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新加坡政府將上調消費稅的計劃推遲到明年，計劃第一步在2023年1月調高到8%，第二步在2024年1月調高到9%。那麽，這項備受關注的舉措究竟會給新加坡民衆帶來那些影響？又是否會增加個人負擔？
對于這些問題，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副教授傅壽明(Simon Poh)認爲，雖然上調的消費稅可能爲政府增加32億新元的稅收收入，但從長遠來看，新加坡需要制定一個可持續的稅收制度來資助醫療保健等其他領域的開銷。
教授簡介
Simon Poh | 傅壽明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會計系副教授
教研領域：新加坡及亞太地區稅務全方位研究、咨詢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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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簡曆
2月18日，黃循財(Lawrence Wong)首次以財政部長的身份在新加坡國會發表預算案時宣布，新加坡的消費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將分兩次進行上調——2023年1月第一次上調至8%，于2024年1月再度上調到9%。
黃循財部長表示，通過對“新加坡當前整體形勢的慎重思考”，他能夠理解民衆對此次提稅的擔憂，盡管新加坡正在遭遇全球通脹、物價上升以及反反複複的新冠疫情，但“增加稅收收入依舊刻不容緩”。
消費稅(GST)一直是新加坡政府三大收入來源之一。
2021，GST爲新加坡的財政收入貢獻了約120億新元。其他兩個收入來源是企業所得稅(CIT) 和個人所得稅(PIT)，它們分別貢獻了175億新元和138億新元。
消費稅(GST)或成爲
新加坡財政收入最大貢獻者
專家預計，消費稅上調2個百分點將爲新加坡新增32億新元的稅收收入，約占新加坡國內生産總值 (GDP) 的0.7%。
實際上，這可能會令消費稅成爲新加坡財政收入的最大貢獻者。
2023年1月起，新加坡政府將實施新的消費稅征收標准。消費稅收入必將隨之增長，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to-consumer，B2C)進口的非數字服務和進口低價商品也將被納入其中。
雖然政府很可能在2024年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提高2個百分點，預計爲新加坡新增1.7億新元稅收收入，但這些收入遠低于消費稅改革後所帶來的收入。
隨著新加坡人口快速老齡化和持續的低出生率，個人所得稅的上調空間將會變小。加之全球化和許多企業的離岸業務發展，流動性強的高收入者可能會被吸引到稅率較低的城市，比如香港。
新加坡濱海灣落日景色(資料圖片)
人們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簡稱經合組織)提出的“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2.0)”的討論聲越來越大，這可能意味著新加坡未來的企業所得稅收入將會進一步減少。
【譯注：BEPS 2.0，指跨國企業利用國際稅收規則存在的不足，以及各國稅制差異和征管漏洞，最大限度的減少其全球總體的稅負，甚至達到雙重不征稅的效果，造成對各國稅基的侵蝕】
根據BEPS，一些跨國企業需要從開展業務之地遷移到消費者所在的區域，由于新加坡的國內市場和活動範圍較小，該國的稅收收入必將遭到縮減。一些跨國公司還可能“抛棄”新加坡對投資企業提供的優惠稅率，轉而投向實施15%最低企業稅國家的懷抱。
盡管新加坡現在還沒有遭受重創，但必須未雨綢缪，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注意跨國公司的動向。
由此看來，消費稅最終或將成爲新加坡最大的稅收來源，這並非不可想像。
增收消費稅早已有迹可循
無論消費稅的稅收收入最終是否能超過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在過去幾十年裏，稅收收入的重心逐漸從所得稅轉向消費稅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
1986年，當新加坡正從戰後第一次經濟衰退中複蘇時，爲了應對經濟衰退、振興國家，當時的經濟委員會召開會議提出了一條重要建議：引入消費稅，並逐步增加消費稅的稅收收入。
與高達40%的企業所得稅和擁有最高邊際稅率的個人所得稅相比，這將有助于提高新加坡的國際競爭力，吸引更多外來投資。
後來，爲了保持經濟增長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都被大幅削減。
其他國家也進行了類似的稅收改革，削減所得稅來吸引外來投資和優秀人才，建立了一種更加傾向消費稅的稅收體系。
例如，愛爾蘭1995年的企業稅率高達40%，如今已下調至12.5%，增值稅(value-added tax，VAT)也從1995年的21%提高到了今天的23%。一般來說，增值稅是愛爾蘭第二大稅收收入來源，僅次于個人所得稅。
新加坡最初的消費稅僅爲3%，出于同樣的原因，新加坡于2003年將消費稅提高至4%，隨後又在2004年和2007年將其分別提高到了5%和7%。
消費征稅的一個優點是它的稅率相對較低，但卻能帶來更多稅收收入。消費也會與經濟同步增長，征收消費稅不會挫傷人們努力工作和存錢的願望，也不會要求他們申報納稅或承擔資本外逃的風險。
因此，從長期來看，消費稅是一項更穩定的收入來源，而所得稅一般會直接受到經濟狀況的影響。
重新制定稅收結構是目前財政政策的重點。隨著經濟發展逐漸成熟，新加坡的經濟平均增長率放緩，增加消費稅和財産稅可以避免出現人們無心工作的狀況。
經合組織的研究還表明，如果一個國家的稅收結構更偏向穩定的稅收項目，可以增加稅收體系的韌性，且不容易受到全球化的影響。
除此之外，盡管黃循財部長已明確表示增收碳稅不會大幅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但此舉也響應了發達國家在氣候和健康等領域增收“環境稅”的號召。
稅收負擔將從企業轉嫁到個人?
目前，新加坡的稅收收入更加注重和依賴消費稅，而企業所得稅也在進一步縮減，這是否意味著新加坡的稅收負擔正從企業轉移到個人身上?
實際上，人們之所以很容易産生這樣的想法，是因爲消費稅是一種影響大多數人的累退稅。
在消費稅上調之前，新加坡政府也會提供積極的、有針對性的援助，例如發放永久性消費稅代金券，實施惠及更多群衆的66.4億新元的保障計劃，從而緩解消費稅增長帶來的影響，讓整體稅收體系更加公平、進步。
事實上，新加坡的財政狀況實際表明，財政收入的最大貢獻者並不是稅收，而是淨投資回報貢獻 (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s，NIRC)。2021年，NIRC貢獻的收入高達203.3億新元，高于任何稅收項目。
因此，新加坡以及政府需要制定一個合理的稅收制度來資助公共事業，比如擴大稅基，利用所得稅、消費稅等更多形式的稅收，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稅收體系，滿足群衆長期的公共開支需求。這也許能讓我們更公平地看待這個問題。
文章英文版首發于channelnewsasia.com
原文標題爲Commentary: Is Singapore’s tax burden shifting toward GST and taxing individuals more than businesses?
作者：傅壽明(Simon Poh)，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副教授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