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新移民在新加坡逐步紮根和不斷發展，以該群體爲主流、不再只限于同鄉聯誼的新型社團隨之出現。圖爲新移民在參加社區活動，與鄰居街坊交流。（檔案照）
作者：劉柳
新加坡以鄉親、宗親爲聯系紐帶的傳統社團曆史悠久，可追溯至百年，他們大多是爲同鄉同族提供互助、支持的社團組織。
新加坡與中國在1990年建交後，以技術專才和企業人士爲主的新移民逐漸增多，這些人也有更多參與新加坡社會和商務活動的需求，新一代的社團組織隨之陸續誕生，在組織架構和具體功能上，既有對傳統社團的傳承，也融合了新時代需求的特色。
成立于2016年底的新加坡江蘇會是其中一例。會長周兆呈接受《聯合早報》采訪時介紹說，江蘇會既承擔同鄉聯誼的責任，也具有商務往來的平台作用，它同時是宗鄉會館聯合總會與中華總商會成員，是綜合性的新型社團。
江蘇會人脈網絡強化聚合效應
2016年底成立的江蘇會承擔同鄉聯誼的責任，也具有商務往來的平台作用，會長周兆呈（中）及成員力求以新方式推動國民融合。（檔案照片）
和早前的同鄉社團不同的是，江蘇會在吸納成員時，對地域的限制放得更寬，不僅招募原籍爲中國江蘇省的會員，只要和江蘇有一定淵源的都可被納入其中。周兆呈說，傳統社團是建立在地緣關系上，新型社團超越了同鄉聯誼的作用，更多互動和商業作用，如果只定義它爲“同鄉會”或“商會”就顯得比較狹隘，這也有助于江蘇會形成一個更廣的人脈網絡，達到更強的聚合效應。
在這樣的人才彙集基礎上，江蘇會成立後多次主辦以教育、科技爲主題的論壇活動，例如2018年的科創論壇，以及同年在南京舉行的“中新人工智能高峰論壇”，並成立了由新加坡頂尖大學、科研院所以及科創領域企業組成的科創英才庫，其成員包括新加坡科學院院士黃銘均教授，以及總統科技獎得主、原籍江蘇的劉斌教授等。兩地高端人才頻繁互動交流爲新加坡經濟發展注入更多活力，也帶來新的機遇。
天府會熱心公益關心弱勢群體
新中建交後首個中國新移民社團“天府同鄉會”已改名爲“天府會”，成爲跨地域性、以服務爲主、國民融合度很高的社團。（天府會提供）
新中建交後第一個在新加坡創立的中國新移民社團——天府同鄉會最初主要是吸引生活在新加坡的四川同鄉，爲他們搭建聯誼、交友、互助的平台，後期隨著社團的壯大，會員也逐漸擴展到四川以外地區。
會長杜志強告訴本報記者：“如今的天府同鄉會已改名爲‘天府會’，成爲一個跨地域性、以服務爲主、國民融合度很高的社團。”
天府會曾爲新加坡華社自助理事會、馬來回教理事會、實勤中學、人民協會等機構捐款，也在中國郴州雪災、汶川地震、雅安地震時慷慨解囊，爲新中兩國公益事業作出積極貢獻。天府會還爲社團成員設立了獎學金，爲許多在新加坡或海外求學的會員子女提供經濟資助。
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會長陳奕福接受本報采訪時，對新型社團定期開展義工活動、捐款幫助新加坡弱勢群體表示贊賞，他認爲新型社團用自己的方式爲新加坡社群做出貢獻，同時也推動了新加坡社團在這方面的積極投入。
浙商總會更專注商務
2013年成立的新加坡浙商總會更專注商務。圖爲總會去年舉行浙商新加坡大會，邀請國大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演講。（檔案照片）
與江蘇會、天府會略有不同，2013年成立的新加坡浙商總會更多專注在“商務”方面，會長李國生告訴記者，浙商總會主要是在地緣基礎上，爲會員搭建一個有效平台，發揮新加坡良好的經商環境優勢和資本優勢，幫助浙商實現“走出去”的目標。
李國生說，新加坡作爲區域經濟中心，可發揮橋頭堡的作用，浙商選擇在這裏建立總部，從而通過新加坡走向東南亞。
浙商總會也不強調“同鄉”。李國生說，只要在浙江做生意，和浙江有商務往來都可作爲“新浙商”納入商會範圍。浙商總會包括在新加坡的浙商會員，也包括希望通過新加坡開拓東南亞市場的其他地區浙商。
陳奕福：應加強社團成員對新身份認同
新型社團與新加坡傳統社團有一定的聯系和淵源，但又呈現出了與新加坡傳統社團截然不用的特征，尤其在社會功能實現和人員構成方面。這些不同又帶來新的問題，如何讓新移民真正“融入”社會成爲一個新課題。
陳奕福坦言，新型社團和傳統社團有很大區別，這是因爲時代需求和社會功能在不斷轉變，“早期社團成員多是中下層，會館的成立是爲了給這些人提供生活上的資助，比如醫療方面誕生了廣惠肇留醫院、同濟以及善濟醫院等；教育方面，會館也建了不下500所學校”。
陳奕福說：“但現在這些社會功能絕大多數已在政府的支特與指導下變得更加完善，社團的社會功能要順應新時代發揮更大的作用，如促進社會和諧等。”
不過，陳奕福認爲，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協助剛到新加坡的人落腳、幫助他們適應新加坡生活、習慣的作用，無論對新型社團或傳統社團，都是一直不變的使命。同時，他也強調新型社團應進一步加強成員在新身份上的認同感。
新型社團成員 高學曆居多
談到對主要由中國新移民組成的社團特征時，陳奕福說，新社團的構成人員教育背景更好，通常是技術專才或企業人士，因此他們可以透過這樣的平台進行更多的商務往來和交流合作。
這從江蘇會以及天府會的人員構成上可見一斑。周兆呈告訴記者，江蘇會目前1000名會員中，一半以上是碩士或博士學曆，高學曆化是江蘇會會員的特征之一。
杜志強也透露，天府會成員大多數是技術移民，專業人士、高學曆人士居多，“我們的會員中，大專、大學以上學曆占99%，基本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其中30%以上的人又在新加坡再次求學深造，一半以上獲得碩士學位。”
“新移民”說法須改變
對于“新移民”的提法，陳奕福強調“須要改變”。他認爲，一個已經入籍10多年甚至20多年的公民不能再稱之爲“新移民”，“你稱他們爲新移民，他們就永遠都是新移民了；這是標簽化一個群體。”
這個觀點得到了浙商總會會長的呼應。已經在新加坡生活了20多年，入籍10多年的李國生受訪時對“新移民”的提法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爲，這是割裂社會的行爲，呼籲媒體以後不要采用這種說法。
李國生說：“這樣區分新移民和老移民不合適。一個剛結婚的人我們稱爲新娘子，她結婚10年了我們還能稱爲新娘子嗎？”
李國生表示，自18歲成年後，他在新加坡生活的時間，遠遠超過了在祖籍地生活的時間，卻還被稱爲新移民，讓人情何以堪？“千萬不要再叫我新移民了！”他還補充說，對新一代公民用“融入”這個詞也值得商榷。
“融入指進入舊的體系，但是新的卻不見了。我認爲用‘熔爐’這個詞可能更恰當，意味著新舊都融合在一起，共同鑄造新加坡，是一種豐富和提高。”
抗疫期間發揮更大作用
今年突如其來的冠病疫情對社會經濟與民生都造成了嚴重影響，全球經濟面臨衰退，新加坡失業率創近10年新高，人際交流也被最大化限制。在這段特殊時期，新型社團利用自身特點發揮優勢，支持抗疫防疫工作，幫助中新人民適應新常態。
據天府會會長杜志強介紹，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天府會會員全球采購大量口罩、醫療用品寄回中國支持抗疫；三個月後，天府會收到了來自四川、北京等地方機構，以及受天府會捐助的學校寄來的3萬多個口罩。與此同時，天府會也通過通商中國，爲受疫情影響的新加坡弱勢群體捐款1萬元。
江蘇會今年初同樣籌款4萬7600元參與支持中國抗疫活動，而隨著疫情在新加坡蔓延，江蘇會將防疫重點轉向新加坡，包括爲醫院捐贈醫療用品，爲老人院捐贈口罩，並籌款5萬8050元，以及與新加坡教育部一起，協助解決新加坡弱勢家庭中小學生群體的餐食、學習用品等問題。
江蘇會在冠病疫情期間捐贈3000個N95口罩給邱德拔醫院。（江蘇會提供）
除了捐款捐物，還有以出書的形式爲抗疫助力。李國生透露，該會名譽副會長胡建成上月出版《新加坡封城日記》，將阻斷期間的所聞所感記錄下來，以鼓勵面臨相同困境的雇主和工友。
從事建築業的胡建成接受《聯合早報》采訪時說，疫情期間，建築業停工，作爲雇主的他不僅要照顧新加坡員工，還要照顧上百名客工，給予他們生活保障和精神安慰，承受了不小的壓力。新書道出了新加坡小企業主的心聲，上架不到一個月，銷量已突破700本，他很欣慰能以這樣的方式予以同行精神支持。
配合政府共渡難關
杜志強則認爲，社團在這個時期更應配合政府發展經濟，保障就業，共同渡過難關，“新加坡也是我們自己的家，我衷心希望它早日走出困境。”
對于社團在疫情期間扮演的角色，江蘇會會長周兆呈指出，在世界各國客流基本中斷的情況下，民間的信息、互助還一直持續，並成爲重要的互動渠道，社團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新中關系難免敏感期 三社團領袖三種觀察
對于出生、成長在中國，但生活、發展在新加坡的這一代移民來說，新中關系的處理是一個很難避免的課題。以新移民爲主體的社團，在新中關系出現挫折或比較敏感的時期，會以怎樣的方式去呈現自身立場？
受訪的三名社團領袖均認爲，新加坡的利益是和自身利益完全挂鈎的，他們沒理由也沒立場不去維護新加坡的利益，但在方式上各有不同。
天府會秉持的原則是“低調、謙卑”，要有“爲客之道”，尊重和融入在地的習俗文化，比如新加坡的華語和中國的普通話有區別，不應該嘲笑彼此的說話方式。
會長杜志強說，新中關系一直都很友好，但也偶有疼痛，“兩國有沖突時，我們不便發表任何言論，盡量去做到‘平衡和低調’，要相信兩國政府有足夠智慧可處理好矛盾”。
他補充：“作爲一個社團，我們沒有這樣的力量，也不要高調扮演什麽角色。這不利于民間的正常交流。”
談到新加坡博士在美國認罪充當中國間諜，杜志強認爲這是一個孤立事件，對其中的細節並不清楚也無從查證。
浙商總會會長李國生認爲這只是個別案例。他指出，新加坡和中國不存在根本的利益沖突，“新加坡今天取得的成就也是華夏文明的驕傲，即使有時被中國網民誤解，也沒上升到國家利益的高度。新加坡被誤解的時候，我們可承擔‘新中關系辯護者’角色；這是一種民間上的外交。”
觀點多元很正常 不應將個體表達標簽化
江蘇會會長周兆呈則認爲，社團在運營上須遵守新加坡法律與社會規則；而在涉及雙邊摩擦時，有多元觀點是很正常的，不應將個體表達“標簽化”，不能讓個體的表達，變成了該群體的集體表達。他舉例說，美國和新加坡在某些問題上也會産生分歧，本土也可以有不同觀點的表達，但是不會因此被貼上“親美”或“反新”的標簽。國與國之間發生分歧很正常，必須去理解兩國的立場和事情的源頭。
他相信，社團或可在民間溝通等方面起到正面作用，“有時候在私下場合，把問題的來龍去脈解釋清楚明白，比官方的公開文告效果更好。”
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看到了新移民的無奈。他說：“新型社團肯定是認同新加坡的，他們也最希望新中關系向好，但如果發生摩擦、沖突，他們也很無奈。這種時候很爲難，只能選擇低調處理。”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認爲，新型社團在服務新移民的同時，爲新加坡社會發展作出貢獻也是它的價值所在，它也可利用與中國的關系開展商務和貿易活動，兩者並不矛盾。
陳慶文相信，無論是傳統或新型社團，都可在新中交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使兩國人民在血緣關系、經濟聯系和文化親和力上走得更近。
差異確實存在 小摩擦難免
關于新移民與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在生活中的融入問題，鄭永年不諱言，對本土長大的人來說，新移民與自己確實存在著差異，盡管都是華人，仍有許多不同之處，彼此産生小沖突是正常而必然的事。
“中國內部不同地域間都會有分歧，新加坡內部對某個課題也會有不同理解，更不用說新加坡和中國之間會産生小沖突”，但我認爲要‘就事論事’，沒必要上升到某個高度，這樣反而無助于解決問題”。
事實上，新移民與新加坡人的沖突不只發生在華人移民身上，來自其他地區、種族的新移民與當地人也曾出現矛盾。去年年底，一起“公寓保安停車口角”就引起社會關注。
移民須認同“新加坡人”身份
陳慶文指出，這類沖突其實比人們想像得更普遍，不過他強調，“新加坡人”必須是我們的首要身份。華族新加坡人與來自中國或世界其他地方的華人有著相同的種族背景，而新加坡華人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我們的忠誠和命運屬于新加坡，而非祖籍和文化來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