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索社交賬號、搭讪聊天騷擾、竊取通訊信息，在網絡科技發達的時代，盯梢（stalking，簡單說就是跟蹤）就跟吃飯一樣簡單。
隨便動一動手指，即可“人肉搜索”出某某人的“祖宗十八代”。
想要知道TA的生活圈子、興趣愛好、曆史信息等，更是輕而易舉。
任憑一個人再如何保護個人隱私，平日無意間曝露在社交媒體的照片、文字和行蹤，或許無意間就能成爲“有心人士”的突破口，分分鍾搭讪騷擾猶如夢魇般如影隨形。
昨天（14日），一名曾就讀于安德遜實龍崗初級學院的年輕小夥子，因對一名女國手“一見鍾情”，化身爲一名跟蹤狂，作出一連串偏激嚴重騷擾行徑，被控上法庭。
庭上披露的細節顯示，這份來路不明的“傾慕之情”已逾越道德底線，給女國手及其家人造成嚴重精神負擔：
被告創建17個Instagram賬戶狂發情書、6次登門騷擾、連發43封電郵給女國手父親，甚至聘請私家偵探跟拍女國手，並稱女國手是他“未來的妻子”、“你只是我的玩具”、“時間到了你就知道我會怎麽做，希望你在剩下的日子內能夠想清楚”，措辭露骨令人不安。
網民看了直搖頭，說這名男子“病了”。網絡科技的普及更是間接導致被告犯案更易達成目的，讓人開始反思網絡世界的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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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報道，被告杜文傑（譯音，20歲）是在2016年一場運動賽事上第一次見到女國手，隔年又在義安理工學院舉辦的“新加坡青年奧林匹克節”注意到她，因此萌生愛意。
兩人此前素未謀面，隨後也未有接觸。
杜文傑在2018年第三度見到女國手，愛慕的小火苗已無處安放。不懈努力下，杜文傑終于在6月找到女國手的Instagram賬號，鼓起勇氣開始搭讪，私訊發“情書”給她。
起初，他僅表欣賞之意，主動報上大名與聯絡號碼。在女國手不讀不回的情況下，他開始演變爲自言自語，告訴對方自己經常盯著她，甚至出言恐嚇。
2018年10月，女國手才留意到狂轟濫炸的陌生私訊，嚇得立刻回複杜文傑，要求他停止騷擾，接著屏蔽其賬號。
事情本可到此告一段落，最多只是人生一段“無疾而終”的單戀。
但杜文傑不願放棄，先是看准機會應征了國家隊訓練場所的工作，准備到女國手面前告白；後來由于屢次被女國手拒絕，他索性用工作系統查找女國手的住址。
至此，杜文傑不斷糾纏，開啓長達兩年的騷擾跟蹤。
令人不舒服的跟蹤騷擾行徑不多做敘述，言歸一句“惡心到女國手的家人不願坐下來和他調解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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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昨天以一項盯梢的罪名控告杜文傑。
主控官在庭上指出，杜文傑即將滿21歲，若他現在決定不認罪，一旦在成年後被判罪成，控方將會要求判他入獄服刑。
現階段控方的立場是，提交緩刑監視及青年改造所報告，再視杜文傑更適合哪種刑罰。
新加坡的防止騷擾法令有涵蓋非法盯梢（unlawful stalking）罪行。罪成者可被判罰款高達5000元，或坐牢長達六個月，或兩者兼施。
據悉，杜文傑一開始不願認罪，卻在女國手出庭供證半天後改口要認罪，理由是：
“我不想讓她繼續受苦了。”
此案還未正式下判，待法庭下星期過堂。
究竟是杜文傑“想通了”決意結束漫長官司，還給女國手清淨？還是仗著未成年罪行較輕而認罪？
我們不得而知，也不宜在下判前置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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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螞蟻想說的是，就算他已成年，最終被判罰款5000元及坐牢六個月，對于一個騷擾滋事成性的人來說，似乎都判得太輕了。
從前，想要跟蹤一個人，必須花費諸多精力和財力，長時間實地跟蹤，才能了解對方的喜好與習慣。在整個過程中，有些人可能會嫌麻煩，逐漸失去興趣而放棄。運氣差點的，甚至還可能被警方緝拿。
在網絡盛行的今天，像杜文傑這類“專業”跟蹤狂，幾乎都不必花費太多錢，甚至坐在家裏就能跟蹤。花時間動動手指，就可以在網上查找到受害者的社交媒體賬號與私訊方式，然後就可以發信息糾纏不清。
即使被對方屏蔽封鎖，也可狂開17個賬戶繼續騷擾。如果想要查到通訊電話和聯系地址，只要懂得門道，也猶如探囊取物。
更別說是隨隨便便就請到一名私家偵探出馬。在通訊不發達的年代，哪有那麽容易？
或許，我們應該審視2014年11月生效的防止騷擾法令下的刑罰，在網絡犯罪日益普遍的今日，是否還能跟上時代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