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新加坡大選過去了。人民行動黨政府以61.24%的得票率、贏得國會93席中的83席，重新執政。工人黨如今掌握了兩個集選區和一個單選區，獲得10席。新加坡也在獨立以來，首次有了國會反對黨領袖。這是曆史性的分水嶺。選舉結果顯示，選民選擇了代表安全、穩定和解決方案的行動黨蟬聯執政，但同時也希望強化反對黨的聲音，以及看到國會有更多的制衡與監督。
選後的社交媒體有衆多精辟的分析，顯示我們有一批值得傾聽的分析人士。我不想重複這些分析。讓我就一些趨勢發表一些看法，這些趨勢顯示了今後的政治走向。
選民選擇了代表安全穩定的行動黨蟬聯執政，但同時也希望強化反對黨聲音，讓國會有更多制衡與監督（檔案照）
選舉結果是對過去五年、五個月和九天的打分。容我解釋。過去五年，選民將行動黨的全面優勢或“超級大多數”，以及施政和國會議事如何進行看在眼裏，他們不贊同民選總統制，以及其他政策如《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的推出方式。
過去五個月，選民針對的是當局在應對冠病疫情時，缺乏明確性，以及對商業規則和條例的微觀管理方式。對于失去工作的恐懼和焦慮也日益增加。最後九天的競選活動，則關乎政黨的信息傳播和溝通，以及在網上的影響力和使用網絡的老練程度。
這讓我看到了我們社會的一個重要事實和趨勢。我們雖就青年選票和年輕選民談了很多，但這些評論沒有突出的，是2020年大選在新加坡人口處于青年高峰期時舉行。人口數量增長最多的群體是25歲至35歲，若再加上20歲至24歲者，就是一個很大的群體。工人黨明白這點，他們推出較年輕的候選人，提出新生代群體所關注的課題。年輕選民希望候選人會分享個人經曆，具備一種“我對你的痛苦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平易近人又有率真的特質。這種線上數碼政治就是新的零售政治（retail politics），它即親密又個人化。
工人黨盛港集選區候任議員選後答謝盛港選民與民衆互動。盛港是該黨本屆大選攻下的第二個集選區（海峽時報）
這群選民顯然接受了反對黨要國會有多元聲音，以及更多監督與制衡的說法。問題在于，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個人口群體的價值觀和關心的課題會改變嗎？一般人認爲，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會變得更爲保守。但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美國的千禧一代和X世代，跟嬰兒潮世代及沉默一代不同。他們並沒有變得更保守，在很多課題上，他們有著獨特的觀點，而且態度日益開明。因此，“我預料本地千禧一代會繼續視國會有多元聲音和反對黨爲好事。當然，他們會因年歲增長而有各自關心的課題。執政黨要贏得這群人的選票，就必須多去了解他們。
競選期間和選後分析，出現得最頻繁的字眼是“公平”。選民強烈期待執政黨在對待反對黨時要更公平。我思考新加坡政治文化的演變多時。在我聆聽演講者和閱讀網上貼文後，顯然一種新的新加坡政治文化正在成形。一方面是治理的文化，強調的是強勢政府、效率、尊重司法的文化、提供公共産品和服務、改善人民生活。批評者形容行動黨實行的是家長式的政治作風。
另一方面，很多新加坡人主張民主，希望看到新加坡發展爲全面的民主政體。政治評論人質疑行動黨爲何要求選民給予強有力的委托，爲何在對待反對黨人時，不更寬容大度一點。他們希望看到規則公平地適用于所有參政者，並限制不公正的選區劃分。這讓我感到，當我們期待看到民主競爭、競爭性政治的同時，我們也在要求一種更仁慈和溫和的政治。我們似乎對一些西方民主體制所出現的惡劣政治競爭感到厭惡。
受過教育的年輕新加坡人，並不希望看到政府對政治對手下重手。這或許跟執政黨數十年強勢主導國會和政府有關。當政治成熟並發展，一些價值觀和規範已經成爲社會共識。這就是我們。因此，政治工具箱裏過去管用的工具，今後或許不再那麽被接受和有效了。很多人視李顯龍總理對選舉結果的反應，爲大度和誠懇的。他對工人黨釋放善意也獲得掌聲。
選後，行動黨作爲政黨，將嘗試了解選民在選舉結果中發出的信息。就如尚穆根部長所說：“我們須要深刻反省和檢討”。我相信我們會看到變化。選後的氛圍是團結一致的。
行動黨選後將嘗試了解選民在選舉結果中發出的信息，就如尚穆根所說，須要深刻反省和檢討。（檔案照）
本演講主題是“動蕩時代的新加坡”。讓我用余下的時間，分享我對新加坡如何應對周邊的變革力量、劇烈和變革性的挑戰的看法。在這些挑戰中，政治、經濟和國際結構正在瓦解，逼迫我們做出戰略抉擇。
新加坡和冠病疫情
新加坡一開始獲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媒體，推崇爲應對疫情的黃金標准。但是不久後，我們卻淪爲該記取的教訓。如今我們已經進入疫情的第五個月，我們對新加坡和自己應對危機的韌性有學習到什麽嗎？
反對黨在大選時，把應對疫情當作競選課題。我們在抗疫方面是犯了一些錯誤。新加坡始終並非是唯一一個試圖戰勝這場危機的國家，隨著我們對病毒有了更多了解，就不得不調整抗疫策略。
疫情凸顯了三個重要的真相。
一、我們必須著手處理外來客工的問題。他們在新加坡是一個固定的暫住者群體。
首先，他們的數量龐大，居住環境密集，必定會在暴發疫情時構成群體感染的風險。我們的經濟增長一直依賴于通過人力，而非通過使用科技來提高生産力。問題在于，我們能多快轉型，並可轉型到什麽程度。雇主將不無道理地辯稱，目前許多企業面對困境，不是承擔更多成本的時候。但這些及其他問題在疫情受到控制後，遲早必須探討。
疫情凸顯出，新加坡必須著手處理數量龐大、居住環境密集的外來客工問題。（檔案照）
其次，我們必須認真改善客工的居住和工作環境。民間組織持續爲他們的處境發聲。我們能夠也必須做得更好。
二、新加坡人樂善好施，並且有很強的社區意識。很多人主動幫忙那些低收入家庭渡過難關。他們義務幫忙，確保貧窮家庭的孩子不會在學習上落後，不會餓肚子，並且在心理上不會因爲家長失去工作而焦慮不安。在意識到問題後，新加坡人也站出來爲客工提供食物和衣物。我們成爲更富同情心的國度，善待彼此，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公民意識全面提高。這顯示，我們在面對困難時，會團結一致。有人說，我們不應該浪費這個危機，而應該利用它來促進社會應有的變革。
三、整體而言，新加坡政府在處理冠病疫情上表現良好。盡管客工病例暴增引發了批評，總體上並沒有嚴重地影響新加坡的聲譽。有幾周我們只能謙卑以對，但我們還是克服了困難，因爲政府果斷行動，主動承擔責任，負責他們的醫療和三餐費用，以及確保他們繼續獲得薪水，以便讓他們安心。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能做得像我們這麽多。
更重要的是，我們維持了極低的冠病死亡率。截至7月14日，加護病房沒有冠病病人，住院人數是161名，健康良好但冠病檢測仍呈陽性者爲3865人。
由于低調與未被注意到，因此較少受到贊賞的一點是，我們保持了供應鏈的暢通，食物進口在過去幾個月的世界各地封鎖期間沒有中斷，也能獲得醫療物資。
英國一個智庫的最新報告列出全球疫情下最安全的國家和地區，瑞士名列前茅，新加坡排在第四。（早報圖表）
《福布斯》雜志與一個調查小組合作，對企業和非盈利組織進行了調查，爲全球100個冠病疫情中最安全的國家排名時，新加坡名列第四，瑞士在榜首。李顯龍總理應奧地利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之邀，在5月7日參加視訊會議，同澳大利亞、捷克、丹麥、希臘、以色列和挪威討論如何應對冠病疫情。我們被視爲討論冠病疫情的重要參與者。
後疫情時代，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疫情對城市和經濟生活所造成的顛覆性影響。冠病疫情對所有城市都是一記警鍾，凸顯了決策者在城市規劃中必須把確保公共衛生安全放在首位，緊跟著的則必須是食品供應的保障。對于沒有經濟腹地的新加坡來說，確保食品、醫療物資乃至所有物品的供應鏈穩定，更加至關重要。
由于新加坡是個主要的貿易和通訊樞紐，冠病疫情對我們造成的顛覆性沖擊比許多國家來得大，對經濟造成嚴重影響。中美貿易戰已經讓供應鏈轉向，如今加上冠病疫情和國境關閉，以及主張自給自足的民族主義的崛起，我們必須了解供應鏈重組的新趨勢，以及它如何影響新加坡。爲新加坡人創造就業機會，協助企業維持營運，是接下來幾年新加坡的主要挑戰。
民主和資本主義：新加坡的治理模式足以應付未來挑戰嗎？
新加坡式民主
新加坡的威權政治制度備受批評，但其成效則備受贊譽。一些學者撰述新加坡如何背棄自由主義，或並非實行民主制度。另一些則形容它是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言下之意是新加坡有個強勢且幹預型政府，只關注或過度關注經濟增長。
新加坡的威權政治制度備受批評，但其成效則備受贊譽。（檔案照）
新加坡在獨立時，采納了基于西敏制的議會民主。但從一開始，李光耀和他的內閣要建立一套適合新加坡所需的體制。他們追求一個能迅速反應，並因爲突然建國而必須能落實必要政策的制度。人民行動黨選擇了國會一院制。他們認爲，小國很難找到足夠人才坐在上下兩院。另一個原因是要有效而迅速地行動，一院制比兩院制更少掣肘。
1968年，獨立後的新加坡的首個大選産生了一黨獨大的國會。主要反對黨社會主義陣線杯葛選舉，這是新加坡反對黨政治的曆史性錯誤。一黨獨大的國會持續到1981年，直到惹耶勒南贏得了安順區補選。在國會沒有反對黨的那13年裏，行動黨習慣了在國會快速而有效地完成政府事務。雖然維持這個狀態的誘因很強，但他們認真對待每一屆大選，視之爲對他們表現的公投。
我們的政治體制進化成什麽形式，表現又如何？我在1975年的《行政國家的政治：政治跑到哪裏去了？》一文中，闡述了行動黨政府在1960和1970年代有系統地把新加坡去政治化，由官僚系統取代政治。技術官僚在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內部辯論想法、建議、政策和執行方式，沒有外部的協商。從政者則通過接見選民和在選區走動的方式，聆聽基層民聲。
政黨政治隨著一黨獨大體制的崛起而消失。黨內的政治鬥爭也不被鼓勵。當時被稱爲利益團體的公民社會組織極少。在這種行政國家體制裏，強大的政治領導層主導一切，跟官僚一起促進新加坡的發展。稍後的調整增加了基層反饋和協商，但行政國家的核心地位不變。權力被集中起來，決策的任務付托給了技術官僚。
新加坡的再政治化始于1981年，並在1984年的全國大選得到延續。1984年，行動黨的得票率從1980年的75.6%下挫到62.9%。惹耶勒南在安順區重新當選，詹時中則在波東巴西當選。行政國家的再政治化緩慢但不動搖地發生。政治領導層和行政國家必須適應這一再政治化現象。在1984年大選後，行動黨推出了非選區議員制度，選舉成績最好的落選者得以進入國會。1990年則推出了官委議員制度。這兩個制度皆是爲了增加國會的多元聲音，以減少選舉反對黨議員的必要性。
然而，隨著社會急劇變化、全球化、經濟成功和轉型、海外旅行和留學機會增加，以及受良好教育的中産階級壯大，不滿情緒和要求政治變革的願望積累並暴發。到了2011年的全國大選，由于幾個深層次的社會與經濟課題交織在一起，例如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不斷增多的外來移民，新加坡迎來了民粹政治。競選氛圍改變了。行動黨丟失了第一個集選區予工人黨，加上另一個單選區，共有六名工人黨議員進入國會。行動黨贏得87個國會議席中的81個，得票率爲60.1%，是獨立以來的最低。工人黨在2013年的補選中贏得多一個議席。
不過，執政的行動黨並沒有失去它的政策觸覺和競爭性。它即刻推出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強化社會安全網，並在2012年至2013年開展了一系列“新加坡對話會”，收集民意。在2015年的全國大選中，行動黨得票率進步到接近70%（69.9%）。2011年大選的教訓，是必須貼近不斷改變的政治景觀。在2020年全國大選，我們看到了新加坡全然的再政治化。
進入21世紀，我們現在正處于行政國家2.0版或3.0版。它在很多方面強化了，在另一些方面則弱化了。國家還是強大且權力高度集中。政府通過政聯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經濟中所扮演的企業家角色已擴大。
2019年的勞動力調查發現，擁有理工學院和大學學曆者，占新加坡居民勞動力的57.6%。（檔案照）
新加坡在這些年來已發生了變化。2019年的勞動力調查發現，擁有理工學院和大學學曆者，占了居民勞動力的57.6%。在這當中，32.4%畢業自外國大學。專業人士、經理、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PMET）增加到129萬9800人，是2019年整體勞動力的58.3%。爲他們找到好的工作成了一個問題。
他們對于國家的發展方向持有某種看法，並且對于外來的PMET取代自己的工作非常不滿。他們的挫折感經由社交媒體和網上平台強烈地表達出來。其中一部分試圖挑戰既有的共識。盡管活動成長的空間有限，反對黨的數目仍舊增加。但民間組織的出現猶如雨後春筍，吸引了年輕、受良好教育和理想主義的人士加入。民間組織從來沒有如此活躍。
最近的冠病疫情顯示，民間組織作爲社會課題和社會裂縫的預警系統，在諸如被虐待的婦女、貧弱老人或外籍客工等方面，無論所反饋的多麽讓人不快，都大有可爲。政府和民間組織應當更緊密合作，因爲雙方都意在改善弱勢者的生活，建設更美好的社區。
展望未來，新加坡的明確目標是利用新經濟，並在後冠病時代的轉型世界中尋找非一般的機遇。（彭博社）
展望未來，新加坡的明確目標是利用新經濟，並在後冠病時代的轉型世界中尋找非一般的機遇。我們希望有勇于冒險的精神，來引領我們進入未來經濟，因此我們也必須爲異議保留空間。要善用外部機會，要思人所不敢想，我們必須拓展思想空間，提供更多的表達空間，鼓勵新加坡人，特別是年輕人鼓起勇氣，別樣地思考，創新地思考。
我們必須認真地抗拒團體迷思。在成功的官僚體制裏，允許天馬行空的思考甚至是必須的。若我們的政治體制須要改進，那就是如何在我們的體制和國家裏，容納異議和多元觀點。
新加坡的民主曾遭遇民粹主義挑戰的時刻，而行動黨政府從中恢複過來。這並不意味著民粹主義不會重返我們的政治。在過去10年，貧富差距問題不斷在新加坡被討論，尤其是差距似乎在擴大。貧富差距擴大的討論，也主導了全球的政治、商業和學術議程。
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會削弱新加坡的民主和經濟體系嗎？容我說兩點。一是關于我們塑造的經濟體系；二是關于平等。
行動黨在建設適合新加坡所需的民主制度時，也爲共和國形塑了其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模式。第一代領導人最初是英國工黨領袖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式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但當時李光耀已經對人性的本質和獎勵制度的必要性，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們並非正統的社會主義者，而是建立了開放和自由市場的經濟，歡迎跨國企業，並不相信福利國家制度，但一心要爲人民提供教育、工作和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