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不過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你們（中國人）有的卻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要、文人學士的後代。”“你們（中國人）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1978年，李光耀與鄧小平的談話
“墨西哥人”來了
1965年新加坡剛獨立的那段日子裏，李光耀感覺“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從”。仿佛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剛出生就被斷了奶，隨時會被扼殺在搖籃裏。
在媒體上，煽動種族情緒馬來文報刊、電視繼續抹黑李光耀爲破壞馬來西亞國家和民族團結的“元凶”。爲了躲避種族狂熱者的襲擊，李光耀不得不住在遠離市區的度假屋，那裏離英國空軍基地更近、更安全。
而他的三個子女們因爲要上學，必須留守在市區的宅子。爲了保證他們的安全，宅邸外不僅修了圍牆，宅邸的所有窗戶還被鋼板封了起來，仿佛住進了密不透風的監獄。
不過對李光耀來說，更大的安全威脅，來自軍隊內部。
新馬分家後，屬于新加坡的兩個營士兵，依舊處于馬來西亞將領的控制下，八成以上士兵都是馬來人（華人對“兵禍”記憶深刻，不喜歡當兵）。
而此時在馬來西亞國會，像賽加法阿巴這樣，叫囂占領新加坡，把李光耀扔進監獄裏的巫統高層大有人在。只要馬來西亞“國父”東姑一聲令下，新加坡被入侵、被兵變顛覆，是輕而易舉的事。
爲了改變軍隊中的種族比例，李光耀政府有意壓縮馬來人入伍人數，不料卻引發了訓練營裏馬來人新兵的一場暴亂。
暴亂者用棍棒毆打華族長官、掀翻貨車、將玻璃瓶扔向鎮暴警察。暴亂現場圍觀者甚衆，種族矛盾再度升溫。
這場暴亂，促使李光耀力排衆議，頒布了強制服役令——所有新加坡男子在18歲時，必須服役兩年半的時間，以改善種族比例。
政府還命令所有中學成立“學生軍團”和“學生警察團”，強行扭轉華族家長“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觀念。
爲了請外國教官訓練新加坡陸軍和海軍的這群新兵蛋子，李光耀分別給印度尼赫魯和埃及納賽爾兩人寫信，這兩人是當時第三世界的聲望領袖。
殘酷的是，弱國無外交。這兩個國家因爲不願意得罪馬來西亞，只是“祝願新加坡人民繁榮與幸福”，而對李光耀的請求不理不睬。英國爲了平衡新馬利益，也拒絕提供幫助。
尋覓之下，李光耀最後找到了以色列——這個比他們處境更加惡劣的小國。
由于穆斯林與猶太人的矛盾，當時新加坡與以色列沒有建交。不過以色列還是友好地派出了幾個皮膚黝黑的教官，新加坡政府對外宣稱他們是“墨西哥人”。
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把埃及按在地上摩擦，證明了他們的實力，李光耀不由得心中暗自慶幸當初的正確選擇。
以色列勝利後，李光耀很快與以色列升級了外交關系，並私下購買了70輛退役的輕型坦克和170輛裝甲車，組成了新加坡第一批的裝甲部隊。
1969年，馬來西亞發生“5·13”排華暴亂、政局動蕩，吉隆坡的政客們企圖再次禍水東引、將矛頭指向新加坡。關鍵時刻，李光耀果斷決定讓裝甲部隊在國慶閱兵上亮相。
8月9日新加坡國慶日當天，一個連隊的坦克和裝甲車走過校閱場。在電視和報紙上觀看閱兵的馬來西亞人驚呆了，因爲當時馬來西亞連一輛坦克也沒有。
出席閱兵的馬來西亞國防部長，甚至當場表達了擔憂，他希望新加坡的國防部長能到吉隆坡“澄清”，新加坡並沒有入侵馬來西亞的敵意。
此刻，新加坡已經向世界表明，它不再是那個任人宰割的島國。那些叫囂占領新加坡的吉隆坡政客們，也老實地閉上了嘴巴。
一場“大考”
新加坡的生存問題解決了，可是麻煩並沒有結束。
1967年，英國因爲經濟衰退、外彙不足，爆發了英鎊危機，英鎊官方彙率貶值14%。
英國議會裏，議員們猛烈抨擊英國在海外的駐軍政策，要求撤除在蘇伊士運河以東的駐軍，削減軍費開支，將更多資金投入到醫療、福利政策上來。
李光耀聽到這個消息，無異于晴天霹雳。
新加坡建國時，因爲失去了馬來西亞作爲共同市場，轉口貿易城市的地位岌岌可危。“健力士”啤酒公司甚至撕毀了和新加坡政府談好的合同，跑到馬來西亞設廠。
新加坡南面，蘇加諾與蘇哈托兩位印尼強人正在爭權奪利，印尼新加坡貿易也幾乎中斷。
此種情況下，新加坡失業率一度高達14%，國家走在崩潰邊緣。
由于英國在新加坡的駐軍開支，占到了當時新加坡GDP的五分之一，關系著7、8萬人的就業問題，如果英國駐軍也撤退，新加坡經濟可能就真的完蛋了。
所以李光耀趕忙動身前往倫敦，勸說英國工黨首相威爾遜，暫緩撤軍事宜。
可是“日不落帝國”注定已經凋零，威爾遜爲了挽救他的工黨政府，面對李光耀百般勸說，雖然對他的難處表示同情，卻還是堅持“英國利益至上”原則，將撤軍的時間定在1971年。
四年之後，李光耀就會迎來他的經濟“大考”，留給新加坡的時間不多了。
爲了補償新加坡的撤軍損失，英國政府打算撥給新加坡政府5000萬英鎊援助資金。
可是僅僅一筆援助資金有什麽用呢？
回程的路上，李光耀專門去了一趟地中海小島馬耳他，考察英國撤軍帶來的損失。第三次中東戰爭期間，蘇伊士運河關閉，英國人同樣援助了這裏。
可是李光耀發現，在馬耳他船塢裏工作的工人們，失業了卻毫無危機意識，每天拿著裁員補償，在船塢裏打球。
李光耀發誓，絕對不會讓新加坡人像許多落後國家一樣，養成依賴外來援助的習慣。因此他回到新加坡後，發表了一番嚴肅的講話：
“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費的，連用水也得付錢（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買水）……”“國際社會沒有責任爲我們提供生計，我們不能夠靠討飯缽過活”。
趁著這個民衆充滿危機感的機會，李光耀領導修改了雇傭法令和勞資關系法令，大幅降低工會的權力，爲資方這群“下金蛋的鵝”創造了良好的營業環境。
而新加坡的政府高官們也沒閑著，他們四處出擊，從歐美到日韓、甚至到非洲，招徕願意到新加坡投資的企業，來者不拒。這在當時反殖民、貿易保護情緒高漲的第三世界，稱得上一股“清流”。
爲了讓所有落地新加坡的企業，感受到新加坡政府的熱情。財政部長吳慶瑞，經常爲工廠主持奠基禮和開幕禮，這樣就可以使同一家工廠有兩次宣傳機會，連只招聘幾個人的樟腦丸工廠也不例外。
李光耀還聘請香港電影大亨邵氏公司的老板邵仁枚，擔任新加坡旅遊促進局主席。邵仁枚讓人設計了著名的“魚尾獅”雕像，安置在新加坡河口，李光耀爲它主持了開幕禮。
在新加坡官員和民衆的共同努力下，300多家企業入駐新加坡，1971年英國軍隊撤出時，所有被解雇的員工都找到新的工作崗位，新加坡安然度過了這次“大考”。
解決了燃眉之急，新加坡政府開始有選擇的吸引一些高投資、高技術的工業企業入駐。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李光耀一邊要求民衆節省用電，一邊會見殼牌、BP等幾大石油巨頭的高管，並向他們明確保證，新加坡絕對不會像其他國家一樣，爲了滿足本國能源需求、阻止煉油廠的出口。
李光耀拍著胸脯的保證，讓石油巨頭們動了心。最終大筆投資到來，新加坡成長爲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
爲了向電子産業巨頭們示好，新加坡政府有專員遊說、服務美國各大電子公司。
惠普創始人休利特來新加坡考察時，惠普辦公樓裏的電路還沒裝好，電梯不能用。爲了不讓休利特爬樓梯，新加坡政府自掏腰包，從鄰座接來了巨型電纜，讓電梯運作。
這件事情後來在美國電子行業口口相傳。德州儀器、通用電氣、國民半導體等巨頭們，紛紛來到新加坡，最終撐起了新加坡的實業。
新加坡獨立時，人均GDP僅爲香港的四分之三。經過55年的奮鬥，今天新加坡的人均GDP上升整整100倍，反超香港20%。
第三世界的國家名單裏，再也不見“新加坡”這三個字了。
數典忘祖的二毛子
1955年，在印尼的強烈要求下，新中國取消了沿襲自清朝的“雙重國籍”政策，向海外僑胞關閉了國門。
一時間，身居東南亞的華人們，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們的子女們無法再就讀中國大陸的大學。
爲了保住中華文化的“根”，陳嘉庚的族侄、新加坡橡膠富商陳六使首倡，籌辦一個華文大學——南洋大學。
陳六使自己率先捐出了500萬，其旗下的福建商會，在新加坡這個巴掌大點的地方，又豪捐了500畝土地。
作爲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六使的提議，得到了整個南洋華人的熱烈反響。
一時間，不僅有馬來亞、新加坡、婆羅洲等地的華商慷慨解囊，連華人車夫、理發師、甚至妓女，都把一天中所賺的錢全捐了出來。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南洋大學就籌集到了2000萬建校資金。
1956年3月，南洋大學建校成立，英國總督爲南洋大學主持開幕禮。當天，觀禮車輛從新加坡市區一路排成長龍，綿延到了西北30公裏外的裕廊校園。
然而，南洋大學自成立伊始，就被李光耀視爲“眼中釘”。
早在律師時期，李光耀就體會過華校學生們的熱情。“他們富有朝氣、守紀律、具有獻身精神”，而受英文教育的學生則“一副冷漠、自私自利、缺乏自信的模樣”。
但問題在于，華校極易成爲共産主義、種族主義的溫床，這是李光耀所痛恨的。其中，南洋大學毫無疑問是整個問題的核心。
因此，李光耀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壓南洋大學——公務員不招收南洋大學畢業生、不承認南洋大學學曆等等。“冷藏行動”中，南洋大學的創辦者陳六使也被抓了起來、驅逐出境。
新加坡獨立後，南洋大學、中華總商會要求，八成新加坡人所講的華語，應當作爲官方語言。
但李光耀卻在電視機前毫不含糊地反擊華語的擁護者，英語是官方語言、馬來語是國語，華語只能被當做“第二外語”。
70年代，新加坡經濟對外開放、外資入駐，華語學生漸漸地跟不上跨國企業的用人需求。
李光耀此時更將南洋大學視爲只會浪費人力資源、生産劣質畢業生的“落後工廠”，因此多次命令南洋大學改爲英語教學。
南大的學生表示抗議，李光耀就把參與示威的非新加坡籍學生驅逐出境，斬斷南大的生源；華文大報《南洋商報》發文罵他是“數典忘祖的二毛子”，李光耀便把該報的總經理、總編輯、社論員通通抓起來。
在政治打壓與經濟逆流中，南洋大學最終走向衰亡。
1978年，南大被強行並入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生全部改爲接受英語教育；1980年，最後一屆畢業生畢業。建校25年後，南大走進了曆史。
一年後，全英語教學的南洋理工學院（今南洋理工大學）在南大原址重建。爲了徹底湮滅南大的痕迹，政府連南大校門都沒有留下。
後來，李光耀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後悔”，不是後悔關閉南洋大學，而是後悔關得太晚了，讓它苟延殘喘至70年代末。
然而，就當李光耀夙願達成，華語教育一蹶不振之時，曆史仿佛給他開了一個玩笑。
1978年，鄧小平來訪新加坡。鄧公推行“改革開放”的決心，震動了李光耀。
第二年，李光耀決定展開“推廣普通話”運動，號召民衆放棄老一輩的閩南語、粵語、客家話等南方方言，改學普通話。李光耀自己以身作則，讓子女接受華語教育，公開場合用普通話發言。
不過在新加坡，華語的政治地位已經淪爲和泰米爾語一樣，複興談何容易。
經過一代人時間的洗禮，當今的新加坡年輕人，已經很少有人使用華語了。華語文化的蕭條，不禁令人扼腕歎息。
向西方開炮
爲了培養新加坡華人的國家意識，不讓他們再想念著自己的文化母國，李光耀用半生的時間，下狠心斬斷了華人的“根”。
但如果說長在英國旗幟下、以英語爲母語的李光耀，完全吃“西方的那一套”，那就大錯特錯了。李光耀的下半生，正是用來和所謂的“民主自由”作鬥爭的。
李光耀向西方價值觀開的第一炮，發生在當選總理的1959年。
那一年，背後有英國人操控、新加坡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發文猛烈抨擊競選中的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動黨（PAP），目的就是阻止他當選。
李光耀當然不會退縮。他喊話《海峽時報》，如果他當上新加坡總理，“事後必會跟他們算這筆賬”。
李光耀的威脅，嚇得《海峽時報》的管理人員和編輯們，在大選投票前兩個星期，就准備逃到吉隆坡去。
一個叫萊斯利·霍夫曼的資深編輯，倒是擺出了一副願意爲“新聞自由”赴湯蹈火的樣子，宣稱“准備留在新加坡，即使他們（PAP）利用公安法令對付我”，但結果還是在大選前夕跑掉了。李光耀諷刺他是“候鳥之輩”。
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由于馬來西亞政府要求國有化《海峽時報》，《海峽時報》管理層不得不向李光耀“求和”，希望能回新加坡。李光耀同意了。
此後，《海峽時報》的立場出現180度大轉變，轉向支持PAP。而那個一度“嘴硬”的霍夫曼，則移居到了澳大利亞，再也沒有回來。
1977年，新加坡政府立法禁止任何人持有報刊超過3%的股權，同時還設置了擁有超級投票權和否決權的“管理股”，並分配給新加坡的四大銀行。從此，新加坡本地的媒體，被政府牢牢地掌控在手心裏。
然而80年代之後，隨著新加坡英語人口的增多，西方媒體對新加坡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新的問題又出現了。
爲了反擊無事造謠的西方媒體，李光耀想出了很多辦法。
1986年，《華爾街日報》刊文批評新加坡政府設立二級股市，是爲了讓人民“接盤”不中用的政府企業，惹惱了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向《華爾街日報》寫信，駁斥這些虛假的指責，卻遭到對方忽視。
于是新加坡政府便開始限制《華爾街日報》的發行量，從5000份減少到400份。
兩個星期後，《華爾街日報》表示，願意犧牲收入、免費派發報紙，“協助那些想閱讀卻不得其門的新加坡人”。
新加坡政府同意，但條件是報紙上不能有，以證明《華爾街日報》的動機“純良”。
《華爾街日報》狡辯稱，取消會造成額外開支和時間安排問題。新加坡政府則進一步表示，可以承擔一半的額外成本，把《華爾街日報》怼得無言以對。
三年後，《華爾街日報》終于服軟，老老實實地刊登了道歉信，回到新加坡。
從此，駐紮在新加坡的外媒都知道，要給予新加坡政府完完全全的“答辯權”，否則必會遭到後者的痛擊。
而對于一些更過分的無中生有的報道，李光耀甚至要本人當面對質。
1990年，倫敦《泰晤士報》的評論員伯納德·萊文抨擊李光耀“治國不當”，“瘋狂地決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國裏違抗他”。
李光耀知曉後，邀請他在倫敦來一場電視辯論。結果萊文打了退堂鼓，辯稱沒有電視台會感興趣。
爲防這一招，李光耀早就和BBC的朋友打好招呼，BBC答應騰出半個小時節目時間，並提供一位辯論主席當裁判。
萊文徹底心虛了，躲在《泰晤士報》的後面不出來。于是李光耀便買下另一家英國報紙《獨立報》的半面，表達了不能同萊文當面對質的“遺憾”。
在接受BBC采訪時，李光耀說：“在我的國家，提出指責的人如果不肯面對他所抨擊的對象，就什麽都不必說了”。
而萊文從那個時候起，再也沒有寫過任何關于新加坡的文章。
上個世紀，律師出身的李光耀，自然在對付這些西方媒體方面遊刃有余。
可是在當今的社交媒體時代，每個人都可以發聲和傳播，新加坡政府也逐漸變得疲于應付。
爲了加強對互聯網輿論的管控，新加坡政府已經出台了網絡實名制、反假新聞法等規定。但再像紙媒時代那樣，逐一寫反駁信、提起訴訟、乃至當面對質，已經很難了。
這就給了一些人以生存空間。一度在新加坡默默無聞的反對黨，如今也主要以社交媒體爲根據地，積蓄自己的力量。
2011年，新加坡最大在野黨“工人黨”拿下6個議會席位。雖然不足以動搖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優勢，卻是新加坡建國以來，反對黨在大選中拿下席位最多的一次。
一場時代的變革，或許即將到來……
王朝的終結
2015年3月23日，曾經會見過5代中國領導人的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與世長辭。
中國國家主席、總理、人大委員長、副總理連發4通唁電，副主席李源潮親臨葬禮現場，規格待遇等同于南非前總統曼德拉。
日、韓、澳、印及東盟國家，也均派出最高元首參加，體現出新加坡國家雖小，但李光耀的國際地位卻非同小可。
葬禮上，搭載李光耀靈柩的炮車，走過日占時期死難者紀念碑、工會大樓、國會大廈舊址、政府大樓、魚尾獅和新加坡國立大學。
仿佛李光耀一生的再現。
李光耀去世了，但他的執政理念，則完完全全由他的兒子——李顯龍繼承了下來。“李家王朝”的故事，仍在繼續演繹。
不過對于李顯龍來說，失去了父親的光環庇護，麻煩很快隨之而來。
2017年，新加坡“第一家庭”，在處理父親舊宅的問題上公開決裂，引發世界關注。
李顯龍的弟弟妹妹李顯揚和李玮玲，公開發文指責李顯龍爲了獲取政治資本，違背父親遺願，保留舊宅供人仰慕。
他們還指責李顯龍和夫人何晶，一人把持政權、一人把持財權（何晶是新加坡“國資委”淡馬錫的CEO），“濫用權力”、“爲兒子李鴻毅的政治鋪路”。
這場公開決裂，不僅僅是家醜外揚的問題，更打碎了新加坡“精英治國”的濾鏡。
爲了回避公衆對李家“家天下”的批評，李顯龍趕忙出來澄清自己的兒子沒有從政意願。
而另一個熱門的“李家”接班人，李顯揚的兒子李繩武，也因爲支持自己的父親對抗李光耀，從繼承人的名單中被踢了出去。
自此，李家第三代完全失去了從政的機會，“李家王朝”注定將在李顯龍之後戛然而止。
2018年，時年66歲的李顯龍公開承諾，要在70歲之前退休。而他的接班人已經選好，是曾擔任教育部長、金融管理局局長的政治精英——人民行動黨助理秘書長王瑞傑。
2020年7月10日，是李顯龍卸任總理前的最後一屆大選。
不出意外的話，人民行動黨預計仍將繼續執政，不過很有可能遭遇反對黨前所未有的挑戰。
大選不久之後，李顯龍就要傳位于王瑞傑，親手終結延續60年的“李家王朝”。
但更重要的是，李光耀所親手創造的精英威權體制“新加坡模式”，是否還能在爭議中保留？
連李光耀自己晚年也沒了信心。
“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國家的穩定、增長和繁榮視爲理所當然”，“他們以爲這一切會自動運轉。但我知道從來不是如此。”
李光耀預計他死後，新加坡現有的政治局面最多再維持十到十五年，此後就會進入政治動蕩的狀態，在“兩黨制”中淪爲一個平庸國家。
遙想上個世紀80年代，李光耀還曾意氣風發：“即使你們即將把我下葬，如果我感覺什麽事不對，我也會從墳墓裏爬起來。”
而如今，被問到新加坡的未來，晚年的李光耀只能無力地感歎：
“我什麽也做不了了，未來的一代，爲你們自己的選擇負責吧。”
文章作者：百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