才能帶來較好的民主秩序”。
（二）先發展經濟後民主
李光耀相信，一個國家首先必須有健全的經濟發展，人民有了基本生活保障之後，才可能有民主。他說：“除了幾個例外，民主並未爲新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好政府。民主並沒有導致經濟發展，是因爲政府本身並沒有建立經濟發展所需的社會穩定與紀律。什麽是好政府？這視人民的價值觀而定。亞洲人所重視的，未必就是美國人或歐洲人所重視的。西方人所重視的是個人自由。”
1.對抗性兩黨制的弊病
此外，李光耀也指出，經常更換政府的國家政局不穩定，“西方人說必須有多黨制才算是民主。你必須有A黨進，B黨出，B黨進，C黨出，這樣才對國家有利。我不同意這個看法。這樣不可能産生一個穩定的政府”。政府更換像進出旋轉門一樣頻繁的國家，對立派政黨和支持者都忙于政治抗爭，往往造成政局不穩定，令長期投資者裹足不前，不利于國家的經濟發展。
2011年8月，美國時事雜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評選出全球擁有“最惡劣議會”的國家和地區，日本、中國台灣和比利時都上榜。該雜志認爲，世界“無能議會”的共通點，就是“荒謬的黨派主義”，並認爲其實美國國會也面臨這個問題，比如當年的債信被降到AA+，國會的錯要占一半以上。
《外交政策》提起中國台灣“全武行”的“立法院”裏的打架鬧劇不僅“司空見慣”，甚至已經“國際馳名”了。它認爲，中國台灣“立法院”比起議政活動，其實“肉搏戰”更出名。此外，在黨和黨之間，與其說是政治夥伴，倒不如說是冤家，所以很難找到合作事例。
至于日本，《外交政策》評它的國會是“無能和官僚主義的溫床”。“日本國會是精英行政官的隸屬機構，它所要做的事情僅通過表決贊成官員事先決定好的法案；從2011年‘3·11’強震發生後，以及福島核電廠事故處理過程即表露無遺。”
比利時議會也被《外交政策》選爲最惡劣的議會之一，因爲在2010年6月13日大選結束後，該國一直未能成立新政府，無政府狀態已經維持了14個月。這是因爲各自使用不同語言的弗萊芒區（荷蘭語）和瓦隆區（法語），爲了各自地區的利益未能達成統一。民主選舉並未産生有效的政府治理國家。
這就是爲什麽李光耀覺得“單靠選舉並不能産生民主制度”“多黨制並非民主制度之必需”。
2.西方民主觀念非放諸四海皆准
新加坡第二任總理吳作棟也不認同對民主采取單一尺碼（One size fits all）。他認爲，新加坡其實在實踐國會選舉民主，在保留民主的精神與精華時，也考慮新加坡的國情、法規、獨立的司法制度、政府的透明度和問責制、負責任的傳媒以及尊重人權。這些都是民主的首要元素。他認爲，民主不應該過早地強加給未具備條件的國家。
新加坡政府的民主觀是一脈相承的。現任總理李顯龍也說，亞洲國家必須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與媒體模式，“盲目地引進他國的制度，東施效颦地植入本國的政治制度，結果將是得不償失”。他認爲：“亞洲的經濟起飛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幾個國家經曆了政權的替換——從強人領導與集權制度變成較多元的政治景觀……西方觀察員有時視之爲民主化與進步，但這僅是一種看法。其實，現實情況往往跟西方形式（Forms）與模式（Models）有很大的差別。”
他指出，亞洲國家仍然在摸索適合國情的政治制度。各國所采取的制度必然不同，因爲各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地緣政治情況。亞洲國家必須尋找適合本國社會文化的一種制度。這制度能夠産生有效和誠實的政府，能爲人民提供安全、工作和繁榮。“最顯著的例子是中國……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它不會以西方的標准來衡量自己，它不會焦慮地等待西方人分發的（中國民主進展的）成績表。由于中國的社會正在改變，而且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政治上它將逐步演變，但中國將沿著自己摸索出來的道路前進。”
3.李光耀：中國不會嘗試一人一票制度
在2013年8月初出版的《個人對世界的看法》裏，李光耀也表達他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看法。他認爲：“要了解中國以及它今後20年的面貌，你得先明白中國人的民族性和他們的社會結構。5000年來，中國人相信只有中央政府強勢，國家才安全。懦弱的中央意味著混亂和動亂。一個強勢的中央帶領國家走向繁榮與和平。每個中國人都明白這個道理。這是悠久的曆史經驗積澱的一個根本原則。這個根本原則不可能在可預見的將來改變。這是共産黨執政前就已經形成的心態。它已經存在數千年了。
“西方有些人要中國成爲像西方傳統的民主，但那是不會發生的。美國人認爲沒有一人一票的選舉——無論是總統或國會，並且每隔數年就換個政府——國家就不會獲得成功。這可是他們先入爲主的世界觀。中國人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傳統。它是一個幅員遼闊、有13億人民的大國，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與獨特的曆史。它將按自己的方式發展國家。
“正當各種改變席卷中國大地，中國的政治也必然會演變。要任何一個政治制度永遠不變是不可能的事……無論你如何改善揀選領導人的方法，總會有一代的人會說：‘你看，這已經不合時宜了，讓我們改變它。’沒有人敢說這樣的事不會發生。但即使這樣的事真的發生了，也不會導致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而是一批領導人取代另一批領導人，因爲在文化上與曆史上，中國人相信一個強勢的中央將爲國家帶來和平與繁榮。
“一人一票制度從來不曾在中國實行過，也從來不曾給中國帶來繁榮。因此，中國人不會嘗試這樣的政治制度……對年輕的中國人來說，經濟前景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麽的樂觀，他們的生活水平逐日提高……我不認爲他們會破壞現狀。至于中産階級，他們都急著要往上提升。當他們達到目的並穩住了腳跟，就可能會要求政府更加透明，並對國家的管理有更多發言權，但這也需要經過一段時間。”
被西方政界捧爲“自由民主女神”的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季，在2012年10月 3日結束訪美之前對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說，她贊揚東歐、南非和拉丁美洲國家過去的民主過渡模式，但她強調，緬甸必須發展本身的模式，而不會是美國式民主。同一天，她在美國洛杉矶會議中心對數千名支持者講話時指出：“這不可能是美國式民主，因爲緬甸不是美國。每個國家必須發展本身的民主形式，不能由上而下實行。我總是反對軍人政權向來所鼓吹的所謂‘有紀律的民主’。”關于緬甸將來采用哪種民主模式的問題，她答道：“我們可以從很多地方學習許許多多的經驗，不光是向亞洲的韓國、中國台灣、蒙古和印度尼西亞等地學習。”
2013年5月初中國香港教育學院的一項調查顯示，約一半中國香港人認爲維持社會秩序比民主更重要。該電話調查訪問了1032名18歲或以上的港人。研究顯示，男性、年紀較輕、教育程度較高以及在職受訪者，一般認爲“民主比社會秩序重要”，但只有較高學曆的港人同意“言論自由比社會秩序更重要”。調查是讓受訪者從四個項目中選出最重要的一項，結果最多人選維持社會秩序（31.8%），其次是民生（26.1%），排第三的是捍衛言論自由（25.8%），最後是民主（14.1%）。
由于李光耀不時公開對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提出質疑，也抗拒以它作爲各國自由民主制度的標杆，一些西方自由主義者就曾指摘新加坡不是個民主國家。但李光耀反駁說：“西方人說我們是獨裁主義者。我說新加坡人民在大選中投票，投票是秘密的；我們獲勝，而且是執政41年後仍獲得66.6%的支持率（2006年）。西方自由主義者也許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但我不認爲我們的選舉是不民主的。畢竟這是新加坡人民的決定。”
針對有些西方媒體指摘他是個“專制領導人”（Autocratic leader），李光耀的回答是：“專制是指你所施行的政策沒有得到人民的認同。我的政策在每四五年的大選中都獲得絕大多數選民的支持，支持率從來沒低過60%。因此，我不覺得自己是個專制的領導人。”
以2011年5月7日全國大選爲例，執政的行動黨獲得曆來最低的得票率（60.14%），反對黨則取得39.86%的突破。執政黨的幾名部長，包括外交部部長楊榮文，被反對黨擊敗。2012年5月後港選區補選和2013年1月26日榜鵝東選區補選，反對黨工人黨都以高得票率的多數票擊敗行動黨候選人。因此，連反對黨都承認選舉是民主的、秘密的，也是公正的和透明的。
其實，向全世界推銷其自由民主價值觀的美國，本身深陷激烈對抗性的兩黨制泥沼而不能自拔。奧巴馬總統公開指責，美國朝野政黨惡鬥不但分裂美國社會，也嚴重傷害了經濟複蘇進程。比如，2011年8月5日晚，世界權威金融分析機構標准普爾宣布，將美國信貸評級從最高級別的AAA下調至AA+，並將其評級前景定爲“負面”。這是美國首度喪失其最高信貸評級，動搖全球債券市場。奧巴馬總統將此事件歸咎于共和黨和民主黨只顧對抗而不顧大局的結果。
他說兩黨在國會裏的對抗已經使美國經濟深受其害。他在每周全國廣播中說：“最近，華盛頓兩黨爲各自的政治目的而無法就借貸上限達致共識，談判陷入僵局，破壞了國際社會對美國信貸的信心，阻礙經濟發展。美國沒什麽問題，但我們的政治出了問題，我們必須加以糾正。”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弗裏德曼在他的一篇評論裏指出，“美國是個否決政體，不是民主政體”（America is a vetocracy，not a democracy）：“如果你熟悉美國曆史，過去的政府曾經通過依法辦事，提倡獎勵冒險和預防目無法紀行爲等種種條規，教育勞動隊伍，建設基礎設施和撥款鼓勵科學研究上起著關鍵作用，你就明白，目前的否決政體有多危險。……我們的（共和黨與民主黨）政治鬥爭比任何時候都更惡毒，制造嚴重社會分裂。”
四 新加坡政府領導人論良治
在李光耀看來，政府的良治就是領導人要嚴肅和認真地負起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把國家管理得井井有條，照顧好人們的生活，並讓人民對未來有信心：“最關鍵的考驗是：我們行動黨政府爲每個公民提供他之所必需——美好的生活、安全的環境、良好的保健制度、良好的居住環境、良好的教育制度，並且爲他的兒女創造一個未來。這就是良好的政府管理。”“政治領導制定正確的政策，推動國家發展，創造有序和穩定的環境，讓學習成爲提升生活條件的途徑，獎賞勤勞工作者而不是偷雞摸狗者，那麽你就會生活得好，整個國家也會繁榮。依我看，這就是良治。”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2013年5月9日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報告裏，新加坡人的安樂（Well-being）狀況在187個國家中排名第18。人類進步指數的指標是：人均收入增加、人民的預期壽命延長和孩子平均的上學年數。其他指標包括成年人識字率和政府對衛生與教育的投入。這個最新的報告無疑肯定了李光耀的良治效果。
李光耀說，他爲政的最高標准是組成一個廉潔、能幹、任人唯賢，而且專注于服務人民的政府。他認爲，政府最重要的目標是贏得國人的信任。只要人民不質疑政府的誠信、能力和公正性，在爭取利益、發展經濟和公平地分享利益等方面都以他們的利益爲重心，政府就成功解決了許多難題。在教育、醫療保健、房屋和消閑設施方面給予公平的待遇，爲國人的後代創造有希望的前途。
他指出，在新加坡，公共場所看不到乞丐，也沒有貧民區，人人有自己的住房，而其住房大小和價值則取決于個人的教育水平、工作時的積極性和對經濟的貢獻，也即憑自己的努力創造自己和家人應享的生活條件。
（一）建國總理李光耀的良治六大原則
1980年1月5日，李光耀在行動黨25周年黨慶上談領導人的良治之道：
1.信息明確，不要迷惑人民。
2.政策始終一貫，不要朝令夕改。
3.政府保持廉潔，杜絕貪汙。
4.爭取人民尊敬，不要一味討人歡心。
5.與民分享利益，不剝奪人民應有的生活條件。
6.努力爭取成功，決不屈服。
（二）第二任總理吳作棟的良治四要項與五原則
良治四要項：
1.負責與透明：確保長治久安，政府的治理權須獲得人民的明確委托。
2.政策須爲公衆的長期利益著想，即使某些政策在短期內不受歡迎。
3.政府須爲全體人民提供公平的競爭並取得成功的機會。唯如此，政府領導層才能獲得廣泛的支持，經濟才能取得持續增長。
4.形成爲公共服務物色和栽培人才的文化，吸引最佳人才加入政府工作。
治國五原則：
1.維護政府的廉潔與道德威信，這是獲得人民信任的基本條件，如果政府貪汙腐化，將失去民衆的信任。
2.說真話，不掩蓋真相；實事求是，說到做到；不開空頭支票。
3.公平對待各族群，讓每個國民都有公平的機會。實施任人唯賢的制度，弱勢群體獲得能力較強者和社會與政府的照顧，既能分享成功果實，下一代也有自我提升的機會。
4.實行對國家和人民有長遠好處的政策，不做討好選民或謀取短期政治利益的事情。
5.了解人民的願望，讓人人都能參與塑造新加坡的願景。這樣一來，領導人與民衆對國家未來的發展將能凝聚共識，彼此的信任就能持久。
他指出，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不能強求的，也不能建立在恐懼的基礎上。“首先必須贏得民衆的信任，然後以政府的誠信、奉獻、公平和績效來不斷加強政府與人民間的互信。”
（三）李顯龍總理的良治四信條
1.領導是關鍵（Leadership is Key）：“我們是個小國。假如他國像一艘大油槽船，新加坡僅是一只快艇。在海上我們較脆弱，因此要更加敏捷，更懂得如何避開險境。那麽，我們就需要擅長駕駛快艇的掌舵者。無論是政治領域或公共管理，在各層次我們都需要能激勵新加坡人民，並且動員他們爲國家作最大貢獻的領導人。”
“我們需要能作正確決定，而未必是討人歡心的決策的領導人。我們需要具備道德勇氣和正直的領導人，承認並糾正過去的錯誤，同時明辨哪些政策已經過時，需要改變。這正是爲什麽我們盡力確保公共服務系統延攬全國部分最優秀人才。我們要求在公共服務裏有優秀領導人和能幹的公務員，推動我們的招聘、事業發展和報酬制度。”
2.審時度勢，與時俱進（Anticipate Change and Stay Relevant）：“鑒于世界急速改變的步伐和幅度影響著每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公共服務還能保持消極或被動的狀態，蕭規曹隨地執行所謂‘屢經考驗的做法’。我們必須抱著開放的態度，吸收新的點子，並且不斷地重新審視過去的假設，決不能被過去所束縛。但這談何容易。
“在新加坡，我們最近曾進行一次自我檢討，重新考慮公共服務的角色，得到了幾個結論。我們的結論是：公共服務與其老是遵循已經嘗試和考驗的做法，必須有更勇于冒險的精神。它必須更加了解商業、市場和經濟，同時扮演促成者（Facilitator）和推進者（Promoter）的角色，而不再單純是商業規則的監管者（Regulator）。各部門的工作需要加強聯系，以共同應對更加複雜和多面性的新問題。”
3.論功行賞，獎勵勞動（Reward for Work，and Work for Reward）：“這個信條反映了新加坡的政治信念。它經過長期的演變，已經成爲新加坡人民的基本人生觀。新加坡人明白，我們得自力更生。由于我們國家的狀況——小國、缺乏天然資源，且高度依賴外部環境——我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機智謀生並保障未來。雖然自力更生是新加坡人根本和不移的精神，真正施行時卻是需要不斷地調整和改善的。
“如果我們完全讓個人照顧自己的生活，讓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自生自滅，那麽維系和凝聚社會的團結精神就會被削弱。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爲人民提供過于慷慨的安全網，人民最終將會喪失自動自發的上進心，國家也將陷于停滯狀態。每個政府都必須在兩者之間求取平衡，盡管各國有各國本身的對策。但在新加坡，以工作獲取獎勵，而且獎勵勞動者的觀念已經深入雇主與雇員之心了；公共服務也不例外。”
4.風險共擔，機會均等（A Stake for Everyone，and Opportunities for All）：“任何治理方式的終極目標並非爲了強化制度，甚至並非經濟好景，而是國家建設。這是關于創造一個包容性（An inclusive society）的社會，讓所有公民都不僅享受經濟上的富裕，更感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對國家有歸屬感。我們的目標是使新加坡成爲機會處處的地方，我們熱愛的家園，心靈向往的社會，並以新加坡這個國家感到自豪。
“這需要政府謹慎平衡各種相互競爭的力量。我們需要在個人利益高漲的當今時代提倡共同責任感。盡管新加坡人全球走動已是習以爲常的事了，我們仍需要培養他們對社會的情感。而且在無奇不有的觀念相互競爭和影響的沖擊下，我們需要維護作爲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
（四）副總理張志賢的良治三要素
新一代的領導人也繼承這樣的良治之道。比如副總理張志賢談治國三基本要素時指出：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尤其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普及以及資訊科技的帶動，促使人民得到資訊的機會大量增加。這使到人們對政府有更高的要求，也希望能有更多參與決策的機會。因此，他認爲治國三要素是：
1.任何政府都必須從照顧人民的利益和交出良好的政績來取得合法的執政權；它也必須抑制貪汙腐敗的情況出現。
2.政府必須公平地分配機會和利益，並照顧少數族群和弱勢群體。
3.建立一個完善的政權承先啓後機制，以確保政府可以帶領國家向前邁進超過一代或兩代人。
他認爲在三者當中，缺少一個或更多的要素，國家將無法維持長期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
五 新加坡政治進入“新常態”
隨著人民普遍接受英文教育，西方思潮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也日益擴大，很多新加坡人感覺不能滿足于目前的政治制度，要求擁有更多自由民主的權利。務實的執政黨了解它不能固守過去的治理方式，這幾年來因時制宜地采取了許多措施回應人民這方面的訴求。政府官員加強跟民衆的聯系，積極吸取各方的經驗和智慧，官民協力制定解決方案，從而增強國民對政策的參與和認同感，設法擺脫“嚴父政府”與“保姆政府”的傳統形象。
（一）政府改變治理方式
行動黨在2011年5月7日國會選舉的得票率曆來最低，反對黨工人黨崛起成爲國會裏的第二大政黨，新加坡政治因而進入“新常態”（New Normal），即從行動黨幾乎獨步國會議席的時代蛻變成雛形的兩黨制政治。
李顯龍總理評估大選結果時指出，這是新加坡政治發展的分水嶺，政府有必要更加注意聆聽民意，更深入了解民情，針對國民的訴求制定能獲得大多數國人支持的政策。他說，政府已經清楚地聽到了選民對政府發出的響亮呼聲，即刻宣布要采納更開放、更親民的治理模式。主管公共服務的副總理張志賢也在公共服務卓越獎的頒獎禮上講話時強調，選民已在大選中發出明確信息，要政府在治理過程中更加聽取他們的意見。
2011年5月21日在新一屆政府就職典禮上，李顯龍總理針對政府新的治理模式做了宏觀的闡述。他說，政府不能原地踏步。它必須與新加坡的社會和人民同步邁進，跟時代精神和人民的抱負與期望一致。這是政府爲人民服務和良治的不二法門。
同樣的，新加坡的政治也不能停滯不前。“越來越多的利益團體和不同的聲音已經浮現，爭取支持者。我們的政治制度可以而且必須容納更多的觀點，鼓勵更多的辯論和更多人的參與。與此同時，在重大課題上，新加坡人民必須團結一致是極其重要的。明白我們這個小島國在東南亞所面對的基本現實，與政府並肩爲我們的國家發展和制定最佳的應對策略。”
他說：“我們將處理全體新加坡人所關注的事情。在執行政策時，我們的手法將更加靈活、更加爲民著想和更加體恤人民的訴求。沒有任何一個政策足以應對所有的突發事件。因此，執行政策時政府必須判斷准確，而且要以心比心看待人民的訴求。政策的用意是改善我們的生活，假如出現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我們須即刻加以糾正。當我們犯錯時，我們必須承認，並糾正錯誤。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做對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有利的正確的事。”
他也說，政府必須發展出一種對新加坡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價值觀，促進良好的政府爲當今和以後新加坡人長遠的利益著想。“雖然我們現在出現了更多不同的聲音，新加坡政治不應該像其他一些國家那樣，制造對抗，或更糟的是分化人民和社會。”
接著，李顯龍總理在國會辯論政府新的施政方針時，爲普遍提高人們生活水平鎖定了三個目標：建設沒人落在後頭的包容性社會、打造改善全體人民生活的蓬勃經濟，以及采納“新加坡人優先”的政治模式。
他透露，大選後他委任副總理尚達曼率領一個全面檢討社會政策的跨部門委員會，優先關注促進社會流動性的問題，尤其重視教育，讓孩子們的表現超過他們的父母。此外，政府也准備撥出更多款項，加強社會安全網並協助新加坡人安享晚年。接著，在2012年，總理又委任以教育部部長王瑞傑爲首的部長級委員會，發動“全國對話”，征詢全民爲如何打造未來的新加坡出謀獻策。各階層、各行業的反饋意見都將在政府制定新政策時獲得考慮、采納。
早在2006年7月，新加坡醫藥協會出版的SMA News獨家專訪行動黨前國會議員陳清木醫生，問他新加坡國會是否需要真正的反對黨。陳清木很肯定地回答：“有必要。我堅信國會中一定要有反對黨。從現在的形勢看來，我可以預見下屆大選後會出現更多反對黨議員。這是新加坡人在來年要看到的變化，你無法阻止這個趨勢，而這對新加坡也不無好處。”他的判斷在2011年5月的大選中獲得了驗證。
如今，新加坡國會有更多反對黨議員，在國會裏發表各自的政見，各反對黨也較過去更活躍；只要不抵觸法律（如破壞民族關系、煽動宗教沖突和語文沙文主義等敏感課題），言論也更加自由，尤其是社交媒體（Social Media）針砭時政，批判、挖苦、嘲諷政府政策，可謂暢所欲言。新加坡確實朝著更開放的、符合國情的民主政治邁出了一大步。
此外，要求與期望更高的民衆，希望監督政府，也因此要求政府更爲透明。公務員首長王文輝認爲，一個應對辦法是公務員改變政府與人們之間的關系，制定政策時“以公民爲中心”（Put citizens at the centre）。這意味著從“爲人民服務的政府”（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政府確保人民的種種需求都獲得滿足——改爲“政府與人民攜手共商”（Government with the people）——人民和政府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李顯龍總理經常向人民保證，政府會適時改變治國之道，將與時俱進地適應新時代的變化和人民對自由民主的期望，進而調整公共政策。其實，這也是執政黨爭取選民繼續支持以維持政權的必要變革。現在，新加坡人民和反對黨都已經享有更大的政治空間和話語權，雖然許多人仍覺得不滿足。
（二）重申良治核心價值觀不變
關注新加坡持續茁壯發展者擔心，政府爲了挽回選民的支持率或許會“變軟”，不再像過去一樣堅定地治理國家，改而施行迎合選民的政策，這對國家的長遠發展很不利。比如，第六任總統納丹于2011年7月1日宣布不尋求蟬聯的聲明中說：“新加坡需要堅定和高瞻遠矚的領導人，在面對那些無須承擔責任，只一味含沙影射地攻擊政府的人時，必須能夠抗拒民粹主義的壓力和誘惑，以免犧牲了國家的長遠利益。”
三天後他在主持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典禮後告訴記者，在新加坡的發展過程中，政府的某些政策可能給某些人民造成不滿，但他勸告新加坡人要看大局。“無論如何，政策都是爲新加坡的長遠利益而制定的。問問自己：新加坡今天的成就是怎麽取得的？政府做了多少正確的事才有今天的新加坡？”
李光耀是以務實的態度看待國家政策的演變。他主張，政策與時俱進：“電腦、互聯網、iPhone和iPad等新科技改變了世界，我們的政策也必須改變，以適應和接納新科技所帶來的生活方式。”但是他認爲，新加坡良治的核心政策應該保留：“新一代新加坡人受過更好教育、有更豐富的國際視野，對治理國家的方式自然有不同的期望。因此，我們需要改變制定和實施政策的方法。但是，千萬別忘記我們的曆史經驗。那些促成新加坡成功的根本要素是千古不變的。比如：良治、廉政、任人唯賢和務實等。過去的經驗也協助新加坡人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立國所依賴的價值觀。”
行動黨及其政府很清楚新加坡的成功曆程和今後必須面對的“新常態”的政治生態。李顯龍總理分析說，越來越多元化的國人有不同的興趣與觀點，教育水平更高的人民希望聽到不同的聲音，也希望拉近與政府的距離。他認爲，新加坡政府既不能像瑞士和芬蘭等單一型國家般低調，依賴原有的制度執政；也不能如比利時或日本等國家走馬燈似的更換政府或首相。新加坡必須有意識地找出向前進的正確路徑，避免重蹈許多國家的覆轍。
2012年11月24日，李顯龍以秘書長身份在行動黨的一個研討會上呼籲，仔細思考黨在未來二三十年應扮演的角色，但也不忘提醒黨員在大選中勝出的重要性。執政黨必須代表政治的“中間立場”（Middle Ground），但它不該只單純消極地反映民衆的訴求，而應承擔引導並凝聚民意取向的責任。但黨的終極考驗更在于贏得大選，兌現競選時的政策諾言，對選民有所交代。
李顯龍說：“我們的責任是引導人民合理地看待個人的需求和新加坡的整體情況，這是我們的責任。……如果我們只是‘好好先生’，一味附和別人的意見，我想我們將是失敗的領導人。因此行動黨的角色是領導新加坡和人民，說服他們支持對他們有利的政策。但最終我們必須在大選中獲勝，否則無法兌現政績。政府不可以毫無作爲，而是適時根據最好的判斷采取最合適的行動。不過，我們也要審時度勢，作好重新檢討和校准方向的准備。決策時，我們必須做出適當的抉擇和取舍，執政就是這麽一回事。”
2012年12月3日，李顯龍總理在行動黨黨員大會上致辭時，再度強調治理國家的核心價值觀不能動搖。他告訴黨員們：行動黨作爲執政黨，須要負起領導新加坡的責任。黨必須設定明確的方向，並且拿捏最佳的平衡標准，繼續帶領新加坡前進。“我們要很小心，不要在調整的過程中矯枉過正，一下子左，一下子右，搖擺不定，結果落得上下顛倒。我們也不應該舍棄那些一直對我們很重要的價值觀和原則。接下來黨必須帶領國人建構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並貫徹任人唯賢的制度，讓每個國民都有機會成功，從而打造一個既團結又包容的社會。”
其實，早在2008年，李顯龍總理在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就曾說過：“我們以前不完全是家長式的做法，現在也不完全是一味討好的做法，不是人雲亦雲。無論誰當領導，都必須有自己的看法和主意。如果你沒有主意，你不應該當領導。如果說只要大家同意我就做，這肯定會出問題。因爲你當領導，除了聽取民意，你還有責任分析、了解、解釋問題，設法說服人民，爭取共識，使國家可以不斷往前走。”
政府一再重申，在放寬政治空間的同時，爲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它將繼續以堅定立場治國，以免像其他一些國家那樣因政治對抗而陷入癱瘓，造成社會分裂，使投資者裹足不前，人民因而遭殃。
六 李光耀：國家發展的方向取決于年輕一代的決定
建國總理李光耀在2013年8月初面世的新書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個人對世界的看法》）裏，針對新加坡政治的“新常態”表達看法。他說，新加坡政治像2011年5月大選這樣的成績，遲早會出現。人民行動黨取得60.1%的全國平均得票率，輸掉6個議席——這是自1965年獨立以來最糟糕的成績。行動黨在大選時幾乎囊括所有議席的情況，是不可能長期持續的……更重要的問題是，未來會怎麽樣？這得看行動黨如何應對新局勢，和選民做了怎麽樣的決定。
他說：“我無法預測未來的變數。但有一件事我很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終決定朝兩黨制方向前進，我們將注定平庸。如果我們對自己說，‘沒關系，就讓新加坡成爲一座普通的城市吧，何必嘗試做得比其他城市或國家好？’那麽我們將失去光芒，變成一個暗淡的小紅點。我們倘若走上這條路，我將爲新加坡感到十分惋惜……兩黨制最大的問題是，最好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當選是充滿風險的事。選戰有可能招來對手的挖苦與羞辱，甚至惡毒的謾罵。要是你有才幹、事業有成，何必冒這麽大的風險參選，賭上自己和家人的利益？你多半會選擇避開戰場，過你的安逸生活”……
“新加坡百年後還會存在嗎？我不是很肯定。美國、中國、英國、澳大利亞，這些國家百年後還會在。但新加坡直到最近，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更早一代的新加坡人，建設這個國家時是從零做起，我們做得很好。當我領導這個國家時，我盡我所能鞏固新加坡的成就。吳作棟也是如此。現在，在李顯龍和他的團隊領導下，新加坡將來10～15年將會很好。但在那之後，國家發展的方向，就取決于年輕一代國人做出什麽樣的決定。
“不管他們最終做出哪些決定，我笃定新加坡一旦有個愚笨的政府，國家就會完蛋。這個國家將沉淪，化爲烏有。問：行動黨會在這（出現兩黨制）之前失去執政黨地位嗎？答：我不肯定行動黨三、四或五屆大選會仍能繼續執政。”
七 新加坡人民高度信任政府
國際顧問公司埃德爾曼誠信指數（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公布的數據顯示，在2011年10～11月之間接受調查的1000名新加坡人中，73%的人表示他們信任新加坡政府；國際的平均標准是43%。該機構主席兼亞太區總裁布萊恩（David Brain）分析：“新加坡人民對政府‘做該做的事’的決心保持持續的高度信任，直接影響他們對政府表現的觀感。雖然有些新加坡人有時對政府的某些措施不滿意，但總體說，他們相信政府能夠在困難時期帶領人民克服危機。”
另一個國際機構克特昌（Ketchum）于2011年底透過網絡進行調查，了解受訪者對本國政治、商業和宗教界領袖的評價。3759名受訪者來自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印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新加坡等12個國家。調查報告指出：很多國家領導人的表現都未能達到人民的期望，尤其是歐美民衆對本國政治領導人更是大失所望。
從新加坡受訪者的反應看來，他們最重視的四大領導才能包括：領導人是否能冷靜應對危機（68%），以身作則（66%），以公開透明方式與民溝通（65%），以及是否能清楚勾畫出長期願景（63%）。報告說，新加坡人民對政治領導人的滿意度相當的高，認爲他們在處理國際或國內事務時都展現有效領導素質。
埃德爾曼顧問公司于2013年5月發表各國人民對公共機構（Public institutions），包括政府的信任度調查，新加坡人對公共機構的信任度排名世界第二位，僅次于中國。事實上，新加坡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高達72%，居世界各國政府之首；人民信任作爲公共機構的新加坡政府有能力做正確的事。
該調查也顯示，發達國家的人民對他們自己的公共機構的信任度逐年下降。比如，歐洲國家的人民不相信他們的政府有能力解決財政問題。最顯著的是美國。2011年蓋洛普（Gallop）調查發現，低于10%的美國人信任國會，使它成爲最不可信任的公共機構。
1990～2004年擔任第二任總理的吳作棟在哈佛大學談國內外挑戰時表示，新加坡內部越來越難達成共識。他認爲：“新加坡的政治氣候已越來越開放和具競爭性。新加坡人現在受過更好教育、見識更廣，也善于使用互聯網。他們要爲自己的未來爭取更大的話語權，也訴求他們的不同利益都獲得照顧。他們也更勇于表達自己的意見，特別是通過社交媒體。政府深具挑戰性的工作在于，須通過更大的政治多元性及國民參與度來凝聚共識，與此同時保留作出果斷反應的敏捷身段，進而迅速應對挑戰和機遇……這是新加坡作爲一個小國必須克服的新時代挑戰。”
八 結論
新加坡是實踐國會民主的國家，盡管它不全盤采用西方的民主模式，但連反對黨都不曾質疑新加坡定期的國會選舉是公正、公平和秘密的。中國學者張澤佳在《解讀新加坡的民主》裏說：“新加坡具有西方民主國家所具有的民主框架，雖說是一黨獨大，但一黨獨大終究不同于我們國人所熟悉的一黨專政。一黨獨大，顧名思義，就是在一黨之外還有其他的反對黨，只不過這些反對黨因種種原因未成氣候，無法對人民行動黨造成實質性的威脅。反對黨是可以合法存在的政黨，它們可以宣布自己的政綱，不會因爲在競選中或者在宣布競選之前被秘密關押拘禁。而人民行動黨，雖說在新加坡建國到現在未曾失去執政的地位，但黨的執政依舊需要通過定期舉行的一人一票的公開大選由選民選舉産生。”
署名“西瓜生魚片”者于2010年5月3日在“蓮池論壇”上發表的《新加坡的民主模式與美國有何不同？》頗有見地。他說：“人們一般把新加坡稱爲權威主義體系，權力很集中。任何現代國家的權力都是集中的。權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說權力集中並不是一個價值判斷，並不能衡量一個政治制度的好壞。民主國家的權力也是集中的。例如美國。美國是典型的民主國家，但其總統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很多學者稱其爲帝王般的權力。
“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來保證這個好政府的。執政黨必須通過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選。因爲有很多反對黨存在，盡管它們很小，但也構成良好的競爭壓力。反對黨本身對執政黨沒有什麽實質性的制約，在國會裏只有少數幾個名額。但如果人民不滿意執政黨，在原則上大選時是可以支持反對黨的。因此，執政黨始終有壓力。執政黨的執政行爲必須讓多數民衆滿意。”
他還說：“執政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很重要。在這一點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發達的民主國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國精神是民本主義，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精神。在很多地方，人們對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對資本和人民的作用爭論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處理了這些方面的平衡。根據我的觀察，新加坡的體制有一個好處，就是將‘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人民行動黨要保證，先要選拔出幾個‘好蘋果’，再讓老百姓投票來選舉。選拔是中國傳統的東西，而選舉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夠把兩者結合得很好。”
筆者很贊同上述兩人對新加坡政治與政府的觀點。新加坡政府治理之道都是以國家長遠利益和全民福祉爲主要考慮。也因爲如此，筆者相信，它將繼續獲得新加坡大多數選民的支持，爲這個小島國創造更燦爛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