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該文最早在2021年10月3日初刊于公衆號“遊牧民族在法國”。感謝該號授權“新加坡眼”轉發。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將近兩年,每天查看新增病例,已成爲了一種常態。最近,新加坡確診病例激增,政策放松又收緊,很多人難免對疫情産生了倦怠感。
本文作者爲法國東巴黎大學城市規劃學博士,目前跨界從事手機遊戲行業,曾居住于法國、巴西,現居新加坡。
一晃,從2019年12月新冠疫情爆發到今天快兩年了。 當初,誰也沒想到病毒會席卷全球,奪走幾百萬人的生命,並且在兩年後依舊沒有消失的迹象。 好在隨著更多人的康複,疫苗的普及,人們似乎不那麽恐懼了。 不過,生活遠沒有恢複正常。 疫情反反複複,媒體充斥著各種信息,居家令隨時可能重啓,跨國旅行依舊艱難,有點感冒症狀就疑心。 這所有種種滲透到生活日常中,讓人産生一種深深的疲憊感。
01
信息的沖擊
不知從何時起,每天查看新增案例已成一種習慣,卻不敢細想屏幕上冷冰冰的數字意味著什麽:一家人的忙亂,一群醫務人員的調動,一座城市的全員核酸,乃至一個生命的凋零…… 更讓人迷惑的信息是關于後遺症,目前媒體上公布的數據觸目驚心。而根據我們自己的經曆和一些朋友的反饋,並沒有特別的後遺症。不知道是“幸存者偏差”,還是統計口徑的差異(醫院的數據大多是重症患者的情況)。
還有便是關于疫苗的功效。各國的疫苗有效數據層出不窮,加上人口年齡、是否有基礎疾病、各地防控措施差異等變量,讓橫向比較變得尤爲困難。在新加坡,85%人口完成至少一劑接種,82%人口完成兩劑接種,接種率處于世界前列。坡縣政府在今年8月份信心滿滿,准備采取開放政策,挽救小島不堪重負的經濟,沒想到疫苗還是沒跑贏變種病毒,每日新增一下飙升至2000+,死亡病例也創下新高。在這個信息大爆炸的時代,信息是個無孔不入、想回避都回避不了的東西。這天早上本想屏蔽信息,打開電腦工作對話欄裏HR已經發來溫馨提示:今日新增XX,請大家注意防範,減少外出……
02
空間的雜糅
隨著疫情演變爲一場持久戰,強硬的“封城令”和嚴格限制行動自由的措施已經越來越少被采用,轉而爲一種柔性的居家工作和居家學習政策。 在坡縣因疫情的反複,居家工作和居家學習不知又雙叒叕來了多少次。 最初,我是非常歡迎居家工作的,少了早上打仗似的忙亂,還省去了通勤時間,何樂而不爲。可是慢慢發現,當工作空間和休息空間、個人空間和家庭空間雜糅起來,並沒有想象中那麽美好。在家裏工作很難進入一種思想高度集中的狀態,你會時不時被周邊的瑣事打斷——朋友圈有信息提示,要不要看一眼;門鈴響了,外賣到了……
當然酸爽的要數居家工作和居家學習同時進行。一邊是孩子大喊:“媽媽,zoom連不上!”一邊是隊友甩鍋:“我在開會,你去看一下。”一邊是工作群的通知:“10點後台操作培訓,收到確認。” 感覺人分分鍾在奔潰的邊緣。
而當一天工作結束,沒有了“下班回家”這個過程,好像人並沒有回到一個放松休整的狀態——依舊對著屏幕、心不在焉地刷著劇,心裏只有一個字:累。
03
人心的疏遠
一年前,我曾在公衆號寫過自己得新冠的經曆,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分享出來讓大家不要那麽焦慮。後來我也會和一些朋友聊這段經曆——對我來說,這不是什麽禁忌。 直到有一天,有人開始提醒我,“以後不要和別人說你得過新冠”。這些人中有家人,也有朋友,我相信他們都是出于好心。盡管有點點不屑,但我還是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因爲,我也逐漸發現,隨著後遺症等數據的公布,感染過新冠似乎成爲了一件羞恥的事情。 疫情下,面對面交流減少,網絡傳播被放大,人心也似乎疏遠了。 前一陣福建莆田出現疫情,源頭指向從新加坡回到福建老家的林某傑。他在廈門落地後按規定隔離了21天,期間核酸檢測均爲陰性,結束隔離之後,他回到家中,繼續隔離10天。可以說,在整個過程中,他沒有違反任何規定。 “沒有人想成爲確診病例,也沒有人想成爲感染者。疫情重來,我們也是受害者,我們也是無辜的。”林某傑的發聲讓我很感慨,一個本應該得到同情和關愛的病人,結果成爲謾罵與詛咒的對象。究竟是人病了,還是社會病了。 如果說“時代給予了我們廉價的正義感、合法的傷害權和虛幻的宏大感”,那麽疫情或許放大了這一現象。
04
旅行的剝奪
留學生中流傳了一則關于法國人的笑話:度假前在計劃度假,度假中在享受度假,度假後繼續籌劃下一次度假。可見,每年的度假在法國人民眼中是多麽聖神而不可侵犯。 直到成爲一名打工人之後,才發現法國人的智慧——度假出遊真的是必要的抽離,是都市打工人續命的藥丸。在一次次出發抵達,萍水相逢之間,人生的邊界擴大了。它所指向的是一種無法預見的,蓬勃的生命。 我的上一次旅行可以追溯到20個月前。之後就畫地爲牢,沒有再離開過所在地。我們甚至趕時髦,嘗試了一次Staycation(原地度假),卻也很難體會到旅行的樂趣。 疫情不僅剝奪了旅行,也讓回國探親變得困難重重。搬來坡縣後,本以爲回國更加方便,不想回國成了奢望:有限的年假天數難以滿足隔離要求,旅行途中的感染風險也讓人望而卻步。 此時,父母安康已是最大的幸事,那些因疫情而不能回去照顧生病家人的朋友更爲煎熬。
兩年了,我似乎已經忘記出門不戴口罩的感覺了,忘記沒有疫情的時候是怎樣去生活的,只好任由自己被不確定性裹挾,被疲憊感吞噬。 原本我把這一切都歸結于疫情,但最近看了韓國裔哲學家韓炳哲的《倦怠社會》竟釋然了。原來,“倦怠”是現代過度積極的“功績社會”的常態。(哲學家的語言已經足夠深邃、透徹,以下盡量摘抄原文,不作提煉。來源:《倦怠社會》) “從病理學角度看,21世紀伊始並非由細菌或病毒而是由神經元主導。各種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動症、邊緣性人格障礙或疲勞綜合征主導了21世紀初的疾病形態。它們不是傳染性疾病,而是一種梗阻病,不是由免疫學上他者的“否定性”導致,而是由一種過量的’肯定‘性引發。 ” “過度的積極性還可以呈現爲過度的刺激、信息和資訊,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注意力的結構和運作方式。感知因此變得分散、碎片化。此外,日益增長的工作負擔要求一種特殊的時間和注意力的管理技術,這反過來也影響了注意力的結構。作爲一種時間和注意力的管理技術——多工作業(Multitasking),並不代表文明的進步……更確切地說,它代表了一種倒退。”
“工作和效績的過度化日益嚴重,直到發展成一種自我剝削。這比外在的剝削更有效率,因爲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剝削者同時是被剝削者。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間不分彼此。這種自我指涉性産生了一種悖論式自由,由于其內部固有的強制結構而轉化爲暴力。” 如此看來,疫情也僅僅是通過信息的刺激、空間的阻隔放大了這種現代社會的倦怠感。那我們能做的是什麽呢? 韓炳哲給出的建議是: 不要立即回應。“受到刺激不要立刻做出反應,而是能夠擁有阻止、隔絕的本能”。因爲“立刻做出反應、回應每一個刺激沖動,已經是一種疾病、一種倒退,也是疲勞、衰竭的征兆”。 保持消極的能力。“它是一種不去做某事的能力。如果一個人缺少了消極的能力,那種不去感受某物的能力,而只有積極的能力,即感受的能力,那麽感官將無助地面對洶湧而至、不由自主的刺激和沖動。” 學會沉思和傾聽。“人類在文化領域的成就,包括哲學思想,都歸功于我們擁有深刻、專一的注意力。”“正是因爲喪失了沉思的能力,積極生活變得絕對化,從而導致了現代積極社會的焦慮和歇斯底裏症狀。”“傾聽的能力恰恰以沉思的專注力爲基礎,而過度積極的主體無法抵達這一領域。” 更多關注身邊的人。“在孤獨和精神尋求中,爲自我重建一個閑適空間。在其中人們相互關注,組成親密的友鄰社會。”
感謝微信公衆號 遊牧民族在法國 授權新加坡眼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