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字節跳動宣布了近期來最重要的一項人事任命：現任字節跳動CFO周受資兼任TikTok CEO一職。從Musical.ly聯合創始人朱駿，到迪士尼前高管Kevin Mayer，再到“高富帥”操盤手周受資，這家中國出海企業在全球多個市場披荊斬棘之時，也吸引著國際最頂尖的管理人才們。而TikTok曆任CEO的背景也暗示著這家企業發力方向和布局重點的變化，從國內到美國，現如今瞄准了新加坡及其背後的東南亞市場。
由于疫情和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中國出海企業在印度和美國屢屢受挫，包括字節跳動、騰訊、阿裏、華爲在內的一衆科技公司，均于2020年開始在新加坡設立更多分公司並于當地廣招人才，這也將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
作爲亞太地區的金融之都，新加坡近年來已成長爲令人矚目的科技創新樞紐。相關數據統計，有超過3500家跨國企業在新加坡建立了區域總部，全球頂尖100家科技公司有80家落戶新加坡。同時，新加坡還是數碼科技的彙聚點，東盟54%的互聯網數據在新加坡安家。
在風險和機遇並存的海外市場中，新加坡的科技生態環境是怎樣的？面對來自歐美和新加坡本土公司的競爭，中國出海企業在新加坡的生存現狀如何？又有著怎樣的發展前景？
與其遠觀猜測，不如直接交流。帶著這些問題，我們采訪了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國際事業群（大中華區）副司長劉晉榮先生。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是新加坡政府貿工部隸屬的法定機構，成立于1961年，主要負責制訂和實施商業與投資策略，並協助加強新加坡的環球經濟中樞地位，其負責的産業範圍占據新加坡年度國內生産總值的三分之一。
以下爲采訪實錄，部分內容在不改變原意的基礎上稍做整理。
新加坡的整體經濟環境
品玩：能簡單介紹一下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曆史沿革和現狀嗎？
劉晉榮：新加坡獨立于1965年，60年代我們面臨著嚴峻的失業問題，所以新加坡經濟發展局（下文簡稱經發局EDB）在制定經濟策略時，主要吸引的是勞動密集型産業，比如當時制造的主要産品有假發和蚊香；到了70年代，新加坡經濟産業也轉向了技術密集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出口産品是惠普口袋計算器；再到80年代，新加坡經濟演變爲資本密集型，90年代繼續升級爲科技密集型；現如今，新加坡的整個經濟體更專注于創新密集型産業，比如疫情大背景下的新藥研發和新智能經濟。
經過約60年的發展，新加坡的人均GDP從1965年時的1000美元，增長到近幾年的6.5萬美金左右，差不多翻了65倍左右。
品玩：新加坡經發局EDB近期最爲關注的中國市場發展趨勢是哪些？
劉晉榮：首先是中國的數字化發展及其整個商業模式，包括很多中國企業的産品和打法，這些在東南亞都有非常大的潛在市場，也是一個商機，新加坡如何協助他們（中國企業）入駐新加坡，打入東南亞市場是我們最爲關注的。
其次是中國的生物醫療，東南亞很多國家目前已經開始進口中國的醫療生物産品，新加坡相關的公司也在往外看機會，我們希望能在這條産業鏈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還有就是生産方面，疫情重新整合了供應鏈，很多有海外業務的中國公司已經在考慮是否能將供給或終端更靠近東南亞，這也是我們在密切關注的。
品玩：新加坡的資本市場比較成熟，請問近年來投資環境如何？呈現出哪些新趨勢？
劉晉榮：新加坡的定位一直是一個樞紐，是資金和人才交彙的地方。談到投資環境，就一定要提到新加坡兩個巨頭公司，淡馬錫和GIC，即便在疫情背景下兩家公司依然很活躍。2020年的全球主權財富基金數據平台的數據顯示，GIC投資了177億美金，是全世界主權基金中最活躍的投資方。在科技領域投資方面，這兩家公司同樣數一數二。
此外，駐紮在新加坡的風投機構目前也超過了150家，其中包括B Capital（由Facebook聯合創始人Eduardo Saverin創辦）、East Ventures等。這些資本聚集在新加坡，也提升了整個科技初創環境，做東南亞市場的初創企業中，34%會以新加坡爲根據地，而就東南亞融資項目而言，過半數都會選擇到新加坡注冊公司。
品玩：與中國企業和美國企業相比，新加坡科技公司有何特點？是否存在某種“新加坡模式”呢？
劉晉榮：新加坡本土市場是“小而美”的，這是劣勢也是優勢。如果市場足夠龐大，它可以讓行業有足夠的時間，在一個相對同質化的市場中進行叠代，從而累積起規模效應。但市場小也表示，每一個新加坡公司從誕生那天起，就必須以國際視野來制定自己的産品、市場，以及發展戰略。
其實新加坡自身的經濟增長也是這樣的，60年代時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普遍思維，是通過進口替代工業化來實現國家的經濟增長。但當時新加坡因爲與馬來西亞分家獨立，失去了整個馬來西亞腹地市場，國家繼續發展下去的唯一辦法就是開放市場與世界接軌。
所有新加坡本土公司的共性，就是它們都以國際市場爲第一市場，這也決定了公司的文化和發展形式。比如創始團隊的背景都很多元化，公司對不同文化的包容度更高，而另一方面，如何跨區域和文化管理多國市場，也是新加坡企業建立第一天就要做的功課。
新加坡的科技生態
品玩：在新加坡科技圈中比較活躍的公司都是哪些？多來自哪裏？
劉晉榮：像中國大衆比較熟悉的字節跳動、阿裏巴巴、騰訊、華爲，其實都是新加坡科技生態的重要成員。美國的Facebook、Amazon、Apple、Netflix、Google、Microsoft等公司在新加坡的體量也在逐年遞增。除了這兩個科技大國之外，歐洲、日韓、印度，以及東南亞的巨頭科技公司，也都在新加坡有所布局，可以說新加坡的科技生態是非常多元化的。只要對東南亞市場感興趣的企業，基本上都能在新加坡看到它們的身影。
新加坡一般承擔他們的區域總部職能。新加坡也是區域銷售團隊的根紮地。很多公司也會借助新加坡的科技工程優勢，把技術研發和産品開發設立在新加坡。
品玩：新加坡當下的科技生態是怎樣的？跨國公司能在這裏獲得什麽？
劉晉榮：從我們的理念來看，生態最重要的三個部分是：棲息環境、機遇、人才。優質的棲息環境會衍生全球化的機遇，機遇能吸引人才，人才可以加強棲息環境，如此良性循環將創造一個湧動的飛輪效應，把整個生態帶動起來。
品玩：棲息環境具體指什麽呢？體現在哪些方面？
劉晉榮：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新加坡的連接性。一方面是交通方面的連接性，經營生態如果不能和市場接軌的話，定位就不成立。東南亞的市場比較分散，如果想要非常有效率地去覆蓋整個市場，就需要有一個連接樞紐。新加坡有120多個航空公司，連接100多個國家，380多個城市，在飛行半徑4小時之內基本可以到達東南亞的任何角落。
另一方面是數字連接性，比如國際帶寬。做國際市場需要的縮短的不止是地理距離，還有服務和數字化的距離。新加坡的國際帶寬在亞太地區是數一數二的，近期我們還在締造一個數字經濟夥伴協議，可以將其理解爲數字經濟時代的FTA自由貿易協定，目前已經和澳大利亞、智利和新西蘭簽署了數字經濟協定。
還有就是新加坡穩定的政治氛圍。新加坡的國策立場一直以來就是中立。這可能也是很多跨國企業選擇新加坡的原因之一，在外界動蕩的國際政治環境中，這裏可以給跨國企業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營商環境。
品玩：對于跨國巨頭企業、中小型初創企業來說，它們能在新加坡獲得同等的機遇嗎？
劉晉榮：其實很多時候這兩類公司需要的東西就不一樣。小公司需要的更多是客戶背書（reference customer），針對這樣的需求，新加坡政府推出了新加坡認證計劃（Accreditation@SG），通過的企業可以獲得當地政府和本土企業的優先考量。截至2020年9月，獲得認證企業的關聯合同總價值在30億人民幣左右，而獲得認證企業的融資額在15億人民幣左右。
跨國巨頭企業就不一樣了。他們缺的從不是資源，我們與之交流的過程中發現，他們看重的是這個市場有沒有生氣、有沒有感染力，能不能吸引人才，這也是我們竭力打造棲息環境的原因。此外，跨國巨頭還需要可以一起承擔新業務風險的夥伴，這一點經發局EDB正通過設立相應的部門，利用我們內部的資源來幫助大型跨國企業進行內部創業。
品玩：能否拆解一下新加坡的人才培養政策？
劉晉榮：新加坡有一個說法，我們沒有任何的天然資源，可能連淡水都不夠，直到今天，我們的飲用水都有一部分依賴于從馬來西亞進口的資源。也因此，每個新加坡國民從小就有一種危機感，我們深知國家唯一的天然資源就是人，人才的多寡優劣會直接影響我們的競爭力。
新加坡對教育的注視程度極高，在剛過去的2021年預算案中，教育撥款的比例很高。即使是在疫情之下，教育依然是我們第三大支出，比負責經濟的貿工部支出還大。既然人才是唯一的資源，我們就要做到人才潛能最大化的挖掘，不管是學術型的人才，還是工匠型的人才，在新加坡的教育體系中都能找到合適自己的出路。
具體來講，新加坡對本土人才的培養從學校教育開始，到就業前培訓，再到入職培養，以及持續每個國民終生的就業後培訓，都設有持續的且成體系化的項目。學習成爲了多數人的終生的課題。
品玩：新加坡在吸納海外人才上有何具體措施？
劉晉榮：新加坡的常住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外來人士。可以說，外籍專才是新加坡經濟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柱。我們對外來人才一致保持開放態度，尤其是在新經濟領域，爲了更好的服務科技領域方面的一些需求，我們去年宣布了Tech.Pass計劃，通過申請的頂尖科技人員可以在新加坡長期逗留，且不受雇于任何新加坡企業。他們可以一邊輔導新加坡當地的科技企業，一邊以新加坡爲平台去洞察新機會，我們希望給予這些人才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去做深度的科技創新探索。
品玩：除了頂尖的科技人才之外，新加坡也在吸納中腰部海外人才嗎？
劉晉榮：新加坡也需要實踐性和執行性的海外人才。我們發現很多海外公司剛來新加坡的時候，第一步需要將公司文化和運營常規等帶來新加坡，通過會建立一個先遣隊跟國內總部做無縫銜接。對這類跨國企業來說，第一批常駐國外的必須是企業內部的資深員工，新加坡會有選擇性地爲這類公司提供相應數量的首席位工作簽證。
除了政府引進人才之外，新加坡科技生態中的衆多企業也在吸引著優秀人才。不管是在新加坡還是全球，這些科技巨頭都可以被稱爲數字領域的KOL。對于科技人才來說，新加坡能讓他們同時接觸到歐美系、中國，以及東南亞的頭部公司，他們的履曆也可以同時被標注上多個背景的工作經曆，這些人才參與新加坡科技生態建設的同時，也高濃度地被生態賦能。這是人才、企業、新加坡的“三贏模式”。
新加坡的中國企業
品玩：從您的觀察來看，中國企業在新加坡的發展現狀如何？這些中國出海企業，在近3-5年內，其思路和運營模式有何變化嗎？
劉晉榮：在新加坡的中資企業數量已經超過6000家了，它們分布在各行各業，除了科技互聯網公司之外，潔淨能源、石油化工、基礎建設等領域也聚集了很多中國企業，新加坡目前的很多基礎建設項目比如地鐵建設，能看到中國公司的身影。還有物流、航天航空、大衆消費和金融，都有中國企業的足迹。
中資企業過去10年中的國際化，總體而言是愈加成熟和自信的，從人員配置和産品模式方面都有所體現，第一批出海的中國企業當時多以外派的方式，將國內的管理機制和産品模式複制到海外，但多數都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現如今出海的中國企業在用人方面會更加開放，敢于在當地市場聘用背景更加多元化的人才，當候選人範圍越廣之後，找對人用對人的概率也隨之提升了。而在出海産品上，對本地化運營的認知和敏感度也越來越強。
品玩：我們觀察到包括阿裏巴巴、騰訊、字節跳動等中國互聯網巨頭公司，近年來紛紛加碼布局新加坡，能分享下您對這個現象的觀察和看法嗎？
劉晉榮：客觀地說新加坡本地市場規模是有限的，所以這些跨國企業落戶新加坡看重的肯定不是本土市場，他們真正想要競逐的是6億多人的東南亞市場，甚至是79億人的地球村。而新加坡可以提供的是優質的平台，公平透明的競爭規則，其定位更像是經營特種部隊的運籌帷幄的司令部，真正的戰場其實在我們的門戶市場。
舉個例子來說，新加坡這個500多萬人口的國家裏，有包括Lazada、Shopee、Amazon等五個大型國際電商平台。這看起來的確不太合理，其背後的原因在于新加坡並不是他們的主戰場，而是他們的國際化實驗室，他們在此打造自己的面向整個東南亞的産品和戰略思路，在新加坡市場取得一定成效之後，再大規模投放于東南亞市場。
品玩：您認爲東南亞市場整體的特點是什麽？近年來有新的發展趨勢嗎？
劉晉榮：其實東南亞的每個國家都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它們有幾個共同點：第一，這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市場，大部分國家的人口年齡中位數都在35歲以下，更具來說是60%的人口年齡都低于35。
第二，東南亞的經濟正處于飛速增長的階段，中産階級正在爆發。我們這邊有到的數據顯示，在2030年整個東南亞將成爲全球第四大經濟體，GDP規模將達到10萬億，中産階級市場將超過4億人。
第三，是數字經濟開始在東南亞占據主導地位，東南亞目前的互聯網用戶體量在4億人左右，其中10%來自2020年單一年份的增長，大部分的增長開始由一線城市向農村等下沉市場延伸。2025年東南亞的互聯網市場規模將爲3000億美元。
很多經曆過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業內人士會發現，東南亞互聯網市場的現狀，跟中國10年前非常像。因此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史對新加坡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參照物，對很多中國互聯網人來說也是個難得的機遇。
品玩：國內一些聲音認爲，以BAT爲代表的中國互聯網巨頭在新加坡必有一戰，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來自各個國家的科技企業是否都將在新加坡卷入“東南亞爭奪戰”？
劉晉榮：我們歡迎任何背景的公司，將新技術、新想法、新模式帶到新加坡來做驗證，但這裏確實不是烏托邦，競爭也是存在的。所有對東南亞市場感興趣的公司，自然都是競爭格局裏面的一員，但競爭也可以是正面的，它可以給這個生態裏的所有參與者帶來創新和活力。
競爭對科技人才來說也是非常好的曆練，他們經曆的所有實戰和積累下的經驗，都將成爲其在國際平台上的能力與價值。對于消費者來說，他們更是獲利方，可以從中享受到更好、更高效的服務。
再者說，競爭也並不是企業間唯一的互動方式。新加坡這個只有700多平方公裏的國度，開車不到一小時就能橫穿整個國家，這裏更多的是合作共贏的機會。
品玩：相較于中美等較成熟的互聯網企業，新加坡本地的互聯網企業還處于快速增長階段，那麽在監管或推動這些企業發展的過程中，新加坡現在或者未來，會參考中美等互聯網行業的一些經驗教訓嗎？
劉晉榮：說回新加坡市場體量較小的問題，我們不能夠主導世界的局勢，新加坡要做的事和世界接軌，這就不能閉門造車。如果有成熟的經驗可以學習和參考，我們一定會虛心采納，但是因爲國情和市場特征的差異，也不可能照單全收。原則上我們會學習他國經驗的基礎上，找出適合新加坡的政策方案。
像監管方面的話，新加坡在制定政策之前一貫會采取公開咨詢的方式來征求各界意見。像去年我們推出了新加坡支付服務法令，于2020年1月開始實施，整個法令在簡化了流程的基礎上，加強了對與支付系統的監管，市場對此的反應也非常熱烈，從中我們看到法令完美地平衡了監管的確定性、消費者的保障，以及金融科技創新發展的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