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加坡兩處長貪汙258元被查
2021年4月，新加坡兩位處長級別的高官（其中一位已經退休），因爲一件貪汙案被查，兩人加起來貪汙的金額爲258.42新幣，相當于人民幣1260元左右。
對于新加坡來說，這是多年來難得的“貪腐大案”。
這兩人都在新加坡國家公園局市政景觀處任職，根據法庭資料顯示，兩人在2018年接受一名商人的賄賂，在澳門免費入住了價值258.42新幣的酒店，以協助促成對方與公園局的商業交易。
也許習慣了“貪汙大數字”的朋友們，對這件事會感到驚訝又可笑。200多塊錢也好意思拿出來立案，爲這點錢動用社會公共資源，消耗的遠不止這點錢了吧？從這一點看，新加坡這樣的反腐尺度，其實是在浪費社會成本。
這樣的事情在新加坡還發生過好幾次。
2015年，新加坡的民防部隊科技處一位前處長，因涉嫌挪用了兩台iPad平板電腦，被判監10周。
新加坡至今的貪汙標准都定在50新幣以上，在《公務員指導手冊》中嚴格規定，收到價值超過50新幣的禮品就必須上交。
一個清廉的環境，是新加坡這麽多年來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它一度成爲了全世界最清廉的國家，那麽，這個由華人建立，至今75%的人口都是華人的國家，究竟是如何建成一個清廉世界的呢？
2、
改掉華人社會三個劣根性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認爲，華人社會有三個特別不好的陋習，也是華人的劣根性，那就是“嗜賭、貪汙、不守秩序”。
這些不好的陋習，在李光耀成長的過程中，是深切體會到的。在李光耀小時候，新加坡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人只是把這裏當成賺錢的港口，並沒有在改善社會風氣上花精力。他們住在遠離華人社區的別墅公寓之中，有專門的仆人服務，而華人社區裏，不良的風氣與他們無關。
當時新加坡已經是華人淘金的熱土，英國人花了5億美元在這裏建造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旱塢，被丘吉爾稱爲“東方的直布羅陀”。
越來越多的華人在“下南洋賺錢衣錦還鄉”的鼓舞下，來到新加坡打拼，也將華人社會的一些不良風氣帶到了這裏。
大量的賭場、妓館在新加坡開設，引誘著華人勞工們將血汗錢投入這些銷金窟。而鄉黨之間的派別爭鬥也沒有休止，新加坡華人大多來自廣東、福建、海南，爲了爭奪地盤經常內鬥，有時候這種派別之爭還會細化到來自哪個地區，比如廣東又分爲客家人和潮汕人，互不相讓。
新加坡老照片
英國人樂于看華人之間相互制衡，也更樂意從賭場、妓館等灰色産業中征收稅負，因此並不管這些。
1942年，新加坡曆史上最黑暗的三年時間來臨。4萬名日軍僅僅用了幾個月時間，就攻陷了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半島，12萬名由印度、澳大利亞、英國組成的殖民守軍投降。
在日據時期，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華人群體，遭到了殘酷的鎮壓和屠殺，目前給出的被屠殺人數爲5萬，但其實遠遠不止這些。
日本殖民者一改過去英國人放任華人社會自我發展的管理模式，用嚴刑峻法對待當地居民。哪怕只是搶劫偷盜這樣的行爲，都會被處以極刑，李光耀就親眼見到過一個搶劫犯被枭首示衆。
李光耀後來說，在日本殖民的那三年裏，他學到了“任何一所大學都學不到的東西”。那就是強權的力量。
在強權之下，新加坡人被管得服服帖帖，哪怕人人都餓著肚子，爲生計發愁，可是犯罪率卻極低。
這也成爲了日後李光耀在對待貪汙，和治理國家、改造國民性格上的作風。
新加坡50年代選美
李光耀被形容爲有“鋼鐵一般的意志”，對待華人社會的貪汙之風，他制定了嚴格的懲罰措施和通暢快捷的舉報制度。
在新加坡的公務員如果貪汙被查出來，下場有多慘呢？
“讓腐敗者在政治上身敗名裂，讓腐敗者在經濟上傾家蕩産。”這句話新加坡不僅僅是喊喊口號，更是堅定不移地執行。
1986年，原國家發展與建設部部長鄭章遠被人舉報貪汙，經查後發現他兩次收受賄賂共50萬新元。
鄭章遠也是新加坡元老級的人物，在建國初期，爲“政府組屋”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並且他還是李光耀多年的部下和好友。
鄭章遠
事發之後，鄭章遠曾試圖寫信給李光耀，希望他看在曾經一起打天下這多年的情分上，可以網開一面。李光耀非但沒有替老友開脫，反而一怒之下令他停職接受調查，最終鄭章遠選擇了自殺。
臨死前他寫了一封信給李光耀：“總理，過去兩個星期，我感到非常沮喪。對于發生這次的不幸事件，我應該承擔全部責任。作爲一個堂堂正正的東方紳士，我應該爲自己所犯的錯誤接受最嚴厲的懲罰。您的忠實的鄭章遠。”
現在這封信，就陳列在新加坡的貪汙調查局一樓大廳。
除了罰款和坐牢，令新加坡公務員們不敢越雷池的另一個重要懲罰，就是失去在新加坡立足的基本條件。
根據有關規定，即使監禁一天，公務員資格將被取消；第二，全國各個重要機關均留有犯罪的記錄，出獄後將失去成爲公司董事的機會，在其他領域謀生也受到極大限制；第三，因貪腐被開除公職後，豐厚的公積金也將取消。
這幾個連招下來，一個人想要在新加坡生存就十分困難了。曾經有一位商業部的部長，因爲申請了消費貸而挪作他用，被判罰款17000元，監禁一天。雖然只坐了一天的牢，但是他近50萬元的公積金被取消了，也找不到其他工作，後來差點流落街頭。
除了對公務員使用嚴刑峻法，對待普通的公民，新加坡也是嚴格要求。普通人如果向公務人員行賄，哪怕只有幾十塊錢，也會遭到嚴厲處罰。
2009年，有人因爲交通違章，私下塞給交警20元錢，結果遭交警舉報，被判入獄3個星期。
2014年，一名地鐵保安因爲收受了一名女傭10元的賄賂，沒有對她在地鐵裏的違規行爲進行罰款，後來被舉報，最終，那名保安被判坐牢一周、罰沒貪汙所得10新元，工作也丟了。
2017年，一家餐飲店老板給前來檢查的稽查員送一包價值12元1角新幣的香煙，讓他“以後前來檢查之前說一聲”。稽查員隨後舉報，這位餐飲店老板被判入獄三周。
像這樣嚴格的法律法規，在新加坡還有很多，比如隨地吐痰、插隊、亂丟垃圾、公共場合吸煙、酒駕、破壞公物這些不文明行爲，全部都要罰款，情節嚴重的還要遭到鞭刑。
而且不僅僅是對待本國居民，外國遊客如果在新加坡有這些不文明行爲，同樣嚴厲處罰。1993年，美國青年麥可·彼得·費爾在新加坡破壞公物，被當地法院判處罰款3500新元以及四個月監禁和鞭打六下。這件事還曾經引發了新加坡和美國的一場外交風波。
鞭刑
正是這些嚴格執行的嚴厲懲罰制度，不僅讓新加坡成爲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也是華人社會裏最遵守秩序的一群人。以至于新加坡人曾經驕傲地說：“華人也可以建立一個高素質的現代文明國家”。
3、
嚴刑峻法能成功，
爲什麽是新加坡？
那麽問題來了，嚴刑峻法、獨裁專政很多國家都在用，但很多國家就是執行不下去，或者適得其反，激起了民怨，爲什麽偏偏是新加坡取得了成功呢？
這也與新加坡這個國家特殊的國情有關。
新加坡並不像其他亞洲國家一樣，擁有悠久的曆史，像中國、朝鮮、蒙古、越南這些國家，雖然在曆史上也曾經多次被強權統治，異族征服，但是它們本身有著足夠悠久的曆史，能夠有足夠的民族自豪感，去抵禦外來文明的入侵。但新加坡除了在最近幾十年獨立建國，曆史上從來都是他人的殖民地，沒有做過一天真正的主人。所以他們在面對外來文明時，最容易屈服和接受。
這一點，李光耀在日據時期的新加坡社會，早就看得明明白白。
這在後來李光耀治理國家的時候，成爲了他得以成功的最大優勢。新加坡人沒有曆史自豪感，也就沒有曆史包袱，容易屈服于強權，也就容易接受外來文化，願意改變傳統習俗。所以嚴刑峻法在新加坡沒有激起民怨，反而成爲建設文明國家的利器。
中國曆史上也出過不少治理一個區域非常出色的政治人物，比如管仲治理齊國，諸葛亮治理蜀國，但是如果把他們的治理範圍放大到整個中國，就不見得還能如此出色。
船小好調頭，也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