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二戰前日本的工業水平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屬于二流：當時工業生産能力最強的是美國，德國可以排到第二，第三就是蘇聯，後面就是英國和法國，日本只能排在這些國家的後面。日本因此被歐美列強譏諷爲“貧窮帝國主義”，然而日本再窮再弱也得看和誰比。日本的工業化水平盡管遠遠不及歐美列強，但在亞洲的確是無出其右的。
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曾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制造“。由此可見新中國的工業化是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之上，然而相比之下日本在二戰前就已是世界上的幾個主要工業化大國了。當亞洲其他國家還在爲爭取民族獨立奮鬥時日本就已是一個能自主生産汽車、飛機、輪船的工業化國家。
二戰期間日本被摧毀的只是有形的廠房和機器，然而日本在戰前所積累的技術和管理層面的無形優勢卻並沒被戰爭所摧毀。早在明治維新之前的1850年日本男孩識字率爲45%上下、女孩爲13%左右。這時日本的總識字率不僅超過了當時的清朝，也超過了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1872年9月明治政府開始正式實施義務教育制度。到了1912年日本的學齡兒童就學率已達到98.2%。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日本經濟邁入了高速增長時期：1966年日本的經濟總量超過法國；1967年日本的經濟總量超過英國；1968年日本的經濟總量超過西德。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經濟進入全盛時期。那時蘇聯由于阿富汗戰爭以及美蘇軍備競賽、東歐諸國劇變已使其到了崩潰的邊緣。美國則在經過1980年代中期的經濟周期後逐漸走入低谷。
當美、蘇兩極都走上下坡路的時候日本經濟卻一路高歌猛進。當時日本的國民生産總值年均增長近10%，被世人稱之爲“日本經濟奇迹”。1985年日本GDP總量達到了1.3萬億美元，同時期的美國是3萬億美元。當時的世界格局可以總結爲“政治上兩極、經濟上三極”：所謂政治上的兩極當然是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至于經濟上的三極則是北美、西歐、日本。
日本以一國之力得以與美國主導的北美自貿區以及歐洲共同體分庭抗禮。在當時的世界500強企業中日本占據了近一半。三菱、豐田、松下、日立、索尼、本田、日産、東芝等國際知名龍頭企業全部進入世界企業前50，而在世界10大企業中日本就占了8家並席卷前三。當時的東京是世界500強企業總部最多的城市，東京的GDP總量是紐約的3倍，比我國一年的國民生産總值還高。
如今的日本盡管仍是僅次于美國和中國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然而日本在人均收入、社會福利方面是沒法與北歐國家相比的。可直到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仍僅次于盧森堡和瑞士。這時的日本作爲人均GDP全球第三的國家是碾壓北歐諸國的。1995年對于日本人來說是一個記憶深刻的年份：這一年是日本曆史上最輝煌的一年，也是日本走下坡路的開始。
日本媒體在報道日本經濟時常使用的一個詞彙是“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媒體所謂的“失去的二十年”是指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的二十年。在1997-2017年的20年間日本實際經濟增長只有16.5%，年均增長率只有0.77%。同一時期我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是9.5%，越南的經濟增速接近于8%，韓國的經濟增速也大體保持在日本的3倍左右。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爲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如今中國的經濟總量已是日本的3倍多。日本的衰落並不是我們中國人出于民族情緒炒作出來的，而是早已被包括日本自己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已明確感知到的客觀事實。早在1996年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就曾對日本未來的國運預言道：“日本在未來相比鄰國將日漸趨于平庸”。從1995年至今日本的發展基本上驗證了李光耀的說法。李光耀之所以認爲日本注定將走向平庸是因爲他看到日本無法解決自己所面臨的人口問題。
日本自從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以後就已呈現出經濟衰退的態勢。比泡沫破滅的直接損失更爲嚴重的是日本國民的進取精神遭到了挫傷：在戰後複興時期日本國民所呈現給世人的形象被稱爲“昭和男兒”，而與“昭和男兒”形成強烈對比的另一個概念則是“平成廢宅”。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的“1億准中流”的龐大構想也隨之破滅：原來的中産階級收入減少、購買力下降。
階級的固化讓人們放棄了掙紮——既然努力也改變不了命運，那麽不如一人一狗一台電腦過上不婚不育、不爭不搶的生活，從而跟浮躁的社會來一次痛痛快快的“斷舍離”。201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會》一書。這本書揭露了日本目前所面臨的現實處境：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人在日益沉重的社會競爭壓力下失去了上進心和欲望。
人們對明天不再抱有希望，也不再談論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甚至已懶得結婚生孩子。少子化、老齡化、相對較高的自殺率、失去上進心的年輕人越來越多……日本曾有相關的學術機構對1000名首都圈的年輕人進行過一項社會調查。這項調查就是向這些年輕人提出想不想出人頭地的問題。結果回答非常想的只有12%、覺得能出人頭地最好的有28.8%、沒有執念的43.4%、完全沒興趣的15.8%。
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人口動態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數僅爲94.1萬，由此創下自從1899年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最低值，同時連續兩年跌破100萬大關。同年日本新婚情侶數爲60.7萬對，這比上年減少1.4萬對。日本厚生勞動省據此估算：日本人口將在2053年跌破1億，到2065年日本人口將比2015年的1.27億減少三成，屆時日本社會超過40%的人口都是老年人。
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已造成日本國內市場的萎縮、經濟的下滑、創新的停滯。人口的萎縮必將導致日本經濟的衰退，年輕人會由于不堪重負而選擇離開日本。盡管日本作爲一個發達國家在之前的長期積累已使國民持有大量的金融資産，企業也有高額的內部准備金，然而卻未能有效運用資金。無論是貨幣寬松政策或公共投資都無法提升消費者信心。
企業在減少成本的同時又不背負裁員的惡名，所以就往往大量雇傭非正式員工。一批靠打零工爲生的“飛特族”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誕生：這些人沒固定工作，只能到處打零工爲生。這些人裏有家庭主婦、有學生、有老年人。一邊是疲于生計的2000萬“飛特族”，一邊又是200萬年輕的“啃老族”。這就是日本的現狀：經濟不景氣，老人們占據著高層崗位，年輕人則越來越看不到希望。
在日本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已造成國內市場的萎縮、經濟的下滑、創新的停滯。人口的萎縮必將導致日本經濟的衰退，年輕人會由于不堪重負而選擇離開日本。李光耀正是據此預言：“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在2030年超過日本”。李光耀這一分析是完全正確的，只不過中國的發展速度比他預計的更快，所以中國的經濟總量在2010年就超越了日本，這比李光耀所預計的還提前了20年。
1993年NHK電視台的調查統計顯示：51%的受訪者認爲不結婚也可以，而認爲當然要結婚的只有45%。到了2008年認爲不結婚也可以的人上升到了60%，而認爲理所應當要結婚的人降到了35%。如果日本在未來不能有效解決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的問題，那麽日本的衰落正如李光耀所說的那樣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們把日本的衰落放在更爲宏觀的曆史維度上就可以看得更爲清晰。
曆史上西歐的葡、西、荷、英、法、德等國曾抓住曆史機遇實現率先崛起。這是因爲這些國家抓住了大航海、文藝複興、啓蒙運動、工業革命等曆史機遇，從而得以利用技術和制度上的先發優勢彌補國家體量上的劣勢；然而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擴散使美、俄這種具有大洲級體量的國家得以脫穎而出。當世界由轉型期轉向平穩發展的時期後決定各國實力強弱的首要因素已從創新變成了體量。
說到底新技術、新制度總是會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的——正如英國發明的蒸汽機等産品必然是要在世界範圍內傳播開來的。新技術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使後起的國家盡管在技術層面可能仍與先進國家存在一定差距，然而這種差距的大大縮小使各國之間已不存在明顯的代差。這時擁有龐大規模體量的國家即使在技術上略微落後一些也完全可以通過質量不夠數量湊的模式彌補自己的短板缺陷。
如果我們將中等體量的西歐國家同美、中、俄這種洲級大國各自的人口、資源和工業生産能力加以比較就不難看出二者的巨大差距：1940年德國的總人口約7000萬、全年鋼産量爲2150萬噸、發電量爲630億千瓦時；此時尚未進入戰時狀態的美國的對應數字是1.32億、6070萬噸和1780億千瓦時；而在技術上落後于德國的蘇聯則爲1.7億、1830萬噸和480億千瓦時。
盡管德國此時已用閃電戰征服了西歐絕大部分地區，可即使德國得以調動整個西歐的資源，也只是使自己的鋼産量和發電量稍微領先于剛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蘇聯，但後者的勞動力資源是德國根本無法企及的。至于和美國比起來劣勢則更爲明顯——即使此時尚未進入戰時狀態的美國的生産能力還沒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到1944年德國用四年時間將自己的軍火産量提高了200%。
然而同一時期美國的軍事工業規模膨脹了整整19倍，美國的軍火年産量在1944年達到了德國的2.5倍、日本的6.7倍，在技術上相對落後的蘇聯也將自己的軍火産量提升到德國的90%。德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生産力上的差距。在和平年代洲級大國在經濟資源的調度上也顯然具備比中等體量的大國明顯得多的優勢。
1945年戴高樂的顧問亞曆山大·科耶夫攥寫的《法國國是綱要》指出：隨著技術環境尤其是經濟規模的變化已使單一民族國家”不夠大“了，只有那些由若幹加盟民族國家構成的”帝國“才可能在國際舞台上占據一席之地。二戰後法、德等歐洲國家也和日本一樣在面對美、蘇這樣的超級大國時存在規模體量上的先天劣勢，而近年來歐洲各國也和日本一樣出現了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的問題。
在這種形勢下歐洲各國不得不采用抱團取暖的方式增強自己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歐盟正是在這樣的形式下應運而生的。我們不妨對比一下和日本同爲戰敗國的德國：勃蘭特總理甚至以下跪的方式向全世界表達德國對二戰罪行的忏悔之意。在德國對二戰罪行在道德上的忏悔和物質上的賠償被視爲是一項國家義務：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向德國就二戰中迫害猶太人的罪行提出了賠償訴求。
盡管此時德國自己尚未從戰爭的廢墟上恢複過來，但仍在第一時間向以色列支付了價值30億馬克的賠償。此後德國還協助以色列進行對納粹漏網分子的追捕工作。截至1993年1月德國對歐洲各國受害者個人賠款支付總額已達905億馬克，德國民間企業也絲毫不避諱自己在二戰中擄掠勞工等罪行：奔馳公司已累計向二戰受害者賠償2000萬馬克、大衆累計賠償1200萬馬克、克虜伯累計賠償1000萬馬克……
兩次世界大戰失敗的慘痛教訓使德國在戰後走上了一條與戰前截然不同的道路：曾經窮兵黩武的德國開始利用和平的政治、經濟、文化手段致力于歐洲一體化，如今德國已成爲歐盟內部舉足輕重的主導國家，當年希特勒用武力沒能實現的統一歐洲的理想如今正被新時代的德國人用另一種手段所實現，而歐洲國家之所以接納德國正源于德國對戰爭罪行的深刻忏悔。
如今的日本在經濟總量上是超過德國。盡管名義上德國有正規的國防軍，然而實際上德國的國防軍還不見得比日本的自衛隊強。如今德國的聯邦國防軍現役總兵力只有17.8641萬，另有3萬准軍事人員。德國陸軍目前只有大約800輛左右的各型豹2坦克，德國海軍只有33艘艦艇。按說如今日本在經濟和軍事上都強于德國，可日本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卻不及德國。
德國爲彌補自身政治影響力方面的缺陷往往在歐盟的集體框架之下參與國際政治事務，所以德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往往可以依托于歐盟這一平台得到大幅提升。相比之下日本始終與中、韓等亞洲鄰國格格不入，所以日本的外交政策幾乎是完全依附于美國的支持，在國際政治事務中日本很少發出自己的聲音。日本要想扭轉自己在國際上日漸趨于平庸的地位也只能是與中、韓等亞洲鄰國合作推進亞洲一體化進程。
如果日本能與中、韓等國構建一個亞洲版的歐盟，那麽日本就能像德國一樣借助這樣一個國際組織增強自身影響力。然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就有著強烈的“脫亞入歐”情結。二戰後的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都處于美國的控制下，所以日本這個亞洲國家與歐美國家的外交關系遠比與亞洲鄰國更爲密切，然而日本在歐美各國眼中始終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如今的日本盡管在國家體制、外交政策上已高度西化，然而與此同時日本在文化上卻又保留著濃厚的東方特色。日本要想擺脫日漸趨于平庸的命運就只有積極融入到亞洲一體化進程中。這需要日本放棄在外交上向西方國家一邊倒的“脫亞入歐”思維，同時必須深刻反思自己曾對亞洲鄰國造成的戰爭傷害。日本能否做出這兩點改變取決于自己，這不是我們在這兒所能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