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勁[1]
新加坡從1965年建國到現在，從一個極端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成了人均GDP名列世界前茅的發達國家，其長期的經濟增速全球沒有其它國家能出其右。做爲一個人口才500萬的城市國家，新加坡在國際政治、經濟、輿論中的影響力超過了很多比它大出十倍以上的國家。新加坡的驚人成就離不開李光耀和他主導的“新加坡模式”。我和研究團隊在前面十篇文章裏，分別對新加坡模式的十個側面進行了比較詳細的介紹和分析：獨特的地理位置，全球化和稅收窪地戰略定位，超級理性主義理念，超級理性主義在政府、國有企業、交通、教育、醫療、養老、住房中的應用。到了塵埃落定的時候，在這裏我想分析一下新加坡模式裏有哪些東西是我們可以借鑒的，哪些則不然。
如果做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的比較，不難看出新加坡的“超級理性主義”並不獨特，實際非常樸素。用通俗的語言，超級理性主義就是“科學方法”，“一切從實際出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但新加坡版本的超級理性主義特殊在它運用的根本性和普遍性。在全球的其它國家和地區，理性思維多多少少都有應用，但必須與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教條主義、宗教思維、迷信思想、政治博弈等等複雜因素平分天下，所以很難成爲絕對主流。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上講，超級理性主義實際上和現代經濟學的本質高度一致：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追求最大化的社會福祉。世界上對社會體制的分類 – 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 – 實際上都是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對社會和經濟進行分析後得到的最佳理論結果。資本主義強調市場和自由競爭，社會主義強調政府和社會協調。但無論是哪種主義，無論是馬克思還是亞當斯密，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讓民衆過上最富有、最快樂、最自由的生活實際是所有社會的共同追求。所以這種最大化的目的和想法是共同的，沒有爭論。之所以得到不同的理論結果是在對人和世界裏的基本限制條件有不同的認知和判斷，而這種認知和判斷上的差異，經過一番邏輯演繹，就形成了大相徑庭的理論結果。然而，哪怕是粗略地對全球過去兩百年的經濟史進行分析，不難看出，市場和政府在經濟和社會中實際都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因此把經濟理論運用到實踐的過程中時，如果只是從理論結果出發，過于教條，走極端，在很多問題上自然就會出現偏差，而且有時候會非常嚴重。
新加坡超級理性主義的訣竅是回歸根本，不教條，不被任何一種固定思維牽著鼻子走，而是回歸事物的本質，一事一議，重新審視現實世界中限制條件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然後追求社會福祉的最大化。其結果是世界最廉潔的政府、最富裕的社會、最高效的國有企業、最高效的交通、教育、醫療、社保體系。新加坡的土地資源並不比香港更豐富，但新加坡能做到居者有其屋，而香港卻有全球最高的房價。所以，新加坡既不是東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結合了兩者優點的綜合體。
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和廉潔全球聞名，但其成功的一個關鍵點卻恰恰是認識到了政府的能力邊界，而市場機制具有第一性。市場之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分配資源最有效的方式是因爲在社會中存在的巨量的不完全信息和不對稱信息，即使是最高效的政府也不可能用行政手段解決這些信息問題，因此如果政府事事用行政的手段來解決就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些小錯誤，時不時會犯些大錯誤，讓社會和人民蒙受損失。市場的優點是供給和需求都來自于企業和老百姓的自由選擇，而在做這些選擇的過程中，全社會所有的私域信息都有機會在價格中得到體現，而商品價格能告訴大家供需關系的整體狀態。認識到了這一點，新加坡做事的出發點永遠是市場，如果市場不靈，才由政府用行政手段來解決問題。新加坡有強大的政府，但其官員的薪酬和市場是完全接軌的，在全球可能是唯一的案例；新加坡的國企在經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其治理結構、人員招聘、激勵機制都是市場化的，和私企沒有本質的不同；新加坡政府在交通、醫療、教育、住房中都起著主導性的作用，但政府在操作的過程中也盡量運用市場化的手段，並且在滿足民生、剛需的情況下，把其中的高端服務隔離出來，完全市場化。
但新加坡並不迷信市場，政府在市場失靈時會果斷出手。市場失靈的一種普遍情況是基于經濟教科書裏所說的外部性和公共産品，即當某種産品的個人成本和社會成本有巨大差異時，政府必須介入用監管的手段控制社會成本。最簡單的例子是汙染，之所以政府一定要介入管理是因爲環境汙染者在社會買單的情況下是有巨大私人利益的，因此青山綠水的好的環境必須有政府的介入才能得到。從這一點上講，新加坡和其它國家並沒有兩樣，政府在國防、教育、交通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提供社會需要的公共産品。
第二種市場失靈的情況是在發展中國家特有的。新加坡的發展雖然傑出，但遵循的規律，和其它成功地從發展中國家過度到發達國家的國家和地區，實際非常相似。都是利用了二戰後全球化的機遇，向西方學習科技和管理，嵌入全球産業鏈，通過學習逐步向産業鏈的高端攀升。但在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想提速，發展得更快些，一個重要的短板是基礎低、底子薄，基礎建設的嚴重不足。所以新加坡國有企業的建立是爲了“集中力量辦大事”，解決在基礎建設中市場失靈的短板。這種情形在發達國家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才會出現，比如二戰後的英國，但在發展中國家實際非常普遍，比如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和韓國。但是，在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後，學習必須由創新來替代。國有企業由于治理結構帶來的低效率就成了不得不解決的問題。英國的解決方式是完全私有化，新加坡的解決方式是國有減持和全面引入市場機制。
第三種市場失靈的情況實際在全球範圍內非常普遍，就是市場經濟自然帶來的巨大貧富分化，窮的很窮，幾乎沒法過日子，而社會的幸運兒可以過上物質極大豐富的生活。在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由于意識形態的局限，對貧富分化往往采取了聽之任之、放任自流的態度，認爲只要維持一個法治、公平的體制，市場自己就可以糾錯。但新加坡認爲市場機制來得太慢，而且會使問題激化，因此政府在維持公民基本生活水准、基本做到共同富裕上是可以大有所爲的。無論是交通、教育、醫療，新加坡都把基礎的服務看做民生、剛需，由政府以補貼後極其低廉的價格來提供，而只把其中高端的部分拿出來市場化。在住房問題上，新加坡走得更遠，政府負責了80%居民的廉價住房，而只有20%的住宅是商品化的。在世界上像新加坡這樣極高人口密度的大都市，能做到這一點難上加難。沒有冷靜的判斷，超常的定力，很難在主推市場經濟的同時，真正做到很大程度上的社會共同富裕。
第四種市場失靈的情況來自于經濟學裏的“理性人”假說，即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可以完全有效地利用所有可獲得信息，因此市場是第一性的，政府和監管應該越少越好，個人的選擇應該得到最大的尊重。但現實生活告訴我們，人們做到完全理性實際非常困難，社會中的很多人，在很多事情上，即無法獲得有效信息，也沒有能力完全理解所獲信息。這一點在最近三十年的行爲經濟學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但新加坡比學術界走得更早，在實踐中充分地考慮到了公民理性的局限性。最能說明這點的是新加坡對公民的強制社保儲蓄，以及由政府來代替民衆做社保儲蓄的投資判斷。其底層邏輯是很多老百姓沒有爲老年儲蓄的先見之明，而且即使做了儲蓄，也沒有成功投資的能力與判斷。事實證明，這一舉措是非常明智的。
從前面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新加坡跳出教條思維框架後對經濟分析中限制條件的冷靜觀察使它能夠更好地拿捏市場和政府的辯證統一，在該用市場的時候用市場，該用政府的時候用政府。這種判斷能力和新加坡的精英治國的理念有緊密的關系。不是一流人才的官員，就不可能有這樣的認知能力；而沒有市場化的激勵機制，又不可能吸引一流的人才進入官員體系。可惜的是，在官員體系裏引入市場化的激勵機制在大多數國家都由于政治原因無法實施。那麽，當二流、三流的人才是官員體系的主要成員時，在全球範圍內低效、腐敗的政府極其普遍就不足爲奇了。
新加坡的“超級理性主義”非常值得我們學習。但我們要意識到，中國和新加坡的國情有著本質的不同，超級理性主義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才能取得正果。中國和新加坡最大的區別是在國家規模上。中國14億人，新加坡才5百萬，不到中國的百分之一。新加坡之所以能成爲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和它的獨特地理位置、全球化定位、以及稅收窪地策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這些事情都只是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才能幹。如果我們把全球人均GDP最高的50個國家和地區拿來做個比較，只有三種類型的國家。第一種是像新加坡、瑞士、愛爾蘭、中國香港這些小規模的經濟體，采取了全球化、稅收窪地的策略；第二種是像挪威、卡塔爾、阿聯酋、澳大利亞、新西蘭、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都主要靠變賣自己的自然資源，也無法複制。如果把這些國家都去掉，剩下的清一色是市場經濟極爲發達的創新型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歐洲國家、日本、韓國、以色列、等。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新加坡有些東西能學，但基本的商業模式學不來，因爲基本情況和中國太不一樣。做爲一個巨型國家，中國的繼續發展的道路離不開創新，而新加坡的創新主要靠給其GDP貢獻40%的跨國公司。中國太大，我們的創新雖然可以借鑒國際經驗，主力軍必須是本土的企業、大學和社會機構。從國際經驗看，市場經濟的體制環境是創新的最重要保障。我想，如果今天問李光耀對中國有什麽建議，他一定會說不要完全學他們，要根據中國具體的情況走最合理的道路。
[1] 劉勁是長江商學院教授、副院長。本文是系列研究“新加坡模式”的最後一篇。“新加坡模式”是在長江商學院—新加坡管理大學東盟研究中心的資助下完成的對新加坡政府、經濟、商業中獨特管理模式的系統性研究，旨在總結經驗，爲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改革開放提供借鑒。本系列研中觀點和內容僅代表個人意見，與資助機構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