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各大平台的執法反應小組會先內部審理，再決定是否將用戶信息交給當局，這包括用戶在創建賬號、登陸和登出時的IP地址，以及注冊時所使用的電郵和手機號碼，較隱秘的私信內容也在範圍內。
TikTok強調，若要求的信息範圍過大，申請可能被駁回。執法人員也須要清楚列名用戶所觸犯的條例、犯罪情況，同時說明罪案和平台之間的聯系。
各大平台通常不會對外公開是哪些內容觸動了法律神經，但受訪律師和學者說，本地許多法律條規賦予執法人員權利，向平台要求這些內容。
南洋理工大學商學院副教授馬爾舒（Althaf Marsoof）說，如果內容涉及煽動種族或宗教團體之間的敵意、宣揚恐怖主義，或兒童性虐待，都可能引來執法行爲。
例如，警方有權在刑事訴訟法下索取文件和數據以協助刑事調查，網絡安全法令則賦予新加坡網絡安全局權力，在調查或避免網絡安全威脅或事故時，通過書面通知要求相關人員提供電子或實體記錄、文件或信息等資料。
法案若通過 政府有權向社媒發布指示
專攻科技法律的馬爾舒教授也提到，今天將在國會提出二讀的防止外來幹預（對應措施）法案，若通過後，也會授予新加坡政府權力向社交媒體平台發布指示，協助當局調查和對付源自國外的惡意宣傳。
新加坡內部安全局今年6月發表的恐怖主義威脅評估報告顯示，伊斯蘭國和卡伊達等恐怖組織在疫情期間，利用社交媒體加大力度招募和宣傳，鼓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進行恐怖襲擊，繼續對我國構成安全威脅。
內安局發言人當時指出，當局意識到有極右派和其他極端組織濫用社交媒體和電子遊戲平台，以達到招募和宣傳目的，因此正密切關注這些平台上的極端活動。
除了刑事犯罪，涉及知識産權和誹謗等民事訴訟中，也可能有人提出法律申請。
不過，德尊律師事務所首席科技官拉克·戈笆拉尼（Rakesh Kirpalani）說，他暫未看到任何申請嚴重到要上法庭。梁清龍律師也提出，多數客戶在咨詢時，會比較在乎如何刪除內容。
“受害者通常希望減少傷害，找出創作者就變得次要，而且受害者很可能已經知道誰在幕後指使，除非對方匿名或用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