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日趨嚴峻，各國政府和相關組織也越來越關注可持續發展，努力緩解氣候變化帶來的各種問題。
而企業作爲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們必須認識到，應對氣候變化符合它們自身的利益。
新加坡近期推出了一項20億美元的可持續發展計劃，專注于綠色金融發展。這一決定可謂正當其時。前不久，來自153個國家的11,258名科學家聯合發出緊急警告：地球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氣候危機。
針對這一現狀，企業不得不重新開始評估氣候變化帶來的新威脅，並根據相關方的要求制定應對措施。最重要的是，在責任和風險之外，他們必須建立一套新的方法來應對氣候變化。
教授簡介
盧耀群 | Lawrence LOH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策略與政策系副教授
治理制度與機構研究中心(CGIO)主任
研究領域：公司治理、科技政策、戰略管理等
真正的痛苦
對于企業來說，關注氣候變化的出發點通常始于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沿著這一思路，規模較小的企業也接受到了相關宣傳。
對于這一點，某印刷公司執行長曾發表過一段反駁意見，讓人印象深刻。他宣稱，如果要求他的印刷企業也遵循可持續發展，那就只能關門大吉，他還駁斥說，印刷公司最大的敵人是PDF文件格式，它極大地侵蝕了紙質印刷業務。
這一反應集中體現了企業對可持續發展的真實感受，其中不乏痛苦。對于他們來說，維持企業生存是最大的前提。至于可持續發展就交給別人好了，自己還是專注于維持經營——這種想法不在少數。
可以想像，“與我無關”的搭便車思維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中將長久存在。即使真的帶來了消極後果，也是遙遠和間接的。很難設想企業領導者能夠立即行動，全力應對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問題事實上可謂老生常談。最具裏程碑意義的是1992年6月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地球首腦會議，當時各國通過了一項應對全球變暖的國際公約，以減少對環境的破壞，特別是化石燃料的使用。
但關鍵的轉折點是2015年的《巴黎協定》。該協定旨在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2℃之內(相較于工業化之前的水平)，甚至是更嚴格的1.5℃。盡管該協定被頻繁引用，但人們往往忽略了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每個簽署國，都必須采取行動，並定期報告其成果。
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通過《巴黎協定》，協定爲2020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安排。(資料圖片)
新加坡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大推動力來自2019年8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國慶群衆大會上的講話。在講話中，李顯龍特別強調了潛在的海平面上升危機將對島國産生深遠影響。因此，新加坡將采取三管齊下的戰略來應對氣候變化——認清問題，采取措施緩解問題，適應氣候變化。
責任與風險
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會對環境帶來巨大的影響，如碳排放，因此它們在氣候危機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建立令人信服的商業案例是推動行動的關鍵手段。在我看來，這個案例到目前爲止是從兩個角度建立起來的。
第一個角度是”責任”，避免破壞環境。如果企業能夠考慮到決策的社會效應，以企業的利他主義將社會利益置于利潤之上，無疑有益于緩解氣候危機。
第二，以“風險”角度思考氣候變化。企業需對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兩種風險進行評估：直接風險和衍生風險。
直接風險是指可能對企業産品和市場(包括供應鏈)造成實際損害的風險，如如洪水和飓風等惡劣天氣。
衍生風險指來自消費者或投資者對于企業提出的新需求，如要求企業采取氣候變化相關措施。這可能會對銷售收入和資本成本産生影響。風險也可能來自法規變更（要求公司采取與氣候相關的行動），因此這不僅會影響成本，還需要調整經營策略。
有理可循
然而，要讓企業完全接受氣候變化，還需要第三個角度，即“有理可循”。企業必須認識到，應對氣候變化符合自身利益。這需要評估氣候變化行動對企業財務底線的影響。
因爲許多與氣候相關的准則剛剛發布和實施不久，如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和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提供的准則，這一角度仍處于早期階段。
在商業效益方面，已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可持續性發展會對企業財務表現産生影響。
在我們研究中心與東盟企業社會責任網絡(ASEAN CSR Network)合作展開的對新加坡上市公司的一項研究中，我們發現，可持續發展報道與企業價值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牛津大學和Arabesque Partners對200多項相關研究進行了總結性分析，其中88%的研究表明，良好的可持續發展措施改善了經營表現。此外，80%的研究顯示這種做法提升了公司股價。
但最大的挑戰在于，如何向企業逐一證明采取氣候變化相關應對措施對企業發展有利。畢竟目前的證據大多是道聽途說。
新加坡濱海花園(資料圖片)
新加坡《海峽時報》今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估算，新加坡港務集團購買了200輛液化天然氣卡車(占其卡車車隊的15%)，相比柴油卡車減少了26%的二氧化碳排放，未來10 年可節省超過350萬新元的運營成本。如果港務集團進一步擴大其液化天然氣卡車的規模，這個數字可能還會增加。
與責任、風險因素相比，有理可循是最重要的一環。只有實現了這一點，企業才會自願加入對抗氣候變化的鬥爭中。
再回過頭來看印刷公司的故事及其對可持續發展的抵制，很顯然，如果能夠看到切實的回報，他們必將認真對待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
那位執行長所憂心的“PDF危機”意味著公司應當轉向新的商業模式，根據以商業利益爲導向的基本原則，這合情合理。
文章英文版首發于Business Times
原題爲Building the business case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作者：盧耀群，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策略與政策系副教授
翻譯：陳思敏
中文版經作者授權發布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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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治理制度與機構研究中心（CG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