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躍社科大學研究發現,大巴窯8巷和公立培群學校鄰裏的東部和北部被繁忙公路圍繞,人流流動受限制,加上公交通勤活躍度高等綜合因素,去年實施的冠病病毒阻斷措施,對降低這兩個鄰裏病毒傳播風險的作用不大。
這意味,如果我國疫情升溫,以致再度實施病毒阻斷措施,兩個鄰裏的病毒傳播風險預計會是最高的,而一旦暴發疫情,它們可能會受較大沖擊。但受訪學者也強調,由于居民可采取防疫措施,未必一定會暴發嚴重感染群。
這項躍大研究結合分析六大元素,即前年12月至去年7月我國全島323個分區不同人口流動模式、公交通勤活躍度等大數據;綜合人口結構和經濟水平;社區日常設施多元性,以及土地用途等,統計不同鄰裏的“綜合疫情脆弱性“(Integrated Vulnerability)指數。
研究發現,即使去年4月和5月病毒阻斷措施期間,人流流動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減少,全島多數分區的“綜合疫情脆弱性”降低,但有些分區的病毒傳播風險卻居高不下。這五大風險區依次爲大巴窯8巷、培群學校、花拉公園、維多利亞街,以及武吉士鄰裏。
五大風險區 六大指標得分都相當高
這項研究的首席研究員、新躍社科大學應用研究中心副教授梁振雄指出,去年的病毒阻斷措施期仿佛營造了一個“天然實驗室”的條件,讓研究員能觀察防疫措施後,不同分區人口流動模式的轉變。
“人們可能會覺得每個鄰裏大同小異,但其實不然。基于不同因素,某些分區一旦發生疫情,可能會面對相對嚴峻的沖擊。”
梁振雄指出,人口較稠密、老齡化的社區,以及藍領工人疫情期間也得外出工作等因素,提高“綜合疫情脆弱性”。另一方面,社區內若有不少吸引流動人群聚集的公共設施,如超市、商場、熟食中心和交通樞紐,一般也會增加病毒傳播的風險。五大風險區在六大指標的得分都相當高。
研究顯示,花拉公園、維多利亞街及武吉士靠近中央商業區,人流量自然高。大巴窯8巷和培群學校鄰裏面對較高病毒傳播風險,則較令人意外。
梁振雄說,兩個鄰裏獨特之處在于北面和東面分別被布萊德路和中央快速公路圍繞,交通只能從西面和南面進出,提高了居民接觸的機會。
他指出,這兩個鄰裏也有不少屋齡較老的組屋和年長居民,還有濕巴刹和小販中心、學校、療養院、宗教場所,附近也有提供必要服務的設施,如殡儀館和修車服務等,容易導致過路人群聚集,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研究也發現,去年6月阻斷措施結束後,全島的人口流動模式、公交通勤活躍度恢複接近平常水平,全島多個分區病毒傳播風險皆提高。
梁振雄說,研究之所以凸顯五大風險區,是希望強調這些分區即使在阻斷措施期間,人口流動模式、公交通勤活躍度的轉變都相對較少。“假如本地疫情升溫,我國又實施阻斷措施,這有助大多數鄰裏減少病毒傳播風險,但對這五個小鄰裏所發揮的作用則相對有限。”
他強調,這些風險較高的鄰裏,一旦發生疫情,居民雖面對較大的感染風險,但只要居民遵循安全距離及良好個人衛生等防疫措施,未必代表它們的病例會一定比其他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