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與重慶近年來的關系非常密切,兩地官員互訪不斷,雙方共同推進的中新(重慶)示範項目和西部陸海新通道正在持續取得進展。深入研究新加坡的全球戰略和中國戰略,將對我們理解中新(重慶)示範項目和西部陸海新通道的前景具有重要意義。
新加坡雖僅彈丸之地(國土面積718.3平方公裏,比重慶兩江新區的規劃面積還小不少),但區位重要,控扼馬六甲海峽。新加坡曾是明代鄭和船隊下西洋的重要中轉地,新加坡也成了朱棣時代東亞朝貢貿易的樞紐,但自明朝海禁之後就罕有中國官方船舶涉足。晚明以鄭成功之父鄭芝龍爲代表的中國民間海上力量在馬六甲海峽等區域,與荷蘭殖民者展開了激烈的海上通商權爭奪。無論是中國曆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還是西方人在東亞的殖民和貿易開拓,新加坡都是繞不過去地方。
現代新加坡的開埠者史丹福萊佛士雕像
今年是新加坡開埠兩百周年,1819年的一天,英國人萊佛士登陸新加坡(萊佛士即重慶重要地標性建築來福士廣場名字中的“來福士”,其實叫來福士商場更合適,好與大地名朝天門廣場區別)。獨具慧眼的萊佛士看到了新加坡的潛力,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力量,從柔佛州和新加坡的當地統治者天猛公手中租賃新加坡作爲英國在遠東的商港,隨後開埠設立自由貿易港,萊佛士對于新加坡的開辟、建設、法制和長遠的規劃藍圖做出了相當多的努力。
新加坡來福士廣場
由于新加坡開埠後的富庶和繁榮,大批華人隨著海上貿易來到新加坡定居,華人不僅爲當地經濟發展立下汗馬功勞,同時社會地位和影響日益提高。今天華人在新加坡占了總人口的七成以上,新加坡社會已經實施了近三十年的“五大價值觀”也有著濃厚的儒家倫理的特點,新加坡的“服務型政府”“君子執政”等模式對東亞多國都有影響,這在影響力上已經超過了新加坡的物質實力。新加坡對中國的理解力,以及實施的中國戰略,正是基于一種曆史和文化上的深刻理解,而新加坡的中國戰略是其全球戰略中很重要的一環。作爲中國與新加坡重要合作地的重慶,其相關領域的發展,必須要好好梳理新加坡的全球戰略、中國戰略及其提出相關戰略的曆史人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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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與中國的曆史和文化紐帶
新加坡總體上對自己的文化底蘊保持著比較謙卑的態度。李光耀1978年對鄧小平說,“怎麽說我們(新加坡)都不過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你們(中國)有的卻盡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後代”。
1978年11月 鄧小平出訪新加坡
李光耀說這番話時,新加坡剛剛建國不到15年。李光耀這位根自廣東大埔高陂鎮黨溪鄉的中國礦工之孫,帶領新加坡人從剛建國初期面臨的馬來西亞排擠打壓、國內族群矛盾尖銳等困境中解脫出來,積極引入制造業、吸引外資、發展轉口貿易、打造石油集散地等,實現了經濟的飛躍式發展,同時也成爲一個政治清廉、社會穩定、秩序井然、風氣良好的地區。
那麽,新加坡的成功對當時經過十年動亂、正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極具吸引力,通過建立強大而有效的政府推動經濟社會穩步發展,過程中保障政治穩定和秩序井然、社會公平,成爲從鄧小平那一代中國領導人起赴新加坡考察學習時所關注的重點。
新加坡在中國改革開放曆程上的一路相伴,其文化影響力主要是依托新加坡作爲華人聚集區域在建設現代文明上的成功經驗,所産生的影響力,新加坡的經驗表明華人社會具有卓越才智和發展進步的無限潛力。開放精神、法治精神、廉政精神、守信精神,這些由新加坡數百年間作爲東西方文明融合之地所形成的精神文明,隨著改革開放中新加坡與中國的合作不斷深入而介紹到中國來,並産生積極影響。
新加坡華人街-牛車水 來源:搜狐網
這是官方層面,在民間的交流層面,新加坡在立國初期就推廣了普通話和簡體字,這讓中國人爲此感到很親切。同時新加坡積累了百年之功培養的高校,比如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正通過與重慶等地共建研究院、合作辦學等,加強在現代教育領域對中國的影響力。新加坡的學者王赓武、鄭永年在海外華人、南洋貿易、中國政治等領域的研究也在中國學術界産生較大反響。
新加坡華僑基于文化紐帶和母國情結,在上個世紀上半葉曾經深度參與中國政治。新加坡是孫中山的同盟會的重要籌款地,作爲南洋富商之女的陳璧君曾猛烈追求在新加坡辦報的汪精衛,並在汪精衛赴北京刺殺清朝攝政王失敗後,以財力斡旋試圖營救,坊間傳爲一時佳話。可惜陳璧君在抗戰時期未把汪精衛往好的方向引導,而在權力欲中迷失了自己,慫恿汪精衛投日叛國,夫妻二人被憤怒的陪都重慶人民鑄成了跪像放在沙坪壩磁器口。與陳璧君相比,新加坡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的一生所爲堪稱日月經天、光明磊落,他先後創辦集美大學、支持中國抗戰、參加開國大典,是愛國華僑的典範。
來源:網絡
新加坡作爲華人群體在東南亞的一座“孤島”,周邊強敵環伺,有人形象地把新加坡所處的地緣環境比做“一頭猛虎(印度尼西亞)和三只狼狗(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而新加坡只是一只小貓”。因此,在外交上,在文化上,新加坡官方不敢與中國走得太近,以免引起周邊國家的猜忌。
因爲地緣政治上的謹慎,新加坡是東盟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但是建交時間是1990年,這年正是中國被美國爲首的西方孤立而在國際上極爲困難的一年,新加坡高調與中國建交,看好中國道路的未來發展,無疑是“雪中送炭”,這正是因爲華人對中國曆史和文化的深入理解,而使得新加坡做出的睿智決定。這份基于華人與母國共同的曆史文化紐帶和文化自信的看好中國,使得新加坡在此後的近三十年時間裏,獲得了綿綿不絕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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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小國生存之道
馬六甲海峽現航線 來源:快資訊
新加坡在建國之前,是大國手中的一枚控遏馬六甲海峽這一貿易生命線的棋子,明朝實施海禁退出全球海上競爭後,新加坡被荷蘭占據,後來英國強大了又從荷蘭手裏把新加坡搶了過來。在二戰中日本攻占了新加坡,爲報複新加坡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支援以及華僑對日本的抵抗,日軍對當地華人進行了大屠殺,在新加坡從事抗日活動的郁達夫也被日軍逮捕並殺害。英國對新加坡的保護不力,喚醒了當地人的自主建國的意識。這種意識在新加坡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被馬來西亞踢出聯邦,被迫單獨建國,馬拉西亞在供水等方面不斷刁難新加坡,以及1971年英軍撤出新加坡後就更加明顯。
由棋子成爲了國際博弈中的棄子,這無論從心理上還是情感上都讓新加坡人一時難以接受。但畢竟“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新加坡人逐漸丟掉了對別國幫帶的幻想,開始依托自己的區位優勢來打造産業優勢,以産業優勢鞏固貿易優勢,以貿易優勢深度參與國際分工,以務實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來拓展新加坡的國際生存空間。新加坡逐漸成長爲國際政治和經濟領域的一名棋手。
新加坡在建國之前積極甚至卑微地要求留在馬來西亞聯邦內,主要也是因爲新加坡離開馬來西亞的人力資源、原材料供應,消費市場,經濟上將很難自存。可是新加坡畢竟是被迫建國了,面對面積狹小(剛建國時僅有518平方公裏)、自然資源匮乏、工業薄弱、基礎設施不足的窘境,只有依靠對外開放和海外市場來生存。
2010年11月14日,習近平會見李光耀
來源:新華網 龐興雷 /攝
所以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國後就多次強調,新加坡人必須到海外投資,以創造海外經濟的基礎。從投資馬來西亞等周邊國家開始,其投資範圍在1985年左右拓展到整個亞太地區,投資領域也從勞動力密集型行業過渡到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同時,在此過程中,新加坡運用自己作爲本區域的橡膠、石油、錫和棕榈油等國際貿易大宗商品的出口地,發展了具有世界影響的現貨和期貨交易市場。重慶近年來在咖啡豆、毛鑽、生豬等方面都做過建設具有全國乃至全球的交易中心或轉口加工中心的新嘗試,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重慶做現貨、期貨、轉口加工的優勢産品到底是哪些,值得進一步探索。
同時,基于外交爲政治、經濟服務的理念,新加坡將美國視爲亞太地區的支配力量,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與美國合作,支持美國進行越戰,並在東南亞國家中挾美自重,在90年代開始爲美軍提供服務,最終在2000年升級爲樟宜海軍基地,美國選派了新型瀕海戰鬥艦在新加坡長久部署,新加坡成爲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支點。新加坡與美國的軍事合作有加強自身國防安全的考慮,但客觀上給中國加深了“馬六甲困局”(目前,世界超過60%的石油運輸、50%以上的貨櫃貨運、1/3散貨海運及50%的中國大陸進出口物資和80%的石油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這條航道隨時可能因戰事而被阻斷)。
繁忙的馬六甲海峽 來源:網絡
當然,新加坡作爲一個精明的小國,其國際戰略始終是根據其利益制定,努力地維持大國均勢,而非單純地向美國一邊倒。比如在美蘇爭霸時期,當英軍因撤出新加坡而使得馬六甲區域缺乏對美國軍事力量的制衡時,新加坡就采取歡迎蘇聯軍艦自由通行馬六甲海峽、將新加坡打造成蘇聯船只在東南亞的修理中心的措施。但是隨著美軍退出越戰、蘇聯更深地加大對印支區域的滲透、蘇聯支持越南建立“印支聯邦”和越南入侵柬埔寨後,新加坡就積極支持美軍勢力在東南亞區域的回歸,並支持中國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在新加坡看來,外部勢力的相互制衡下,新加坡才有存在價值和外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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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全球戰略
新加坡建國後,首先就是要先能立足自己,再鞏固自身在東南亞的地位,進而建立與東南亞的域外國家的聯系,影響世界。在立足方面最重要的除了産業實力外,還有就是打造軍事實力。在國土面積狹小,戰略縱深缺乏的背景下,爲了能“禦敵于國門之外”,李光耀提出了著名的“毒蝦”理論:即新加坡應成爲“能産生劇毒的小蝦”,既能與“魚群”共存,又不會被“大魚”吞掉。
新加坡爲紀念第54個共和國獨立日舉行閱兵式
爲了實施這一計劃,除了與美國、馬來西亞、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軍事合作之外,新加坡還有一支在東南亞地區現代化水平最高、有較強的海陸空打擊能力的軍隊。1967年開始,新加坡推行了近乎“全民皆兵”的義務兵役制,要求年滿18歲的年輕男性無論家庭出身,都必須參軍服2年兵役,接下來的10年每年還要回兵營進行至少一周的訓練。目前除7萬多人的正規軍外,新加坡還有近40萬預備役部隊,只要6個小時就能基本完成動員。
自身有了安全感,下一步就是鞏固在東南亞的地位。新加坡是除了印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之外的東盟創始成員國。新加坡將維護團結與合作、推動東盟國家在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作爲外交領域的重點工作,東盟的不少根本性和方向性的決策均來自于新加坡的建議。
那麽近年來,以新加坡爲重要智囊的東盟10國,在與中國打交道時面對的主要問題就是南海問題和對“一帶一路”的態度。新加坡一直堅持稱在南海問題中秉持中立的立場,畢竟它在南海問題上是一個非主權爭端國,但是新加坡一直積極參與南海問題的討論,借此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第十四屆中國-新加坡論壇公開論壇在渝舉行
來源:上遊新聞
以“均勢外交”圭臬的新加坡積極鼓吹東盟的“印太戰略”,2017年李顯龍與特朗普的聯合聲明稱“新加坡是美國在印度—太平洋維持影響力的一個支柱,爲區域和平與繁榮奠定基礎,維護了地區和美國的共同利益。”新加坡也爲印度的東進政策積極鋪路,積極將印度勢力引入南海地區,同時也探索與日本方面合作以平衡南海勢力。隨著近年來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的收斂,新加坡在此問題上的調門也在降低,以避免挑動中國的情緒。
新加坡近年來經濟增長有所下滑,2011年,其GDP增速驟然跌破10%,此後基本上一路下行。2015年和2016年,新加坡GDP增速分別爲1.9%和2.0%;2017年升至3.5%,但是到了2018年,又滑落至3.2%,今年一季度新加坡本土的經濟低迷仍在持續,同比增長僅1.2%。鑒于此,新加坡貿工部已將對2019年GDP增長的預測,從1.5%至3.5%區間調整成了1.5%至2.5%。
重慶來福士廣場 來源:華龍網
在此情況下,新加坡的海外投資戰略正在“放量”進行,以GNP收益來對沖GDP增速不斷下滑的風險。根據Knight Frank(國際知名財富報告和地産投資咨詢機構,其中文名一般爲“萊坊”)的報告,新加坡成爲亞洲最大對外投資國,和去年相比,新加坡共投資了218億美金,上升了23%,超越了中國香港;2019年第一季度新加坡對中國、韓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投資已經超過40億美元。其中如下圖所示:僅新加坡凱德集團在中國就共有約60座城市有商業、地産和公益類投資項目,重慶來福士項目就是凱德集團在華建設的來福士綜合體中最新落成的一家,其在今年的國慶假期重慶旅遊中已經成爲知名打卡地點。
圖源:凱德集團官網
新加坡對于“一帶一路”的態度,以及與重慶的關聯,本文將在下一節進行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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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中國戰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力日益強盛,對亞太區域乃至全球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這點新加坡自然是看得到。早在1976年李光耀率代表團赴北京拜見毛澤東後,就赴大寨、西安、延安等內陸地區參觀,也留心了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國東部城市的情況。
通過長期的觀察和思考,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裏,對中國的長期優勢是十分肯定的:“他們(中國)是這麽一個泱泱大國,有絕對的信心,只要有朝一日回歸正軌,登上世界首席之位是必然的趨勢。中國在重振文明之後會有怎麽樣的命運和發展,中國人誰也不會懷疑。這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延續了4000年不曾間斷的悠久曆史。我們(新加坡)這些過番客,斬斷了自己的根,尋覓另一種氣候另一片土壤重新紮根,欠缺得正是這種自信。我們對自己的前途憂心忡忡,老是想著在這個變化莫測的世界裏,命運將會做出什麽安排。”
深圳 來源:網絡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大踏步地加快了與國際接軌的步伐,文明也得以重振,中國徹底擺脫了被“開除球籍”的危險。新加坡對于中國經濟建設事業的深度參與是在1990年與中國建交,特別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強調要堅持改革開放後。新加坡在制度和體制上對中國有理解式的認同,新加坡官方經常回擊美國年度“國別報告”中對新加坡的批評,稱美國“歪曲事實和真相”、“虛僞”、“雙重標准”、“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標准強加于人”。在這種背景下,新加坡與中國的合作並非是簡單地在實施大國均衡,而是在投資中國的未來發展。
在其著作《李光耀觀天下》中,李光耀稱贊中國人爲“偉大的建設者和能工巧匠”。他認爲,作爲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繁榮與和平的國家,其發展中國對亞洲乃至世界都意味著機遇,同中國的合作合乎新加坡發展的需要,更是不可阻擋的大勢。
如果說鄧小平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赴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用自己的經驗和成就增強了中國搞改革開放的信心,雙方實現了合作1.0(開放、建設、治理上的經驗合作,新加坡發揮了“教練作用”)。
蘇州工業園區核心商務區 來源:視覺中國
那麽上世紀90年代,李光耀退居二線,擔任內閣資政,仍然在推動中新合作,這一輪合作可以稱爲合作2.0(以中國國內建設爲主的經濟合作)。在這一輪合作中,新加坡積極開展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用建立裕廊工業園區和淡馬錫這樣的國有控股公司的經驗,與中國合作建立了蘇州工業園區,蘇州這座古城煥發了新的生機,長三角的發展也得以加速。在本世紀初,結合中國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視,新加坡與中國在天津建立了新加坡生態工業園區,將一種新的生態經濟模式引入中國,中新合作也在環渤海區域有了落地點。
這一階段中新兩國在人才培訓領域的合作十分活躍。2001年,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于中新兩國中、高級官員交流培訓項目的框架協議》,並分別于2005年、2009年、2014年和2015年四次續簽。2004年5月,雙方決定成立“中國-新加坡基金”,支持兩國年輕官員的培訓與交流。2009年以來,雙方已聯合舉辦7屆“中新領導力論壇”。
天津中新生態城規劃鳥瞰圖
在2010年後,隨著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不斷深入,新加坡開始與中國攜手推動合作3.0(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新加坡積極促成東南亞與中國的東盟10+1合作,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建成。近年來,新加坡敏銳地感覺到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上的有力步伐,積極加強與中國在“一帶一路”領域的合作。2018年4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應邀來華出席博鳌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並對華進行工作訪問。2018年11月,李克強總理正式訪新並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2019年4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來華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及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開幕式,副總理張志賢來華出席第七屆中新領導力論壇。
新加坡參與“一帶一路”是基于其對馬六甲海峽的區位優勢將可能被替代的危機感。美國2017年退出由新西蘭、新加坡、智利和文萊四國發起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這使得新加坡對于世界政治經濟多極化的趨勢感受更加強烈,畢竟“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裏”,與中國加強經貿來往沒有壞處。況且,中國爲了打破“馬六甲困局”,正在積極做好中俄原油管道、中緬原油和中緬天然氣兩條管道、馬來西亞皇京港項目、瓜達爾港項目等的探索和拓展,如果“一帶一路”上的重要節點全線貫通,就沒有新加坡多少事了。新加坡與其坐等被“一帶一路”邊緣化,不如積極參與“一帶一路”。
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
第一次新聞發布會
于是,在2013年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新加坡以中國重慶爲中心,建立一個以互聯互通和現代服務經濟爲主題的、兩國互利合作新的示範項目,作爲這個項目的衍生品,新加坡和重慶積極推動的南向通道在今年已由國家層面定名爲“西部陸海新通道”,作爲與中新(重慶)示範項目平行和互促的一套機制。重慶作爲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戰略支點,以及“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聯結點,爲中新兩國加強金融、物流、服務、通信等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新加坡正將重慶作爲其參與“一帶一路”的核心切入點。
在海峽兩岸事務上,1975年由蔣經國與李光耀簽訂的台灣地區向新加坡提供大型訓練基地訓練新加坡部隊的“星光計劃”一直是影響中新關系的曆史遺留問題,但是新加坡在近年來兩岸問題上越發謹慎,將自身定位爲兩岸關系的溝通者而非挑撥者。繼1993年在新加坡舉辦“汪辜會談”後,2015年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的會面也在新加坡舉行,新加坡作爲海峽兩岸溝通交流的橋梁與紐帶作用得到進一步增強。
在這一階段,新加坡與中國的合作向更廣領域不斷推進。2013年至2018年,中國連續6年成爲新加坡最大貿易夥伴,新加坡連續6年成爲中國第一大投資來源國。2018年雙邊貿易額爲828.8億美元,增長4.6%。其中,中方出口額爲491.7億美元,增長9.2%;進口額爲337.1億美元,下降1.6%。截至2019年5月,新對華投資額累計約976億美元。2008年10月簽署的中新自由貿易協定在2018年得以升級。
西部陸海新通道鐵海聯運專列從團結村發車
來源:重慶日報 喻慶/ 攝
在項目合作上,目前中新兩國除了上文提到的蘇州工業園區、天津生態城和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這三大政府間合作項目外,還有廣州知識城國家級雙邊合作項目,以及吉林食品區、川新創新科技園等合作項目。同時,新加坡與山東、四川、浙江、遼甯、天津、江蘇、廣東等7省市分別建有經貿合作機制,同上海市建有全面合作機制。
此階段中新兩國的金融合作也是頗有亮色,2012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新加坡金管局在華設立代表處。2013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確定新加坡市場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爲500億元人民幣。2014年10月,兩國外彙市場正式推出人民幣和新加坡元直接交易。2015年11月,中方將新加坡RQFII額度提高到1000億元人民幣。2016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續簽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擴大至3000億元人民幣/600億新加坡元。2018年11月首屆中新金融峰會在重慶舉辦,重慶作爲中新金融合作的重要樞紐的地位也得以確立。
在本系列的後續文章中,還將深入解讀改革開放以來新加坡與重慶的合作軌迹、陸海新通道背景下的新加坡與重慶的合作深化、重慶依托中新合作機制進一步發揮好“三個作用”等等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