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國內，體制內的官員到私企工作，算是“下海”，若去的不是央企或國企，要重返政界基本沒有可能；然而，新加坡不同。有不少政界人士離開政界後，轉往私人企業界發展；也有很多人從軍界、學界、私人企業界被召參選，從政後甚至因爲表現傑出，而被提拔進入內閣，成爲政界要人。
如今，新加坡大選在即，武裝部隊首位女准將顔曉芳、樟宜機場集團副總裁傅麗珊、媒體發展局局長陳傑豪等人均以辭掉公職，若無萬一，極大可能代表人民行動黨參選。
本文嘗試以在新加坡數年的華僑視角，看新加坡“體制”內外的人才流動。
新加坡政府長期奉行“精英主義”政策，面向社會各領域招賢納士，根據個人才幹與品德選拔適合的官員擔當相應的職務。
雖然中國與新加坡有長期的政府合作和交流，並且中國曾大量引進新加坡的社會治理經驗。但是，新加坡政府的選拔機制和理念也與中國有顯著的不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體制內外的高度流通。
開放的黨政體制
中國體制內工作可以簡單分爲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高校。新加坡由于是城市國家，體量小且只有一級政府，因此與之對應的政府體制內工作大體上指的是政府各部委以及下屬的各個法定機構。
進入新加坡政府體制，相比于中國而言簡單得多，且選拔人才的渠道和機制也更加靈活。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長期在社會各界關注人才，包括銀行業專業人士和跨國企業管理人員等。這些被執政黨物色的人才，會被安排在不同崗位上鍛煉，以熟悉政壇的運行方式，並在較短時間內扶上各部委的領導崗位。可以說，新加坡的政府和軍隊在招募人才方面形成了非常市場化的操作模式，並且給予私有經濟領域相匹配的薪酬。
著力培養年輕幹部
新加坡十分注重對年輕幹部的培養。新加坡政府高級官員和軍隊的高級將領普遍較爲年輕化，且很多是政府從高中階段就選拔培養的獎學金得主。
知識需要不斷積累，人格的塑造更是一個長久的過程。新加坡政府在選拔年輕幹部時，最注重的便是正直的品格和公共服務精神。這些在高中階段被選拔的學生被派往世界各頂尖大學深造，歸國後服務于政府部委，警察部隊，以及軍隊等各公共部門。在培養的過程中，新加坡政府時刻關注這些學生的學業發展和行爲操守。可以說，新加坡對于未來官員的選拔一直秉持著全面評估和長期觀察的標准。
注重軍旅經曆
考試作爲選拔官員的主要標准，往往會帶來“書生治國”的弊端。新加坡的國防制度學習以色列模式，提出了“全體防衛”的概念。適齡男子不僅要義務服兵役，在退伍後作爲預備役人員，每年都要回兵營訓練兩周。軍人出身的官員和國企高管在新加坡很普遍，軍人所具備的紀律性和奉獻精神也是公共服務領域所必須的。同時，軍人的強執行力和堅毅品格也是文官制度的重要補充。
與中國體制改革的區別
新加坡的官員選拔過程可以說是融合了傳統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精英培養模式。西方教育非常注重社區服務，與之對應的是我國的勞動教育和軍事訓練。習總書記在陝西調研時就對青少年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新加坡的全民義務兵制度未必需要照搬至中國，但其背後對堅忍不拔的精神和我國所提倡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卻是共通的。作爲人民公仆的各級官員，也因以“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作爲自身要求。操守和品格應當列入專業能力之外最重要的官員選拔標准。
今天的中國已經深度融入國際秩序，也越發需要熟悉國際環境，或是在科技，金融和外交等領域的專業人才型技術官僚。將非政治領域的經濟商務類或是外交類工作對社會開放，可以爲黨政系統補充新鮮的血液，招攬更多有志于爲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才。從體制外向體制內輸送人才，是對我國目前現行的公務員選拔制度的有益補充。正如習總書記曾提及， “國有企業是我國治國理政人才的重要來源”。開放不同渠道爲黨政體制聚天下之英才，可大大增強的體制內的活力和對下一代年輕人的吸引力。
體制內外的雙向流通，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標志。相關的組織部和統戰部門可以抽調一部分資源，在更廣的範圍內物色德才兼備的年輕人作爲儲備。集百家之長，爲我國所用。
改革開放40年後的中國，無論是內部社會結構，還是外部國際環境都發生了很大改變。不斷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調整我們的國家戰略，也是在21世紀我國崛起和複興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