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歲的邱惠洙自幼就出現聽力缺損，從念中學到進入社會打拼的數十年間，她的右耳逐漸失聰，只能靠左耳的微弱聽力應付日常生活。這給她帶來了困擾，例如每當雇主發現她有聽力問題，爲了避開歧視的眼光，她就會選擇辭職。
她曾嘗試戴助聽器，卻無法適應；漸漸地，她變得越來越內向。
她會盡量不到小販中心買飯，以免聽不清楚而給錯錢，招來不耐煩的對待；多次出門時差點被電動踏板車撞上，就因爲聽不到車鈴聲；與親朋好友交談，她最討厭的回複是：“沒事，我剛說的不重要。”
2019年，邱惠洙的左耳僅剩三成聽力。爲了能繼續獨立生活，她決定給右耳做受津貼的人工耳蝸植入術（cochlear implant）。
術後幾周，她參加了氣功和尊巴等課程，把退休生活的每個早晨排得滿滿。“如今生活充實自在，我正在找回所失去的歲月和自信。”
今天是世界聽力日。根據2017年的數據，本地年長者的聽力缺損患病率爲63.7％，估計有約42萬2000人聽力受損。到2030年，人數預計將翻倍。
研究：本地每六名年輕人中 一人或因長期聽耳機損聽力
聽力損失分爲傳導性、感音神經性，或兩種混合。傳導性聽障主要因外耳、中耳或耳膜出現問題，導因包括鼓膜穿孔、複發性中耳感染引發膽脂瘤，以及頭部創傷等。
感音神經性聽障則與內耳和聽覺神經有關，主因是衰老，但也可能是基因遺傳、先天性、長期受噪音影響，或者與耳蝸神經或腦腫瘤有關。若聽力突然減弱超過72小時，可視爲緊急醫療狀況。
2014年的一項本地研究顯示，16.4%的年輕人平均一天八個小時通過耳機聽便攜式音樂播放器，即聆聽超過85分貝的音量，這意味著平均每六名年輕人，多達一人可能患上由休閑噪音導致的聽力損失。
Aurion耳鼻喉及聽力中心耳鼻喉科顧問醫生劉佳瑩受訪時指出，人們對聽力損失最普遍的誤解就是它不會影響個人健康，因此無需及時處理。
聽力損失越嚴重 患失智症風險就越高
“聽力損失可造成患者面臨社會孤立與寂寞，從而引發抑郁、焦慮，以及妄想症等精神健康問題，並阻礙患者與他人維持或建立密切關系。若長期不改善，也可能影響病患的語言和發音能力。”
早前的研究發現，聽力損失越嚴重，患失智症的風險就越高，尤其大腦無法保持活躍而萎縮，或者大腦因試圖理解聽不清的談話內容而過于操勞，就會分流用來進行批判性思維等的高層腦力。
據研究，輕微聽力損失者患上失智症的風險是正常人的兩倍；中度與嚴重聽力損失者的風險則分別是三倍和五倍。
不過，許多病患擔心的是，如果承認聽力有障礙可能被歧視。此外，購買助聽器對一些人是經濟負擔。政府因此爲符合條件的新加坡人提供經濟援助，一些本地保險公司也爲聽力嚴重受損者提供保險。
劉佳瑩強調：“開銷不應該是嚴重或深度聽力損失者的最終考量，因爲配戴助聽器或植入人工耳蝸可帶來的好處是足以改變生活和無價的。”
從小活潑外向的許詩謹（20歲，學生）兩三歲時確診左耳失聰，右耳則有重度聽力損失。她在五歲時左耳做了人工耳蝸植入術，這讓她在幼稚園與小夥伴互動無阻。
升上小學後，許詩謹突然發現難以和同學交朋友，更難以交心。“當時身旁沒有和我一樣有聽力障礙的學生，每當同學們聊得很起勁，他們無法了解我爲何總要他們重複或說慢點，所以就幹脆減少和我交談。”
小學三年級，許詩謹的左耳也植入人工耳蝸後，她這才逐漸找回原來愛說話的自己。在義安理工學院念書的時候，她還爲特需學生設立了交流與支持小組，以及加入義工組織，爲弱勢家庭的孩子提供輔導和補習。她希望進入大學報讀藥劑學，將來幫助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