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國家商務部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最新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綜合發展水平考核評價結果。
沒有意外，蘇州工業園區再次以優異成績蟬聯第一名實現五連冠。
改革開放以來，蘇州工業園區絕對是一個奇迹般的存在，但我們也不能否認，新加坡的加盟，才讓這個奇迹變爲了現實。 本文帶大家一起來回顧下1994年前後金雞湖邊的那段激情燃燒和暗流湧動的歲月，爲什麽當時風靡全球、風頭無兩的新加坡會選擇中國、選擇蘇州？
小國焦慮
1990年，世界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中東海灣戰爭爆發。
薩達姆指揮的伊拉克軍隊舉兵入侵鄰國科威特，幾乎富甲天下的蕞爾小國科威特只堅持了9個小時就全境被伊拉克占領。
在被占領的近七個月時間裏,科威特國家基礎設施遭到大量破壞,財富遭到大量掠奪。
據不完全統計：
科威特國庫裏約254萬盎司的黃金和20多億美元的流動資金被盡數洗劫；
科威特庫存的500萬桶高級燃料被掃蕩一空；
科威特的石油設施、工廠機械設備、農技灌溉工具、各種零配件被有組織拆卸運回國內。
科威特人的私人珠寶、金銀首飾和交通工具更是難逃被席卷的厄運。
科威特的伊斯蘭博物館7000幅名畫和其他藝術珍品也被搶個精光。
更加喪心病狂的是，科威特動物園中的珍禽異獸也成了伊軍盤中的佳肴。
就連兵敗撤退時，還不忘了把科威特幾百口油井被點燃,熊熊燃燒的大火産生的濃煙遮蓋了整個天際,形同世界末日的來臨。
這場侵略給科威特帶來的影響是毀滅性的，要不是老祖宗地方選的好，地底下還能不斷冒石油，科威特恐怕就此趴下了。
這場戰爭對新加坡來說，是個巨大的震撼，小國隨時可能有被吃掉的危險。
新加坡和科威特一樣都是小國、都以富裕而聞名，馬六甲海峽無本萬利的生意不知道有多少人眼紅。
再來看看新加坡的鄰居們：
北邊是馬來西亞、南邊是印度尼西亞。
李光耀曾指出，新加坡面臨著巨大的危險，這種危險來自于馬來西亞和印尼，而這兩個國家又都是伊斯蘭國家，新加坡這個華人國家，隨時都可能翻船。
尤其是馬來西亞，很多馬來西亞人將新加坡視爲馬來西亞的一部分，尤其是新加坡獨立後在經濟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後，更讓馬來西亞眼饞。
在馬來西亞國內，有著不少的極端分子一直主張武力拿回新加坡，這讓新加坡如履薄冰。
強鄰虎視眈眈。
新加坡開國之父李光耀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後，在他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最高層會議上講到：“一個小國不能太富了，我們的錢不能都放在國內，應該向外尋求發展空間，否則新加坡就難有前途”。
人民行動黨在經過一系列研判後得出結論：如果沒有特殊防範意識和措施，新加坡絕對有可能成爲第二個科威特。
爲了避免重蹈科威特之覆轍，避免國內産業因可能到來的戰爭而全軍覆滅，新加坡需要在海外建設一個類似裕廊工業園的産業基地。
中新兩國合作開發的蘇州工業園區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
候選城市
選擇中國是毫無疑問的，中國巨大的市場和空間能帶來的高回報率，即將成爲全世界投資者的盛地。
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後，世界對中國的基本有了判斷標准，中國不會再走老路。
也就在這個時候，東方醒獅中國正在掀起一場更大的改革開放浪潮。
更加機緣巧合的是，鄧小平也十分看中新加坡的管理經驗和經濟社會發展模式。
鄧小平在南方視察時這樣講：“四小龍”中新加坡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
鄧小平這句話出來之後，中國內地的官員成群結隊地往新加坡跑，以便取經回來幹自己的四個現代化。
僅1992年這一年，中央各部委和省以上的高官率團訪問新加坡的就有九十八位，各地共有九萬余人次到這個島國考察取經。
新加坡只是一個島國，面積只有724平方公裏（方便對照：蘇州工業園區面積278平方公裏），10萬人差點沒把新加坡踩沉。
李光耀認爲：中國代表團到新加坡來考察，看到的卻總是零星的片段，永遠無法全面了解整個制度的運作。
當時新加坡的高層普遍認爲：去中國給也建一個新加坡模式，讓新加坡和中國的經理人員在同一崗位上一起合作，向中國轉移新加坡的方法、制度和知識。
李光耀認爲，這樣一則可以回報鄧公對我們新加坡的褒揚，二則可以尋得一個與我們同源文化的大國的保護。
關于投資中國的具體選址，從1992年到1994年，李光耀6次考察中國，去過北京、上海、深圳、廣東、福建、山東、浙江、江蘇、青島等地。
北京是首都，從政治意義和土地價格上講，新加坡應該是沒什麽機會落戶北京。
上海此時中國正開始以舉國之力開發上海浦東，一方面地價飛漲，另一方面投資了上海，也很難說清是新加坡模式的成功，還是上海的成功，自然也不在李光耀選擇之列。
又由于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廣東人的後裔，宗親血緣關系比較複雜，熟人網絡會影響正常的商業決策和政府治理，加之台灣人已經在這裏捷足先登，所以李光耀從一開始就明確排除了閩、粵二省。
而時任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自己祖籍山東，顧念家鄉所以想盡量把項目爭取到山東。
但當時新加坡真正有話語權仍然是退居二線的資政李光耀，他不願意把項目放在山東，因爲山東周邊沒有經濟輻射效應一流的大城市。
最終，新加坡的候選人名單裏剩下這麽幾個城市：蘇南的蘇州、無錫，山東的青島、煙台、威海，浙江的杭州、甯波。
1991年候選城市基本情況對比
七個城市中，青島、甯波不僅都屬于第一批沿海開放城市，更是享受省一級經濟管理權限的計劃單列市，在1994年又同杭州一起成爲副省級城市。
只有蘇州、無錫是普通的地級市。
從勞動力供給來看，蘇州也僅僅排在中遊，雖然剛剛走過80年代被鄧小平同志稱之爲“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大發展階段，經濟總量已達235億元，位列全國第7，在7個候選城市中名列第一，但在500億美元GDP的新加坡面前，也顯得無足輕重。
蘇州最尴尬地方還在于，至今都沒有一個在市域範圍內的機場。
如果光從城市能級和數據指標來看，蘇州應該沒什麽勝算。
這個時候，就需要關鍵人物出場了！
關鍵人物
第一個關鍵人物，毫無疑問是時任蘇州市長章新勝。
蘇州坊間傳聞普遍是：曾參與1992-1993年接待任務的蘇州市長章新勝操一口流利的英語，給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而說服了新加坡投資蘇州。
這種說法顯然誇張，當時新加坡全國GDP爲500億美元，而投資蘇州工業園這單一項目的意向總投金額就高達200億美元。
這樣一個重量級的政府雙邊項目絕非是一個地方二把手的正廳級幹部就能讓深谙中國官場文化的李光耀放心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章新勝的個人魅力和不懈努力爲蘇州爭取到新加坡工業園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章新勝英語專業畢業、做過外辦翻譯、也赴美留過學；更巧的是，他還曾一度擔任由新加坡老一輩企業家陶欣伯所投資的南京金陵飯店的黨委書記，和李光耀有更多的共同語言。
1992年，李光耀第一次來蘇州，但因爲是臨時添加的行程，時間只有半天。
（中新雙方專家在金雞湖上劃船考察）
蘇州時任市長章新勝用流利的英語見縫插針地推介起蘇州，不僅解決了語言障礙，章新勝還抓住時機，跟著上了那輛接送李光耀的“加長奔馳”，利用從飯店到火車站路上20多分鍾的時間，用流利的英語和李光耀交談。
章新勝對當時新加坡外彙儲備的各種具體數字了如指掌，清楚新加坡的策略是不把資金放在一個籃子裏而是分散開來投資。他建議李光耀，這樣不如集中力量，在蘇州投資發展一個新加坡式的工業城。
這個建議對新加坡來說無疑是個牽動國力根本的重大舉措，李光耀沒有馬上答複，而是不斷用反诘表達疑慮。章新勝均一一作答。
列車進站，李光耀本來登上列車，突然，又回轉身來，提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蘇州有國際機場嗎？”
當年的章新勝是這樣回答李光耀的：“離蘇州只有90公裏的上海有機場”。
當然，章新勝沒想到的是，這句載入史冊的話也成了蘇州一直以來的遺憾。
第二個關鍵人物，是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省長陳煥友。
作爲經濟大省的主要領導，陳煥友肩負向上與中央直接溝通、向下部署蘇州官員、同時統一省內各部門的思想的核心職責，他的直接參與、親力親爲對中新工業園區落戶蘇州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現在，很少看到哪件事情是舉全省之力推進的，但當年的陳煥友做到了。
1994年3月16日，江蘇省委、省政府在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省級機關領導幹部大會。
陳煥友在會上強調：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是我省在新的曆史時期對外開放的戰略性舉措，是我省當前改革開放的頭等大事，是我省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要全省動員，統一認識，齊心協力，爭取成功。
建設伊始，陳煥友就帶領省裏20多位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去蘇州現場辦公，保證了蘇州工業園區的建設質量和進度。
陳煥友重要作用還在于，明晰形勢、頂住壓力。
壓力主要來源于國內保守派。
1988年6月，剛剛建省的海南省政府在洋浦半島上劃出40平方公裏土地爲開發區，由熊谷組（香港）公司獨資開發建設基礎設施，並負責對外招商。
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引進外資進行成片土地開發，卻受到社會上一些人士的公開指責，與被殖民時代喪權辱國的“租界”聯系起來，釀成了著名的“洋浦風波”，開發項目幾近流産。
與新加坡洽談的蘇州工業園區，盡管采用“合資開發”形式，但也屬“引進外資進行成片土地開發”。
雖然鄧小平南方談話後，中國迎來了新一輪的思想解放，國內改革開放的政治形勢越來越好，但幾年前曾經喧囂一時的“姓資姓社”“賣國愛國”的無端爭論猶在耳邊。
當時也確有一些流言蜚語在極少數群衆中傳播，說蘇州要成爲新加坡的殖民地了。
這樣的大帽子扣下來，絕不是蘇州一個小小的地級市能頂得住的，壓力都在省委書記陳煥友身上。
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社會化生産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式，是黨的十四大的重要精神。
正是陳煥友對十四大精神的吃透和堅持，才有了今天的工業園區。
蘇州的遠見
1993年11月19日，江澤民在美國西雅圖出席APEC會議時即做了宣告：“蘇州工業園區項目開創了兩國合作的新模式”。
1994年2月26日，中新雙方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簽署了《借鑒新加坡經驗，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
（1994年2月26日，中新雙方簽署協議）
蘇州的第一個遠見，是把園區範圍擴大了兩倍多。
這當然不意味著工業園區馬上要動用這麽多的土地，而是歸工業園區集中管理、統一規劃、滾動開發。
按照雙方簽署的協議：經過十多年時間，投資約200億美元，建設一個70平方公裏、60萬人口的具有當代國際先進科技水平、環境優美的現代化生態園林城區。
協議中的“70平方公裏”牽涉到蘇州郊區和吳縣的5個鄉鎮的邊緣地區，按照正常邏輯，5個鄉鎮肯定會在70平方公裏周圍各自搞一些低水平重複建設的項目群，勢必會拉低整體檔次、影響長遠發展。
蘇州提出，把這5個鄉鎮的200多平方公裏一次性劃歸工業園區，統一規劃管理。
1994年4月29日，協議簽訂僅兩個月後，江蘇省人民政府批准將婁葑鄉和跨塘鎮、斜塘鎮、唯亭鎮、勝浦鎮一鄉四鎮成建制劃歸蘇州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轄，由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籌）行使行政管理職能，園區278平方公裏的行政區域基本形成。
實踐證明，行政區劃的及時調整，有效地避免了園區發展過程中分散、重複、低水平開發的現象，爲蘇州工業園區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
多說一句，當時的吳縣（後來分爲相城區和吳中區）還是蘇州“六虎”之一，和吳江、常熟並稱“蘇州三傑”，位居全國百強縣前列。
工業園區一下子要劃走200多平方公裏土地，自然是不甘心的，這種痛苦對吳縣人來說是非常徹骨的。
省裏劃分的決定傳到蘇州後，反對的和贊成的勢均力敵，陳煥友見狀，帶了20多位省廳局級以上幹部來蘇州“現場辦公”，衆多大員對著吳縣的書記、縣長，當面問：對省委省政府的決定執行還是不執行？這個架勢，多少有點趕鴨子上架的味道。
蘇州的第二個遠見，是嚴格遵守了新加坡的管理模式。
新加坡的模式，在當時很多人看來是十分不合理的。
舉個栗子：
建設之處，新加坡就花了3000多萬元編制工業園區總體規劃和各種詳細，那可是1994年3000萬啊。
新加坡提出，要讓園區達到百年不遇洪澇的防淹能力，整個園區70平方公裏要填高70公分。不說70平方公裏，即便是首期開發的8平方公裏，光填土就得花30多億人民幣。
新加坡還堅持，要先投資幾億元建汙水處理廠，並要求70平方公裏內汙水實現全部自然流暢。
這些在我們今天看來極爲正常的事情，在當時人看來是極爲不可思議的。
什麽都沒幹，一家企業都沒來，光做規劃、土地平整、地下空間就幾十億上百億花出去了。
這個錢可不都是新加坡出的，按照新方占比65%、中方占比35%的協議規定，每一筆投資蘇州都要拿出35%的份額。
1993年，蘇州財政一年的財政收入才30億元，什麽事都沒幹，就壓上了全部身家，誰也不能保證成功。
蘇州工業園區高標准的總體發展規劃，“先規劃、後建設，先建地下、後建地上”的建設理念，“九通一平”的基礎設施，以及一系列的剛性約束機制，保證了發展建設的科學性和可持續性。
蘇州工業園區一經建設，其發展速度就如脫缰之馬，2003年園區經濟總量達到了開發之初蘇州全市的水平，等于10年再造一個新蘇州。
從2016年起至今，蘇州工業園區常年位居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綜合實力排名第一名。
當年金雞湖畔的一片農村一躍成爲了撬動蘇州乃至長三角經濟發展的引擎。
“園區經驗”也與“昆山之路”“張家港精神”一起，成爲蘇州奉獻給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三大法寶”。
（開發前的工業園區地塊）
多說一句，頭頂戰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李光耀的主導下，焦慮的新加坡在全世界總共投資建設了170多個園區，蘇州工業園區只是其中之一。
但蘇州工業園區可以說是最爲成功的。
2009年，李光耀參加蘇州工業園區15周年慶祝活動的時候，用“青出于藍”四個字概括園區的發展成果。
李光耀講到，“即使老師再好，學生不好也是不行；而在中國，學生比老師更好，新加坡把蘇州工業園區這個引擎點燃了，中國政府讓它們在積極運作。”
今天的蘇州工業園區，已經是蘇州、江蘇、甚至是全國發展的一個窗口。
2019年，蘇州工業園區完成GDP2743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70億元，要知道，這僅僅是278平方公裏的産出啊。
如果看單位産出的話，直接秒殺百強縣任何對手，放眼全國，能和上海浦東新區拼個不相上下。
2019年工業園區與百強縣前4及浦東新區數據對比
最後，用陳煥友老書記的話來作爲本文的結尾。
“當我現在來到蘇州金雞湖畔，漫步在高樓如林、綠樹成蔭，既富有江南水鄉特色、又具有現代化氣息的新城區，撫今追昔，不勝感慨，內心感到無比欣慰。”
文章部分素材來源于：
陳煥友《陳煥友話江蘇》
何建明《中國明星城市發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