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國人大常委3月30日通過表決後，香港選舉制度改革正式塵埃落定。
北京和支持選改者稱這些改變將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批評者則認爲這是在全面掐斷民主派進入體制發聲的途徑，無異于扼殺香港民意。
那麽，這次選制改革究竟是改了些什麽呢？
選改背景：民主派近年選戰大有斬獲
2019年，香港爆發了反修例運動。在香港民意普遍對北京和香港政府不滿的情況下，民主派（泛民及本土）在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取得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
民主派趁勢喊出要在原訂去年9月舉行，總席次70席的立法會選舉中取得“35+”的口號，透過掌握立法權來制衡港府和北京。
以當時的社會氛圍而言，“35+”極有可能達到。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隨後以疫情爲由，展延立法會選舉一年。她的這項宣布毫不意外地引發民主派撻伐，認爲她是“怕輸”。
選舉展延期間，北京和港府動作頻頻，先是出台香港國安法，而後香港警方大肆搜捕民主派人士，此次公布的選制改革，則時機巧妙地趕在立法會選舉前落實。
改了什麽？立法會直選議席大幅縮水
選改針對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作出的大幅度“整修”，刀刀都往過去民主派較占優勢的地方砍去。
根據新選制方案，立法會從原本的70席增加至90席，不過議席分配將改爲“4:3:2”比例。
其中，40席由選舉委員會成員出任，30席是功能組別議席，至于原本民主派較占優勢的地區直選議席則從原本的35席大砍至20席。
換句話說，市民能直接投票，最能反映全港民意的地區直選議席將從過去占立法會一半的比例，大幅削減至如今的約兩成。
香港回歸以來，民主派和建制派在地區得票方面大致維持“六四”比，即民主派得票率約六成，建制派得票率約四成。
2016年，民主派在地區直選議席部分取得19席，建制派則取得16席。在新制下，按照上述選民光譜，民主派預計只能取得縮水的十席左右。
此外，立法會原本有六個和區議會有關的議席。隨著2019年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大勝，這些原被視爲民主派囊中物的議席，全數被“消失”。
在功能組別部分，由民主派控制多年的資訊科技界也從原本的個人及團體票制改爲團體票制。
所謂團體票制指的是，從事該行業的一般雇員不具選民資格，因此往往只能代表該行業的小部分人，即雇主。一般認爲，這對民主派不利。
另外，幾個民主派原本希望在下屆選舉嘗試奪下的組別，如飲食及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等界別，也被改爲團體票。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分析，在新的遊戲規則下，民主派日後最多只能取得16席，議席占比爲18%。
和2016年取得30席，占比43%的表現相比，民主派的影響力將顯著萎縮。
選舉委員會晉升香港選制的“頂頭大哥”
選改後，選舉委員會地位大幅提升，除了原本推選特首的權力，該委員會亦將在立法會占有最多的40個議席，同時掌握立法會參選人的提名權。
根據新方案，選委會從原本的1200人增加至1500人，界別亦從原本的四個增加至五個，最顯著的改變是“國家元素”大大增加。
在新增的第五界別中，從第四界別轉入第五界別的人大、政協委員香港代表從原有的87席劇增至190席，另外110席則由全國工商聯、婦聯等中國“全國性組織”的香港成員瓜分。
至于原本預計可由民主派取得的117個區議會議員所占席次，也統統以區議會“去政治化”爲由被全面取消，改由撲滅罪行委員會等地方組織的成員擔任。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地方組織的成員都由港府委任，一般選民無從決定。也就是說，選委會中具民意基礎的席次被大量削除。
部分民主派占優勢的界別也難逃一劫，如醫學界和衛生服務界被合並成醫學及衛生服務界，成員總數從原本的60人減至30人，社會福利界亦從60人減至30人。
上述兩個界別的成員在反修例抗爭運動期間，多次與示威者站在同一陣線，和港府針鋒相對。
參選人的三道“愛國”考驗
在新制下，有意參選立法會的參選人，必須在已被改得更爲“愛國”的選舉委員會中從每個界別分別取得至少兩人至四人的提名，才可參選。
除了提名具備難度，北京也爲避免所謂“反中亂港者”參選設下三道保險。無論是參選特首、選委會或立法會，參選人都必須經過三關審查是否“愛國”。
- 由香港警方國安處審核；
- 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審查；
-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是判定一名參選人是否足夠“愛國”的最後一道關卡，任何人不得對該委員會的決定提出訴訟，也就是說其權力不受香港司法制度約束。
未來還會有多少香港人的聲音？
新選舉制度方案下，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中直接代表香港民意的聲音將大幅被壓縮，而評估參選人是否“愛國”的三道門檻，也勢必導致一些民主派政黨和政治人物對參選卻步。
選制改革意味著建制派無需太多民意基礎即可在代議制度下占盡優勢。
相反的，長久以來在直接選舉中占據優勢的民主派，日後無論獲得多大的民意背書，在體制內也終究只能擔任微乎其微的角色。
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和特首選舉預料將于今年底和明年3月舉行，但問題是，未來香港政局還會有多少來自香港人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