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新加坡大選結果已經揭曉。選民和相關政黨可以從選舉數據中了解到什麽?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傑出教授方博亮(Ivan Png)通過統計方法,對本屆大選的選舉結果進行了分析回顧。
教授簡介
Ivan PNG | 方博亮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及經濟系傑出教授
新加坡國會官委議員(2005-2006)
史丹福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研究領域:經濟創新與生産力
在大選之前,選舉範圍檢討委員會已經放棄了由六名成員組成的大型集選區(GRCs),轉而采取由四名或五名成員組成的小型集選區。
隨著人口的增長和集選區規模的縮小,可供競選的選區數量從2006年的16個穩步增加到2020年的31個。在2020年新加坡大選中,新加坡分爲17個集選區和14個單選區 。
在2020年大選時,普選結果顯示對于人民行動黨執政的支持有所下降:人民行動黨的支持率從2015年的69.9%降至61.2%,但仍高于2011年的60.1%。工人黨奪取了第二個集選區——盛港,並以超過19%的優勢保住了阿裕尼集選區。
就選舉地圖而言,另一個明顯的變化在于人民行動黨在偏遠西部地區的支持率的下降。這是由于該地區前人民行動黨議員陳清木(Tan Cheng Bock)醫生新組建了新加坡前進黨。
除了對政策的情緒和滿意度,其他因素如反對黨的實力、地理位置、選區規模和時機,都會影響到選舉結果。所以對選舉結果的科學分析必須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
多元回歸是一種能精確做到這些的統計方法。重要的是,多元回歸能夠保持所有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專注每個因素的貢獻。
我對過去四次大選(2006年、2011年、2015年和2020年)中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進行了多元回歸估計。在最近兩次大選中出現了三種明顯的模式(確切地說,是具有統計意義的結果)。
首先,人民行動黨在單選區的表現相對好于集選區。在2015年新加坡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在六人集選區中的得票率比在單選區低8.8%。對于政府來說,解散大型集選區無疑是一項好措施。
但是,現在的重點在于五人集選區。人民行動黨在五人集選區的得票率比單選區低10.9%。從人民行動黨的立場來看,並非越大越好。
然而需要說明的是,相關性並不意味著因果關系。人民行動黨可能在單選區派出了實力更強的候選人,或是保留了長期受歡迎的議員(例如,傅海燕部長第四次當選裕華集選區議員,得票率超過70.5%,林謀泉第三次當選蒙巴登集選區會議員,得票率爲73.8%),並指派實力較弱的候選人去與集選區中的知名部長進行角逐。
因此,在集選區中表現明顯較弱可能只是人民行動黨競選策略的結果。
其次,在集選區,人民行動黨往往在人口較多的地區表現更好。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特別是在控制集選區成員人數的情況下),選區人口每多1%,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就能高出6%以上。
在人口較多的集選區,如宏茂橋(71.9%,178,039票)和三巴旺(67.3%,142,742票),人民行動黨贏得了61.2%的全國選票。
這裏需要再次強調相關性並非因果關系。多元回歸揭示的是相關性,而不是因果關系。人民行動黨在人口較多的選區獲得更大的支持可能只是選區劃分的結果。
第三,工人黨已經成爲反對黨。2015年在與工人黨的競爭中,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下降了7.9%。
在2020的大選中,這一差距擴大到15%。然而,這一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出現了人民行動黨向反對黨轉變的普遍趨勢。
相關性不是因果關系。工人黨表現之所以有進步,可能是因爲工人黨將有限的人才集中在較少的競選上(從2015年大選的10場下降到2020年大選的6場)。
通過將2020年大選的結果與人口統計數據結合,研究人員和政黨策略師可以做更多的研究來了解潛在的模式和趨勢。例如,可以調查是否有必要維持少數族裔在議會中的席位,以及人民行動黨在年長人士和富裕群體中的支持率是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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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爲The small constituency effect and WP factor: What statistical analysis says about PAP performance at GE2020
作者:方博亮,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及經濟系傑出教授
翻譯:莊冰冰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