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7日至6月1日的八個星期，恐怕是許多人在這場世紀疫戰中的最深刻記憶烙印。
幾近封城的重要決策，絕非彈指間的決定，背後有哪些考量？把客工宿舍的疫情控制住，又是怎樣的一番部署？
《戰疫勇士——新加坡之道》收錄了一些關鍵決策的幕後故事，好些是首次公開。《實況報道》率先選刊部分內容。
應該停止一切活動、還是讓一部分活動照舊、到底哪一天按下啓動鍵？部長們直到宣布冠狀病毒阻斷措施的前三天，仍無法在內閣會議上對封城的具體形式和時間點達成共識。
李顯龍總理記得，在2020年4月1日的內閣會議上，有些部長對于馬上實施更嚴格舉措仍有保留。看到大家舉棋不定，他給內閣同僚一個晚上的時間好好斟酌。
2020年12月，李顯龍總理爲《戰疫勇士——新加坡之道》接受《聯合早報》記者專訪時，剖析了病毒阻斷措施背後的思考，還有他對一些關鍵決策的反思。（嚴宣融攝）
“我讓他們回去，睡一覺後，隔天開會時再做判斷……因爲疫情有許多未知數，我也要求抗疫工作小組提出一個比原先更嚴密、更大膽三成的‘封城’方案，以防過幾天事態又迅速演變。”
當時，內閣成員已分組工作，在兩個不同地點連線開會，對于減少群體接觸和感染已做了一些准備。
然而，病毒似乎仍占上風。
2020年底，李總理在總統府爲《戰疫勇士——新加坡之道》的籌備接受《聯合早報》采訪時指出，我國雖在年初的疫情初期順利控制住病毒傳播，但到了3月底，境外輸入病例日益增加，客工宿舍也開始冒出病例，迅速形成感染群。
本土感染病例中，有好些追查不到與過去病例的關聯，還有一所安老院也出現感染群。部長們大致認同無法避開封城，只是在一些細微之處存在分歧，尤其是實施的時間點。
阻斷措施未有先例 仿佛是要大家水中憋氣
李總理理解大家不想草率行事，尤其是這套病毒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並無先例，出台之後恐怕會嚴重打擊經濟。這種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也會對人民的身心與日常生活帶來壓力和影響。
在他看來，啓動一系列病毒阻斷措施，仿佛是要大家沉入水中憋氣。
“一旦宣布，秒表就開始計時。你可以憋氣，但過一會兒總得要回到水面呼吸，活動還是要重啓。人民的生活節奏會被打亂，若非萬不得已，我們不希望這麽做。”
李總理在回憶這段決策過程時坦承，他原先覺得封城能免則免，但本地疫情的走向讓他不得不改變想法。
他說:“我們當時設下的底線是，一旦單日病例達50起，就應探討封城。當單日病例從個位數增至二三十起時，我已覺得苗頭不對。聯合領導抗疫工作小組的衛生部長顔金勇也認爲不太可能避開阻斷措施。我們不應該再等下去了。”
2020年12月，當時還是衛生部長的顔金勇受訪時，對于政府的口罩政策U轉做了反思。他認爲，口罩政策攸關公共衛生，該改變措施時就要改變。（嚴宣融攝）
現任貿工部長的顔金勇受訪時指出，若太早實行措施，可能會解封後疫情才開始惡化，病例回彈，等于回到起點；太遲的話，病毒已經廣泛傳開，阻斷措施不會有效，白白浪費資源。
他認爲，時機拿捏全憑判斷。決定後就要徹底實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不能三心兩意。
“我們決定先實行一個月，但也做了要延長一個月的心理准備。我們要確保阻斷措施是行得通的，否則就要承擔投入了資源卻看不到成效的後果……但第一次的阻斷措施一定要起作用，否則就是浪費了這個時機……所以我們的阻斷措施很全面。”
李總理也認爲時機的判斷最困難，落實阻斷措施“不能錯過一分一秒”。
內閣在4月2日再次開會時，抗疫工作小組已一致決定馬上采取行動；當天我國新增的確診病例有49起。
4月3日，李總理通過電視、電台廣播和網絡等渠道向全國宣布先實行爲期一個月的更嚴格防疫措施，兩天後的4月5日，新增病例首次破百，達120起。
隔天，《聯合早報》封面以“留在家”三個黑體大字，傳達總理的呼籲:“在對抗疫情的非常時期，爲了全民的健康，請大家暫時忍一忍，沒有必要的話就不要出門。這麽做既是照顧好自己，也是保護好我們的年長家人以及體弱的人士，避免他們受感染。我籲請大家積極配合這些新的防疫措施，齊心對抗疫情，保障我們的家人和新加坡的安全。”
4月7日(星期二)成了我國抗疫最重要的裏程碑。從這天起，所有提供非必要服務的工作場所和商店關閉一個月，所有餐飲場所禁止堂食，學校和學前教育中心隔天(8日)起轉爲全面居家學習，所有人出門都應戴口罩。這天的新增病例有106起。
到了4月21日，李總理再次對全國人民發表講話時，客工染疫情況已急轉直下，連續四天破千，絕大部分是來自客工宿舍。政府不得不延長阻斷措施至6月1日，所有非關鍵的必要服務得暫停營業，包括所有獨立運作的餐飲食肆如售賣泡泡茶和糕點等商店，以及理發店。
李總理說:“這表示我們的直覺判斷是正確的，局部封城有必要，時間點也恰好。如果沒有實行阻斷措施，病毒從客工宿舍進一步散播至廣大社區，情況變得不受控，那將釀成一場大災難，想想就讓人不寒而栗。”
政府曾考慮宵禁
李總理提及的“升級版”方案，最初有多種版本，包括曾考慮實施宵禁。顔金勇透露當時內部討論的細節時說：“我們曾討論若要外出，應該怎麽申請通行證，是否能上網申請，獲批後才可持通行證出門……我們也討論如何讓人們外出購買食物，應該允許一人或兩人出門，是否把外出次數限制在每天一次？若須外出第二次，又該怎麽辦？”
經過一番廣泛討論，抗疫工作小組最終決定采取比較務實的做法——只允許每戶家庭每次一人單獨出門。另外，必要服務繼續運作，因爲水電供應不能中斷，醫院得繼續運轉，餐飲業者也須准備和運送食物給無法外出用餐的家庭。
聯合領導工作小組的財政部長黃循財受訪時指出，阻斷措施的最終版本雖然嚴格，但跟那些實施宵禁或派遣士兵監督的國家相比，還不是最嚴格的。也因此，工作小組對于“封城”一詞較爲謹慎。
2020年12月，黃循財受訪時坦承，要是知道這個病毒能在無症狀下傳播，可能會把邊境收緊得更快。（嚴宣融攝）
“當時有些人說應該直接進入封鎖狀態。我們明白這有助于減緩病毒傳播，但如此嚴格的措施必使經濟和個人付出巨大代價；而低收入和弱勢群體受到的影響更大，不單是心理健康層面，還會産生孤立感。”
電氣工程出身的顔金勇，在一次記者會上巧妙地以“斷路器”(Circuit Breaker)比喻阻斷措施的原理。
他形容，家中電線短路時，斷路器會“跳閘”，切斷所有電源。重啓斷路器時，必須逐一把開關打開，看看哪一個電器會導致斷路器再次跳閘，針對問題及時解決。
曾在關鍵點判斷失誤
在整個抗疫過程中，李總理認爲，他與內閣曾在一些關鍵點上判斷有誤。現在回想起來，新加坡封鎖邊境的動作應該更積極、更果斷。
他指出，看到台灣早在2020年1月就對大多數旅客封關，獲准入境者也要遵守嚴格的隔離措施時，我國當時認爲過于極端。本地3月份開始出現境外輸入病例時，政府也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阻止國外的新加坡人返新。
他說:“我們當時認爲不太可能封關。樟宜機場是航空樞紐，確保跨境通行正常關乎生計。我們也以爲，能在不收緊邊境管制的情況下，控制好境外輸入病例。但現在看來，我們的行動也因此被拖慢。我們在實行居家通知和隔離安排時也不夠嚴格。台灣的嚴格舉措證實奏效。”
當時還是國家發展部長兼財政部第二部長的黃循財負責向外說明邊境政策。他回憶，從開始禁止武漢訪客，擴大到湖北、中國和其他國家，然後是全世界……幾乎每隔一兩天，他就要宣布收緊邊境管制。
“我們能做得多快？我們可以更快，也可以更慢，現在往回看，要是我們知道這個病毒能在無症狀下傳播，可能會把邊境收緊得更快，但我們當時是按最好的信息決策。”
應更早規定全民戴口罩
李總理指出，這些抉擇無論對錯，內閣都共同承擔責任。例如在冠病初期，由于不知病毒可在無症狀下傳播，政府參考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囑咐只有身體不適才戴口罩。直到4月14日，病毒阻斷措施實行一個星期後，政府才規定出門必須戴口罩，否則可被罰款300元。
李總理說:“第一原則應是相信戴比不戴口罩更有效，至少可以防止咳嗽或打噴嚏時病毒透過唾液傳播給他人。我認爲我們應該更早改變立場，鼓勵人們戴可重複使用的口罩。”
黃循財坦承，政府對于口罩的U轉政策引起反彈。
“當證據改變時，政策也要改變，這就是跟完全陌生的病毒打交道的現實……根據當時的證據，無症狀感染很罕見，要知道這是世界衛生組織(2020年)2月份到武漢調查之後的結果。”
顔金勇也認爲，口罩攸關公共衛生，該改變措施時就要改變。“我們最初對這個病毒有一些假設，並按假設做一些決定，但我們須要不斷用事實印證自己的假設是否正確。”
《戰疫勇士》記載全方位抗疫之路
《戰疫勇士——新加坡之道》講述我國抗疫過程和措施，以及民衆在危機中展現的互信與互助力量。本書共204頁，全彩，售價（包括消費稅）爲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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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工宿舍疫情告急 武裝部隊迅速馳援
2020年4月4日星期六上午，國務資政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接到一通電話。來電的是李顯龍總理。總理希望他能看看怎麽解決客工宿舍的疫情，給予工作組指導。
2020年11月，國務資政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受訪時說，人力部、衛生部和內政部當時的組織架構和資源配置，並不足以管理人數龐大的客工宿舍，須要向軍方求助。（海峽時報）
當時全國正聚焦于第一波輸入型和社區病例，誰也沒想到，病毒會悄無聲息地在客工群中蔓延開來。從3月底至4月初，每日新增病例已達數十起。動辄數千人的客工宿舍感染群以驚人速度形成，打亂了抗疫的陣腳。
張志賢在2020年底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坦言，人力部、衛生部和內政部當時已有的組織架構和資源配置，並不足以管理人數龐大的客工宿舍。他于是聯系國防部長黃永宏醫生，探討借助新加坡武裝部隊的力量。
談到軍方介入，黃永宏受訪時說，當務之急是保障醫療體系不會崩潰。“其次，必須保護染病的人，圈出有並發症或需要治療的人，不讓他們病亡。第三才是防止病毒傳播。這是重點，如果顛倒過來，你不但沒有保護醫療體系，還不斷送入更多染病患者，到頭來不是醫療人員受感染，就是醫療體系癱瘓。”
2020年4月上旬，政府宣布成立由衛生部、人力部、新加坡武裝部隊和內政團隊等部門組成的跨機構工作小組，專門處理客工宿舍疫情。工作組由時任陸軍精衛長薛偉霖准將領導，張志賢擔任顧問。
當局很快派遣前線保障支援小組，到所有客工專用宿舍協調運作。從安排客工接受檢測、派發脈搏血氧儀、隔離確診病患，再到安排彙款服務、幫客工開設銀行戶頭、提供無線網絡和移動數據連接，緩解恐懼情緒的措施一步步到位，宿舍疫情到了6月底也大致受控。
指揮與管控架構一旦明確，安置客工和策劃大型宿舍醫療資源的工作也隨之變得順暢。張志賢說：“在全國層面設立清楚的指揮架構非常重要。跨機構工作小組也不是獨立運行。小組向負責這方面工作的人力部報備，人力部再向政府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彙報。指揮、控制與行動的命令鏈必須非常明晰，不能讓任何單位接收不同人的指示，到最後不知要聽誰的，或是要采取什麽步驟。”
同年8月，跨機構工作小組正式卸下職務，宿舍抗疫工作改由人力部新成立的“保障、關懷與接觸小組”接管，重點爲客工提供保障與關懷，及提升宿舍業者的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