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 對于新加坡，有一種聲音說它的經濟貿易緊隨全球脈動，是秩序良好的花園城市。另一種聲音說李光耀以柏拉圖所著《理想國》的精髓、崇英派的精英主義精神、堅定不移的經濟實用主義以及舊式的暴力鎮壓手段，對當地進行了科學規劃。這兩種聲音讓我們不得不對新加坡的治國之道再次深思。 撰文：MARK JACOBSON 攝影：DAVID MCLAIN
在新加坡城市邊緣的一處外來人口聚居區中，身穿道袍的印度法師應邀在居民家中作法畫符，驅鬼保平安。
政治策略
新加坡承接英國殖民官僚體系的遺産及建國以來執政者的智慧，新加坡人勤奮、務實、力爭上遊，工作態度極爲嚴謹認真，凡事講求現代、量化、高效率，因此新加坡在各項國際競爭力的排行榜上總是名列前茅。
李光耀 1965年,新加坡還充斥著貧民窟和大量失業者。李光耀構思出一套重整經濟及國土的計劃，其理念至今拉動著新加坡永不停歇的改革步伐。
李光耀（在極愛使用縮寫的新加坡，他被稱爲“LKY”）不僅是新加坡的“國父”，還是它的“發明者”。他以柏拉圖所著《理想國》的精髓、崇英派的精英主義精神、堅定不移的經濟實用主義以及舊式的暴力鎮壓手段，對當地進行了科學規劃。
一名士兵的畫面赫然立在參加國慶閱兵的軍事特遣隊陣營後。
人們喜歡將新加坡比作東南亞的瑞士，誰說不是呢？這座小島位于馬來半島最南端，曾經遍地是瘴氣蒸騰的沼澤。1963年，它擺脫了英國的統治宣告獨立，不出一代人，就被打造成一片效率超群的土地，370萬國民的人均收入超過了許多歐洲國家，教育和醫療健康系統堪與西方發達國家匹敵。政府部門基本上杜絕了貪汙腐敗，90%的家庭擁有自己的房産，稅收不高，街道整潔，也見不到流浪漢和貧民窟。
豬流感警戒期，一名女店員在夜店門外給來客檢查體溫。新加坡是世界上監管制度最嚴的國家之一。
要取得如此成就，就必須確保各種權益間的微妙平衡，這是一種充滿矛盾的相互作用，新加坡人稱之爲“大棒與胡蘿蔔”。最先受到關注的總是“胡蘿蔔”：財政的強勢增長推動了無休止的建設和消費熱潮。與之相對的，則是“大棒”，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衆人皆知的禁止食用口香糖以及對在汽車上塗鴉者實施鞭刑。種族或宗教不和一類的破壞性事件呢？根本不允許發生，而且，這兒也沒有人敢偷別人的錢包。
車庫管理員從城裏一處停車場幹淨得發亮的地面上撿起垃圾。浩浩蕩蕩的保潔員大軍將這座城市打掃得近乎一塵不染。嚴厲的法規起到了輔助作用：被逮到扔煙頭或者糖紙，將被處以200美元的罰款。要是再犯，你就會被強制清理別人丟棄的垃圾。
新加坡也許比其他國家更明確地凸顯了一個基本問題：社會繁榮和治安良好的代價是什麽？生活在一個許多人看來社會強制規範、不停勞作、人人像工作狂一樣爭得你死我活的地方，一個由獨攬大權的執政黨頒布嚴苛法規的地方 (在你的機場入境卡上，會有紅字聲明，販賣毒品將被處以死刑)，一個缺乏新聞自由，財政透明度值得爭議的地方，這樣的代價是否值得？
雖然有的新加坡人說李光耀在過去幾年變得溫和了許多，但絕大多數的新加坡人還是把李光耀視作最高統帥、最終操盤手。
在新加坡飛輪——全球最大的摩天輪，花上1000美元，你就能在座艙裏一邊享受侍者的用餐服務，一邊從40層樓的高處欣賞美景。從地勢低窪的日益老化的前英國殖民港口，到今日的崛起，這座島國僅用了不到50年的時間。
經濟策略
1923年，李光耀出生在一個富裕的華人家庭，他深深地被英國殖民統治和殘暴日軍的占領（上世紀40年代中期，日本人在新加坡殺害了5萬人）所影響。獲得劍橋法律專業證書的“哈裏 • 李”（李光耀在英國讀書時的英文名），在20世紀50年代的左派反殖民運動中首次作爲領導人受到矚目。隨著個人權力在日益強盛的人民行動黨內部日漸穩固，李光耀當上了新加坡第一任總理，任職長達26年。卸任後，他又擔任了15年的內閣資政。2004年，其子李顯龍擔任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擔任國務資政後，李光耀的職務又由“國務資政” 改爲“內閣資政”。
李光耀創造了著名的“新加坡模式”，將一個國土面積還不如香港大、自然資源匮乏、多種族混雜的國家，轉變成了“新加坡公司”。他通過建立通信和運輸基礎設施吸引國外投資，將英語定爲官方語言，並通過向高級官員支付等同于私人公司的高收入，徹底打擊貪汙腐敗，創造出一個超級高效的政府。這種模式——一種混合了經濟授權和對個人自由嚴加管控的獨特方法——隨後引得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相繼效仿。
要領導一個國家，資政用他標准的維多利亞式英語說，“必須了解人性。我始終認爲人性趨近于動物性。儒家理論認爲人可以不斷完善，對此我不確信。人可以被訓練，被規範。”在新加坡，這意味著諸多的條條框框——不准亂丟垃圾、不准隨意吐痰、用完公廁必須沖水——伴隨著相應的懲罰制度，偶爾還會在報上公布犯規者的名單。這還意味著教育其國民——一群天生勤奮的人——把他們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從小店主變成高科技産業工人。
鳥籠在一處公共住宅區內的高杆上搖來晃去，籠子挂在高處是爲了讓鳥兒呼吸到清晨的清爽空氣。盡管新加坡過去的痕迹多已消失，爲鳴叫比賽訓練鳥兒的傳統卻延續至今。一只鴿子最多可賣到6萬美元。
隨著時間流逝，資政說，新加坡人變得越來越“缺乏上進心和奮鬥精神”。他說，這就是爲什麽吸收中國移民（目前新加坡25%的人口都是生于外國）是有益的。他知道很多新加坡人對移民大量湧入感到不滿，特別是討厭那些受過高等教育，來競聘高薪職位的人群。然而從進化論的角度來說，資政認爲該國的新國民都“雄心勃勃”，家長“努力迫使孩子奮發圖強”。如果新加坡當地人因爲“沒有被踢馬刺紮醒”，最終落于人後，那是他們的問題。
新加坡用體罰打擊毒品交易：法院判處的鞭刑留下的疤痕，成了這個男人販賣少量海洛因的永久標記。
要是用一個詞來總結新加坡的現狀，那就是“怕輸”。新加坡人擅長在方方面面拔得頭籌——2009年，新加坡的軍事預算爲114億美元，占國內生産總值的5%，位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他們認爲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時刻保持警惕。
針對外國勞工前來應征低收入工作的規定也十分嚴格。經過培訓上崗的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女傭一旦懷孕，就會被驅逐出境。
文化策略
對于“創造力危機”而言，新加坡並非沒有意識，他們知道受高度控制的社會其缺陷之一便是來源于此。
同時，政府支持著一項抵制“新加坡式英語”的活動，這種語言混合了馬來語、福建話、泰米爾語和英語俚語，是新加坡傑出的語言成就。這種語言看似正符合政府宣稱要打破文化單一、創意枯竭局面的構想。然而，新加坡式英語反映的都是華人小混混和他們戴著蛤蟆鏡的馬來同夥所代表的暴力、低俗的“阿明”文化。
由于公交中轉站規劃在埋葬他祖母的墓地，傑裏• 蔡（音譯）要將祖母的骨灰帶走，他用傘擋著裝有骨灰的袋子，不讓太陽驚擾她的靈魂。家人並不難過，他的兄弟喬說：“新加坡沒幾處墓園了。”
人口策略
也許新加坡面臨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它在計劃生育方面過于顯著的成就，這項舉措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推行，口號是“兩個正好”。如今，新加坡人幹脆不再生育，于是該國不得不倚賴移民來保證人口增長。盡管國家實行生育獎勵制度和長期産假，但一切都于事無補，除非新加坡人有更多的性生活。根據杜蕾斯公司的調查結果，新加坡人的性生活頻率幾乎比全球所有國家都低。“我們的人口正在縮減。”李光耀生前曾這樣說，“我們的出生率僅有1.29，這是個令人擔憂的因素。”
但是，對于人口種族的問題，新加坡的政策卻又略勝一籌。20世紀60年代的暴亂之後，政府在住房領域建立了嚴格的配額制度，防止各族群單獨聚居。這項舉措管控百姓的目的遠大于促進各族群和諧相處，然而在排練中，那極度煽情的氣氛讓你很難不被情同手足的傾情演出打動。不管它從何而來，這兒確有一種新加坡精神，真真切切。不管人們有何抱怨——正入李光耀所說，“新加坡人是牢騷大王”——新加坡是他們的家園，無論如何他們都熱愛這片土地。看在這些人的份上，你也會喜歡上這裏。
一座賭場在市中心施工，它將吸引國外遊客，而本地公民只有先交70美元才能入內，爲的是抵制賭博。
新加坡在某些方面是一處令人感到不安的地方，即便對于那些以此爲家的人來說也是如此，但他們從未想過離開。大部分新加坡人覺得他們還是甯願選擇吃黑椒螃蟹配咖喱角撐死。吃是這個國家很大的消遣和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