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一直講究精英教育，任人唯賢也是新加坡政府一直的做法。爲此，新加坡各部門領導人薪水一向在世界上都是出了名的高，還因此引發社會上不少熱議。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電子平台Global is Asian發表的一篇文章，深刻探討了這個問題。
任人唯賢在亞洲仍然有效嗎？
精英政治聽起來是個好主意——有能力的人應得到對應的權力和影響力——但誰來決定什麽是“應得的”？不屬于精英階層的群體又將何去何從?
精英政治一度被尊崇爲現代社會的組織意識形態，如今正在全球範圍內受到更嚴格的審視。政治評論員法裏德·紮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精英統治是正在被圍攻的概念。”
“特朗普總統的許多右派支持者認爲，這是一種脫離現實的信號，是對普通辛勤工作的美國人的蔑視。在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呼籲讓社會更加任人唯才政策被左派抨擊爲滋生精英主義和社會不平等的舉措。”
亞洲也未能在類似爭議中獨善其身。該地區的一些國家也在努力解決類似的問題，即精英管理是否仍然有效。精英管理看重的是人才和能力，而不是財富和出身環境。矛盾的是，系統性的不公平正在加劇不平等，從而阻礙社會流動性。
中國的儒家模式出現了裂痕
事實上，過去50年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與其精英統治系統是分不開的。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銮在與IPP Review的Bing Wang教授合著的一篇論文中指出，“有言論指出，到2050年左右，在世的人將見證中國的崛起，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強調精英政治，並希望將其應用到中國公共治理的方方面面。”需要注意的是，任人唯賢的施政方針在現實中受到了質疑。
中國的精英統治源于儒家思想，有著悠久的曆史。政府官員的選拔往往通過嚴格的考試來衡量“功績”，而不是簡單地根據他們的背景。
中國的公務員考試始于漢代，旨在確保領導者的智慧和道德。
中國現代“國考”——公務員考試，圖源：中國網
清華大學和山東大學教授、學者貝淡甯(Daniel Bell)在他的著作《中國模式》(The China Model)中指出，中國的公務員考試制度往往被樹立爲精英治國的模式，通過這種模式，領導人被選出來治理國家。它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正如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George Yeo)在爲貝淡甯的書背書時所說：“ 許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最看重的制度就是科舉/考試制度，因爲它符合精英政治的模式，也是客觀公正的。這種對個人成就的尊重一直存在，再加上爲社群服務的道德義務……這種雙重性繼續在現代中國上演”。
雖然經濟上的成功可能確實表明現代中國的治理非常好，但其他指標卻不容樂觀。甚至對中國精英體制持贊許態度的貝淡甯也承認“腐敗、貧富差距、環境惡化、政府官員濫用職權……似乎愈演愈烈，與此同時政治體系變得更加精英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他的分析中，精英主義放大了現代中國的矛盾——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精英體制和政治腐敗。這些問題目前同樣困擾西方民主國家。
新加坡與不平等作鬥爭
新加坡也開始出現類似的裂痕，精英模式一直是該國社會遵循的一個關鍵原則。精英制度，特別是在教育體系中，一直有效地爲人才緊缺的領域培養人才，尤其是政府的關鍵領導職位。今天，新加坡的精英主義思想受到越來越多的抨擊，因爲其過于狹隘地注重功績和成就的結構愈發的限制社會的流動性。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表示，新加坡爲其高層官員和領導人支付的薪水，在全球名列前茅，吸引了最優秀的新加坡人從政，也增加了腐敗的機會成本。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部長們百萬美元的薪水越來越不滿，他們認爲部長們是精英主義者，自私自利，與民衆的需求脫節。
最近幾個月，政府還被迫面對精英主義和不平等帶來的問題，其中有改變其“高壓鍋式的教育體系”的呼籲。批評人士認爲，它不再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教育制度使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處于明顯的不利地位.
新加坡被必須在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和名列前茅的心態推動，所以它依然是一個“補習之國”。在“高風險考試”體系中，學生們存在著一種潛在的恐懼，包括對考試不及格和無法進入精英學校的恐懼。
韓國的體制缺陷
韓國就像新加坡一樣，或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激進——在那裏，教育成就等于社會經濟地位——精英制度的系統性缺陷更爲明顯。
韓國人認爲教育是社會流動的關鍵。韓國前三所大學三名大學的畢業生占據了政府高級職務和管理職務的絕大部分崗位。
韓國補習班制度世界聞名，圖源：BBC
吳教授指出：“一些韓國人深受這種文化的影響。那些未能進入頂尖大學的人未來將面臨艱難的道路，因爲在許多工作崗位上，尤其是在公共部門，甚至一些跨國公司，都需要‘好學曆’。”
由于大學錄取名額有限，不惜一切代價取得成功的壓力正在造成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負擔。韓國人平均花費超過18億韓元，相當于家庭收入的20%，用于支付課外私人學費。75%的韓國孩子都上補習班，主要是在首爾的學習聖地大支洞。
當前的畢業生缺乏現代知識經濟所需的就業技能。韓國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教育體系被批評過于狹隘，只注重死記硬背，而忽視了創造力和獨立思考能力。
進一步加劇社會壓力的是韓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2016年高達11.2%，這一比例創下了自上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新高。盡管傾其所有的投資教育，韓國年輕人仍然發現就業越來越難。
艱難的平衡之舉
對于這些亞洲國家來說，要解決精英體制引發的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是一個艱難的平衡之舉。鑒于目前的做法已經取得了成效，對當前體系進行徹底改革將是困難的，甚至近乎于不可能。或許，對政府而言，將精英政治從狹隘的學術焦點擴大到更廣泛的領域，才是前進的方向。
以精英管理模式而廣受贊譽的新加坡，已開始朝著這個方向采取措施。新加坡已改變其競爭激烈的教育體系中的某些元素，以縮小成就差距。
正如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One Ye Kung) 所承認的，人們對“任人唯賢是否仍然有效，不平等是否正在加劇”存在疑問，但他強調，這種制度對新加坡來說是正確的做法。
“相反，我們應該加倍重視精英制度，拓寬其定義，接納各種各樣的人才和技能。我們不應該限制頂層的成就，而應該更加努力，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提振底層。”
新加坡一直在進行教育改革，圖源：中新天津生態城
韓國總統文在寅提出了大膽的教育改革方案，尋求最終將所有州立大學整合成一個大型的大學體系。其目標是減少各院校之間的競爭，並在韓國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上平衡畢業生的機會。
關于中國，吳教授認爲，“精英可能腐敗，中國的精英體制也可能腐朽。中國政府的目標是通過減少腐敗修複國家的精英制度”。如何增加這一舉措的有效性或可持續性仍是一個大問題。
盡管這些進展表明，中國正試圖重新平衡精英體制，回歸其更加平等的根源，但修複這一體系是一項複雜的挑戰。堅持這一模式的亞洲國家仍需要不斷努力制定政策，以打破精英制度束縛社會流動性的根深蒂固的結構限制。
（文章來源：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政策學院，ID：LKYSchool-N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