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學院去年10月宣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名單時指出：“今年的獲獎者證明，自然實驗可以用來回答社會的核心問題……他們一起徹底改變了經濟學的實證研究。”三名得主卡德、安格裏斯特和因本斯于1990年代開啓了經濟學的“可信度革命”，爲許多難解的社會問題提供了明確的因果關系分析。
低技能移民對就業和工資有什麽影響？實行最低工資會影響就業率嗎？完成高中教育如何影響孩子未來的收入？
該如何回答這些，以及很多可能影響社會政策的問題，是不少社會科學家面對的挑戰。
三名經濟學家在30年前開啓的“可信度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爲這些難以確認因果關系的問題，提供了不同的切入點。這三名經濟學家——戴維·卡德（David Card）、喬舒亞·安格裏斯特（Joshua Angrist），以及吉多·因本斯（Guido Imbens），共同獲得202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獎金一半授予卡德，另一半授予安格裏斯特和因本斯。
卡德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說，最初以爲獲獎的消息是一個高中老同學跟他開的玩笑。
卡德的懷疑其來有自，他于30年前展開的研究，在學術界引起不少非議。“人家認爲我們要麽造假，要麽是失去了理智，或是做了一些不妥當或愚蠢的事情。”
證明最低工資不會增加失業率 被批違背勞動市場供需理論
卡德通過自然實驗方法（natural experiment）證明了實施最低工資並不會造成失業率上升。
這項研究結果引起許多經濟學家抨擊，認爲它完全違背了勞動市場的供需平衡理論。經濟學教科書指出，如果提高最低工資，將造成就業率下降。
可是，要如何確認最低工資和就業率的因果關系？
在1990年以前，美國的經濟學家使用時間序列，觀察在最低工資相對較低的時期，青少年就業率是否相對較高。1970年代末，經濟學家普遍的共識是，最低工資每增加10％，青少年就業率就下降1％至3％。
然而，隨著經濟學家取得越來越多的全國全年數據，最低工資影響就業率的效應變得更小，統計的精確度更弱。換言之，研究已不再得出最低工資與青少年就業率有顯著關系的結論。
卡德指出，許多在1970和1980年代發表的論文雖然進行了實證分析，但大部分都是爲了證實既有理論的基本預測，極少是檢驗這些理論所提出的經濟模型。
不滿足于現有研究方法的卡德與亞倫·克魯格（Alan Krueger）于是通過自然實驗法，觀察新澤西州于1992年4月將最低工資從每小時4.25美元提高至5.05美元，是否導致該州在快餐店上班的青少年失業率上升。
須出現偶發事件或政策改變 自然實驗機會可遇不可求
實驗的對照組是與新澤西州相鄰、不提高最低工資的賓夕法尼亞州。美國的最低工資水平通常由各州政府決定，每個州可以制定不同的最低工資水平。
卡德與克魯格發現，新澤西州提高最低工資，青少年就業率不但沒下降，反而上升。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何太森接受《聯合早報》采訪時指出，自然實驗指的是在實際社會中，恰巧出現偶發事件或政策改變，隨機造成不同的人受到不一樣的對待，這類似于在實驗室裏把受試者隨機分配在對照組或實驗組。“自然實驗就好像我們身處的世界‘自然地’進行著一場實驗，而研究人員不須主動執行實驗，他們的工作僅是搜集與分析資料。”
何太森認爲，自然實驗有兩個主要優點。首先，透過自然實驗搜集的資料，是人們做出的真實選擇，相對于在實驗室裏高度人爲環境下的反應，所觀察到的結果更具有一般性。
“更重要的是，自然實驗中的‘隨機分組’，使得研究人員在推論因果關系時有相當高的說服力。因此，透過自然實驗得到的資料，可以說是實證經濟學家的最愛。但話說回來，這樣的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同受訪的南大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包特則說，卡德與克魯格的研究雖然發現提高最低工資並不會顯著降低就業率，但這麽做對市場並非毫無影響。“卡德在自己的論文中也指出，快餐店不減少雇傭員工的原因，是它們通過漲價把提高的工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轉嫁成本可能是原因之一。更多學者在進行後續的相關研究時，提出了其他可能的解釋，譬如提高最低工資或有助提高生産力，鼓勵工人更努力工作。此外，雇主作爲勞動力的買方，具有壟斷力或形成所謂的買方壟斷（monopsony），並使用市場力量設定較低工資。雇主如果小幅提高最低工資，可能促使更多人願意進入就業市場。
卡德與克魯格的研究，爲公共政策帶來了實質影響，英國和德國分別于1999年和2015年推行了最低工資制度。
大部分微觀經濟學實證研究 都源自此創新方法
新加坡管理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金成勳受訪時強調：“卡德的研究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爲他證明了提高最低工資並不一定會減少勞動力需求，而是因爲他用自然實驗證明了他的研究結果是可信的。”
“容我稍微誇張一點說，目前大部分微觀經濟學的實證研究，都源自于2021年諾貝爾獎得主的創新方法。”
卡德另有一項著名研究是針對低技能移民對就業市場的影響。
1980年春季至秋季，共有12萬5000名難民從古巴逃到美國。卡德觀察了最多難民落腳的邁阿密，盡管勞動力供應大增，卻沒有對邁阿密低教育水平的居民産生負面影響。與其他城市相比，工資沒有下降，失業率也沒有增加。
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經濟系高級講師佘教鍾博士認爲，卡德針對低技能移民的研究最值得關注。他受訪時說：“這個問題對決策的重要顯而易見，但我們在新加坡還沒有很好地展開研究，部分原因是相關數據並不容易取得。”
自然實驗有兩個主要優點。首先，透過自然實驗搜集的資料，是人們做出的真實選擇，相對于在實驗室裏高度人爲環境下的反應，所觀察到的結果更具有一般性。更重要的是，自然實驗中的“隨機分組”，使得研究人員在推論因果關系時有相當高的說服力。因此，透過自然實驗得到的資料，可以說是實證經濟學家的最愛。但話說回來，這樣的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
——南大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何太森
安格裏斯特與克魯格確立 學曆越高收入更高因果關系
自1974年以來，諾貝爾基金會的章程規定獎項不得追授。曾擔任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克魯格于2019年自殺身亡，因而與諾貝爾獎無緣。
他和卡德一樣，通過自然實驗進行了許多勞動經濟學研究。例如1991年的一篇論文，克魯格和安格裏斯特使用自然實驗，確立了更多教育會帶來更高收入的因果關系。
按照美國各個州的規定，青少年年滿16歲或17歲，就可以選擇離開學校。所有在同一年出生的孩子都在同一天開始上學，不過年初出生的孩子，會更早達到符合離開學校的年齡。
安格裏斯特和克魯格比較了1935至1939年第一季和第四季出生的青少年，發現第一季出生者平均受教育時間較短，他們的收入也比第四季出生的人低。
新大副教授金成勳指出，這樣的研究結果看似合理，但如果考慮到其他因素例如智商或家庭背景，其中的因果關系可能大打折扣。
能區別因果關系和關聯性 兩諾獎得主爲自然實驗方法加分
能夠加強自然實驗的可信度，是安格裏斯特和因本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的原因。金成勳說：“他們的主要貢獻是開發了新的方法，使我們能夠區分哪些是真正的因果關系、哪些只是具有關聯。”
簡單假設，研究人員希望評估某項課程如何影響上課的學生。實驗組的學生有權決定要不要去上課，而對照組則沒有。
安格裏斯特和因本斯的第一個步驟是評估學生參與課程的概率，第二個步驟則是在評估課程的實際效果時納入此概率。兩人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只有從那些在自然實驗中改變了行爲的人，才有可能評估出效果。
回到克魯格和安格裏斯特的自然實驗，他們的結論只適用于那些若給予機會做出選擇，將實際選擇離開學校的人。研究無法確定哪些人將這麽做，但可以確定多少人會這麽做。這就是安格裏斯特和因本斯最著名的研究貢獻——局部平均處理效果（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簡稱LATE）。
瑞典皇家科學院去年10月宣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名單時指出：“今年的獲獎者證明自然實驗可以用來回答社會的核心問題……他們一起徹底改變了經濟學的實證研究。”
已逝世的克魯格是此次評獎留下的遺憾。他和卡德在其著作《迷思與測量》（Myth and Measurement）的20周年再版序言中，有這麽一句話也許正好總結了兩人對經濟學發展的看法，以及實證研究的精神。卡德和克魯格說：“如果經濟學的主要理論不能經受實證檢驗和被否定的可能，那麽它就不能聲稱是一個科學領域。”
如果經濟學的主要理論不能經受實證檢驗和被否定的可能，那麽它就不能聲稱是一個科學領域。
——克魯格和卡德著作《迷思與測量》20周年再版序
本地研究：大學多念非主修科不影響就業
2021年諾貝經濟學獎得主開啓的可信度革命，也啓發了一些本地學者。
國大文學暨社會科學院經濟系高級講師佘教鍾博士受訪時說：“在經濟學中使用自然實驗的研究是很常見的，許多本地學者都使用過這種方法。”
佘教鍾和兩名學者通過自然實驗，觀察在大學裏修讀更多與主修科系無關的科目，會否影響一名大學生畢業後在勞動市場的就業前景和收入。
“我們的研究動機起源于許多人認爲，選修更多與自己專業領域無關的科目不利于未來的就業。理由是學生在他們所選擇的專業領域不夠深入，因此雇主較不願意聘用他們。”
學習廣泛技能多樣化 就業選擇更多
佘教鍾等人的研究發現，選修更多非主修科目，與專注修讀主修課程的畢業生相比，在就業市場的表現並沒有更差。“這可能是因爲學習更廣泛的科目有助于獲得更多樣化的技能，畢業生有更多就業選擇。”
佘教鍾和兩名學者利用新加坡一所大型自治大學提供的成績單數據，結合畢業生就業調查，從而得知每名學生畢業六個月後的收入和就業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