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晚間，新加坡新一屆內閣宣誓就職。由于疫情期間人員聚集的特殊考慮，宣誓儀式分別在總統府和國會大廈舉行，兩地的宣誓儀式分別由李顯龍總理和王瑞傑副總理領誓，在形式上進一步向外界強化了副總理王瑞傑作爲新加坡第四代領導團隊領軍者的地位。
在原有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職位之外，王瑞傑在本屆新內閣中再添一個新的職銜：經濟政策統籌部長。新加坡在面對新冠疫情的巨大沖擊面前，以“經濟政策統籌部長”的職位強調了當前形勢下新加坡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視，也賦予了王瑞傑新的責任和擔當。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回應了疫情期間部分輿論對第四代領導團隊的質疑，對于王瑞傑而言，無疑也給其接棒的路上增加了更多壓力。
王瑞傑接班人地位的共識並未改變 在前不久結束的第13屆國會選舉中，王瑞傑離開服務了近十年的淡濱尼集選區，出征本屆大選選情最激烈的東海岸集選區，這充分體現了他作爲領軍者的擔當。不過，也有輿論提出了人民行動黨在東海岸集選區53.41%的得票率與王瑞傑現在的副總理身份以及作爲第四代領軍者的地位不相符的質疑。其實，作爲本屆選舉競爭最爲激烈的選區之一，王瑞傑初次領軍東海岸集選區的成績已是不俗，何況在上兩屆大選中他在淡濱尼集選區的成績早就有目共睹。
在7月25日的新內閣新聞發布會上，李顯龍特別讓第四代領導團隊的關鍵成員之一、繼續留任貿工部長的陳振聲回應了媒體關于王瑞傑是否還是總理接棒人選的提問。陳振聲明確指出，此前，第四代領導團隊推舉選出了王瑞傑作爲新一代領導團隊的領軍者，這早已是大家普遍認可的共識，即使新冠疫情造成了諸多的不確定性，但是，這個共識沒有改變。這相當于在官方層面再次直接回應了王瑞傑的接班人地位。
新加坡的領導人遴選與更叠機制有著明顯的新加坡特色。從曆史來看，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獨立以後，李光耀領銜的新加坡第一代領導班子正式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進入世界舞台。進入1980年代，李光耀開始著手培養接班人。吳作棟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進入到第二代領導層的核心團隊。
2003年年底，帶領新加坡度過非典疫情危機的吳作棟宣布將會在2004年中辭去總理，交由李顯龍接棒。2004年8月，李顯龍領導的第三代領導班子開始進入新加坡的政治舞台。在李顯龍領導新加坡的十幾年中，新加坡國內政治生態以及地區和國際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2011年大選以後，人民行動黨即已開始物色第四代領導團隊的人選問題。直到後來李顯龍身體多次抱恙，並在2016年國慶群衆大會演講中險些暈倒，使得新一代領導人的推選問題顯得更加緊迫。其間，王瑞傑、陳振聲、王乙康等多位候選人都曾經進入選拔視野，王瑞傑最終在2018年11月新一屆人民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中脫穎而出，出任人民行動黨第一助理秘書長。這也就意味著，其在黨內已經獲得充分認可，成爲新一代領導層的領軍者。新加坡政府也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強化民衆與社會輿論對王瑞傑作爲接班人地位的認可。
擺在王瑞傑面前的多元化挑戰 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王瑞傑與新加坡都面臨著日益多元化的挑戰，在本屆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再次丟掉一個集選區，以及反對黨的成績，都說明了新加坡正在發生著更多的新變化。
不論是日漸清晰的反建制反權威主義的思潮，還是已經對經濟與社會發展構成嚴重沖擊的新冠疫情，這些都對未來的第四代領導團隊接棒構成了新的挑戰。而李顯龍繼續留任總理以確保更好地穩定新加坡經濟與社會發展就是明顯的體現。正如他在新內閣新聞發布會上指出的：“我決定，把這個做好之後，我就可以平穩、安心地把新加坡交給下一代領導班子。”
目前來看，王瑞傑及其領銜下的新一代領導團隊乃至整個新加坡主要面臨以下基本挑戰。首先還是在個人方面。由于疫情的沖擊，延緩了領導層的更叠進程，如果樂觀一點兒，疫情將會在2021年得到完全控制和化解，那麽，王瑞傑接班的時候將60歲了。雖然對于國家最高領導人而言，這個年齡並不算高，但卻是新加坡有史以來年齡最大的接班人，加上此前王瑞傑曾經出現過的健康問題，可能會多少增加新加坡民衆對國家領導人的憂慮。
其次，就結構層而言，雖然目前有李顯龍總理的承諾和緩沖，但是，對于王瑞傑領銜下的新一代領導團隊而言，新加坡國內目前面臨的最大的結構性挑戰還是如何帶領全體新加坡人順利度過疫情，繼續保持新加坡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等領域的可持續發展等課題。
雖然通過新的財政預算以及相關政策的扶持，將減緩疫情對新加坡社會的沖擊，但是，這似乎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課題，也不僅僅是某一個領域（比如經濟）的課題。新冠疫情對新加坡的沖擊，肯定要比2003年的非典疫情大得多，也久遠得多。所以，對于新的領導團隊而言，應對這些挑戰的關鍵就是在接下來的發展中，能否繼續保持新加坡社會的團結一致以及擁有戰略性的前瞻意識，從而可以確保新加坡能夠在正確的軌道上保持穩定的發展。
再就是，在處理對外事務的能力方面，王瑞傑與大多數國家的候任領導人一樣，在這方面暫時沒有成熟的外交理念和豐富的外交經驗。王瑞傑自從政以來，其主要工作內容與外交工作還是存在一定距離。不過，在王瑞傑進入政壇，尤其是2015年擔任財政部長以後，頻繁的出訪和出席多邊組織活動的經曆已經爲其積累了一定的外交經驗。尤其是在對華關系、對美關系、對日關系以及與東盟的關系方面，李顯龍政府其實在有意地爲其創造曆練的機會。
百年變局下的“小國大外交”挑戰 2020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王瑞傑在處理對華事務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早在1997年，時任李光耀首席私人秘書的王瑞傑就曾陪同李光耀訪問蘇州工業園。目前，新加坡—上海全面合作理事會的成立也是由王瑞傑擔任新方主席，同時在升任副總理後，出任新中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JCBC)新方主席。這些身份對于提升王瑞傑的外交能力尤其是在對華外交方面的能力意義重大。
但是，隨著中美關系面臨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新加坡在未來將如何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繼續尋求最佳的平衡點，對于外交履曆不足的王瑞傑來說，並不輕松。美媒就曾指出：“新加坡尋求在國際事務中的謹慎中立時，有著哈佛教育背景的王瑞傑將被視作政府政策可持續性的穩定賭注”。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同時，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對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而言，如何應對其國內以及地區和國際局勢方面的多元化挑戰，將成爲其在新時代化解小國脆弱性的重要課題。李光耀時代所奠定的韌性新加坡的國家形象能否延續，將考驗著王瑞傑以及新一代領導團隊的外交智慧。
新的形勢下，經曆過新一屆大選的曆練以及更爲複雜的內外壓力的王瑞傑和新加坡，能否在多元化的的挑戰中抓住機遇，最終在這個紛繁複雜的時代繼續走出一條有著新加坡特色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將決定著王瑞傑的政治前途，也決定著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的未來走向。
來源：法制日報·法治周末，2020年7月30日第16版
編輯：雪玲
整理：海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