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小坡有幾條花街非常出名。在日據的昭南時期，海南街、馬來街和馬拉峇街，是日本人出入最多的地方，這一帶莺聲燕語，豔色無邊，整條街都是講日本話的尋芳客。在一張日本人留下的地圖上，把這幾條街劃爲花街。
馬來街
根據史料記載百年前有個充滿東洋味的社區“小日本”，它以密駝路爲主幹，北起實裏基路，南延至美芝路，東西伸展到滑鐵盧街、馬來街、海南街和維多利亞街等街道。圖爲1877年小坡馬來街的兩家日本妓院。
根據記載，日本人在1877年便在馬來街開妓院，後來海南街、馬拉峇街也成了日本人的紅燈區。到了1905年，新加坡已有633個日本妓女，109間妓院。那時候的日本妓女在本地的叫價是500至600日元。
海南街
昔日的海南街，昭南島時代的紅燈區。
1920年，日本駐新加坡的領事館開始不讓日本妓院營業。1945年，新加坡淪陷成爲昭南島，馬來街、海南街等幾條街，再次成日本人的紅燈區。
日本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經曆了一段相當困苦的時期。一些日本女子爲了養家活口，被逼南來當娼妓，被稱爲唐行者（karayuki-san）。這個詞原指到中國和東南亞等地工作的日本女子，但在二次大戰後成了在海外工作的日本妓女的代名詞。
大坡丁加奴街、萬達街和史必靈街也曾有不少日本妓院。
在楊厝港附近，有個日本人墓地公園，葬的是軍人、文人和女人。有報道指300多名日本妓女長眠于此。
妓女喚名，王沙嚇跑
那年頭，花街不止這幾條，大坡的恭錫街、小坡的柔佛路、惹蘭勿刹與梧槽路等地，也是處處秦樓楚館的紅燈區。
惹蘭勿刹
惹蘭勿刹一帶，俗稱“香蕉腳”的紅燈區。
讀書時代，我有個女同學住在惹蘭勿刹一帶，人家問她家住哪裏，她難以啓口，講出家在惹蘭勿刹怕給人笑話，可見當時惹蘭勿刹是多麽出名的紅燈區。
惹蘭勿刹有個殺豬場，我小時曾在天未亮時和幾個玩伴去看過殺豬，後來“殺豬場”也成了紅燈區的代名詞。
柔佛路那時的青樓也很多。
柔佛路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柔佛路（Johore Road，現在的梧槽坊對面露天停車場處）是一個紅燈區，也是人妖聚集的地方。這是柔佛路在1982年的面貌。
有一次與諧星王沙等人到白沙浮吃飯，飯後說說笑笑，散步到柔佛路。不料樓上的妓女，一眼看到王沙，大聲叫喊他的名字，有些還向他揮手，叫他上樓來，嚇得他跑到附近的咖啡店。那個年頭，柔佛路的青樓很多，私會黨徒也滿街跑，到處藏汙納垢，我們膽敢散步到柔佛路去，實在膽大。
當年的小坡三馬路，也就是奎因街，每當夜幕低垂，在昏暗的小巷裏也有年華老去的流莺，一個個塗脂抹粉，依牆待客，掙紮求存，進去的都是年老的嫖客。我有個街坊，年少時是個少爺，父親死後他什麽都不是，年老時落魄，穿著破舊的衣服，在三馬路陋巷被妓女呼來喚去，幫她們買煙買咖啡，看來真可憐。走出陋巷，對面是咖啡店，各路紋身的人馬都有，動不動便大打出手。
小坡三馬路幾十年前改頭換面，舊的去新的來，幾條昏暗的小巷也走入曆史，年老的妓女有些告老退休，有些轉移陣地，到別處賣淫爲生。
風流公子包下整排妓院
小坡在上世紀20年代末期，最出名的花街是陳桂蘭街。
陳桂蘭街
1980年的陳桂蘭街兩邊的店屋都在。
陳桂蘭是那時的一個富商，出錢做了一些善事，陳桂蘭街因他而得名。
作爲花街，當然免不了有煙窟賭館，到處是私會黨，私會黨又買通暗牌（便衣警察），大家互相勾連。所以，那年代的陳桂蘭街，可說是罪惡的淵薮。
上世紀50年代，我住在附近的一條老街，曾隨母親到鐵巴刹買菜，都從陳桂蘭街走過。陳桂蘭街的對面，前後有兩條小巷，走進去別有洞天，也是一個巴刹。
那時的陳桂蘭街，已徹頭徹尾改頭換面，住的都是正當人家，店屋做的都是正當生意，很難想像昔日的陳桂蘭街，是個銷金窟。
1990年，陳桂蘭街拆了，但只拆一邊，另一邊保留。
拆掉的一邊，有一間三層樓的店屋，是今年初過世的本地作家與文化獎得主英培安的家，樓下是咖啡店。30年前我去找過他，印象最深的是屋子裏的書架又高又大，整個牆壁就想一片書海，讓愛書的我，羨慕不已。
陳桂蘭街這個著名的紅燈區，有個流傳至今的故事。話說那時有個姓余的花花公子，家裏有錢，常到陳桂蘭街找女人。
余大公子有財有勢，喜歡顯威風，擺架子，每次到陳桂蘭街，都帶著大批人馬，包下整排妓院，帶來的跟班，有些是他的仆人，有些是保镖。這些隨從，手上都提著一個個紅燈籠，燈籠上寫著大大的余字，挂在妓院門口。讓人一看便知道，余大公子包下了陳桂蘭街的紅燈區。
故事也許是虛構，但一直流傳下來，可見當年的陳桂蘭街，在新加坡是排名第一的紅燈區。
吃完飯後，公館變青樓
出名的紅燈區，小坡是陳桂蘭街，大坡是恭錫街。
恭錫街
現在的恭錫街“三街坊”，已從娼寮林立的紅燈區轉型爲時尚餐飲區。
恭錫街是爲了紀念陳恭錫而得名。陳恭錫（1850-1909）當年曾任華人參事局與保良局委員，又受封爲太平局紳。
早期的恭錫街，琵琶仔最多。琵琶仔是年幼的歌女，說是只賣唱不賣身，但爲了生活，爲了家裏的父母和弟妹，有些也無奈陪客上床。
琵琶仔都是出身貧困，漂洋過海來南洋。她們靠著原始本錢養家，個個有把辛酸淚。到恭錫街當琵琶仔，最大的心願是賺點錢讓弟妹多讀點書，讓家人多些溫飽。
有些琵琶仔，不想長期深陷火炕，幹脆當有錢人家的小三。一把辛酸淚，有苦自知。
不久前，本地有個可敬的琵琶仔，年華老去，將存在銀行的30萬元，捐出做慈善。
琵琶仔是那個年代的産物，時過境遣，已不複在。
早期的恭錫街，雖是青樓，但多是媽姐主持的公館。公館也是變相的青樓，客人到公館吃飯應酬，琵琶仔唱歌助興，吃了飯再找床上的遊戲。有些別處的公館要找女人，也找到恭錫街，一個電話來，女人便送到。
到了1960年代，恭錫街的公館很多已消失，琵琶仔也沒有了，但恭錫街還是恭錫街，紅燈區的名氣更響亮，門口長方形的玻璃門牌亮晶晶，直接做妓院生意。
除了恭錫街，大坡的史密斯街，有個演廣東大戲的梨春園，從前叫戲院街，現在是美食街，幾十年前也是聞名遐迩的花街，街上有20多家妓院。
史密斯街
史密斯街幾十年前處處是青樓。
那年頭，嫖客都懂“五塊六”這句話。大概當時在娼寮找女人，“五塊六”是公價。那時嫖客常常開口閉口“五塊六”，就是去找女人的意思。
現在年輕一代，相信不知道“五塊六”是什麽；但60歲以上的人，大多知道“五塊六”指的是那回事。
牛車水的煙花女子有幾人？
圖爲早期被帶到新加坡賣淫的日本窮家女。照片取自2009年194期優一周《海南街不只三條，四街是花街柳巷》一文的檔案照。
1819年以後，隨著新加坡的開埠，一批批華族男子從中國南來打天下，但在宗教思想及婦女應該留在原住地的傳統習俗影響下，起初只有男性南來，使本地華族人口兩性比例懸殊，而且差距不斷擴大。
1823年，華族人口男性近3000人，女性近400人，比例是8對1；1850年，華族男性人口增至2萬5700人，女性則只有2200人，比例爲12對1；1884年華族男性達6萬名，女性爲6600名。根據殖民地政府的保守估計，其中2000名女性是妓女。她們是19世紀末，在中國重重天災人禍的驅使下南來賣身的。而牛車水也差不多在同個時期成了本地的“紅燈區”中心。
根據美國史學家詹姆斯·沃倫的著作《新加坡妓女1880-1940：阿姑與唐行者》的記載，1905年牛車水的華人妓院共有93間，這並不包括那些沒登記的妓院。
清代書生李锺珏著的《新加坡風土記》就有一段描述1887年牛車水妓院的文字：“牛車水一帶，妓館栉比，聞注籍于護衛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數百人，此外，私娼女伶，尚不計其數……”從中我們不難了解當時牛車水妓院的“壯觀”景象。
（圖·作者、新加坡報業控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