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之前，居家辦公聽起來就像一個美夢：每天不用通勤，可以躺在床上處理事務，還能在家享受美餐。但當美夢成真的時候我們卻發現，遠程工作不但沒有提高工作效率，還讓辦公的時間變得更長了，平均每個工作日增加了2.5小時。
盡管世界衛生組織(WHO)強調，每年有數十萬人因長時間工作而死亡，但遠程工作已經模糊了辦公和休息時間，導致世界各地的員工産生更高的倦怠風險。然而這並不是全部，根據最新報告顯示，除了中國和日本等“內卷”出名的工作國家，新加坡也榜上有名。
Tan Hwee Hoon副教授
新加坡管理大學李光前商學院(SMU Lee Kong Chian School of Business)組織行爲與人力資源副教授 Tan Hwee Hoon 表示：“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在一項文化研究中顯示，新加坡在績效導向方面排名第二，績效導向與“領導者設定的目標、傳達對下屬的高期望、建立下屬自信以及智力挑戰的程度有關”。”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想要達到超水平的表現就不得不努力工作。”
就此，Hwee Hoon 與我們分享了爲什麽會過度勞累、缺乏睡眠，以及社會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從而培養更健康、更有效率的員工。
雖然遠程工作給員工提供了更大的空間與時間管理，增加了與家人互動的機會，但是當你在 Zoom 會議、電子郵件、打掃家務間不斷忙碌時你就會發現，疫情給生活和工作帶來了極大幹擾，影響了效率和生産力。
Hwee Hoon 說：“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它給了人們更自由的時間安排自己的生活內容，比如白天鍛煉晚上工作。對于那些不照顧孩子的員工來說，簡直是一種獎勵。但對于需要照顧孩子的員工來說壓力更大，因爲他們不僅要處理工作內容，還要監督孩子的家庭學習。因此，這既有利又有弊，對于不同階段的人來說有著不同的影響。”
此外 Hwee Hoon 指出，在疫情早期，新加坡人爲了彌補不在辦公室辦公，從而更努力工作。因爲在遠程工作初期，可能會存在來自管理層的信任問題。經濟的不確定性也影響了工作保障，根據大華銀行(UOB)《2020年東盟消費者情緒研究》(2020 UOB Asean Consumer Sentiment Study)調查顯示，90%的員工爲了避免失業選擇延長工作時間。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睡覺是一天中的最後一項活動，但當待辦事項越來越多時，睡眠往往就會延時。但是犧牲睡眠去做更多的工作，反而容易對職業表現産生反效果。Hwee Hoon 認爲睡眠質量越低，表現越差。
“此外，還有很多關于睡眠對健康影響的研究。但長時間的工作是否會導致睡眠質量下降？除了睡眠和工作，人們還花時間在哪些方面？有趣的是，我們也不清楚健康的工作時間應該是怎樣的。”她說到。
她補充說，典型的朝九晚五已不再適用于Z世代，特別是居家辦公的情況下。面對Z世代和千禧一代的反對聲音，雇主們不僅越來越重視股東的觀點，而且也越來越重視員工福祉。一些企業開始推出和諧工作舉措，比如錯峰工作時間、暫停績效考核和心理健康項目。然而，也有一些企業仍然“一切如常”運營，甚至由于裁員或人員重組，讓員工承擔更大的工作量。
Hwee Hoon 解釋說：“這也從側面表明，不少員工對公司缺乏信任，覺得只有更努力地工作，才能彌補無法面對面辦公的時間。也有可能這是一種文化，領導對個人有無法實現的期望，這確實反映了我們的社會問題。”
因此她建議，員工應該在自主性和問責性之間取得平衡，讓自己更有被信任的感覺。
Hwee Hoon 觀察到：“從社會層面，也需要減少競爭壓力。在一個超負荷的新加坡社會，即使是12歲的孩子也面臨 PSLE 考試的壓力。因此造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每個人都把這種思維模式和心態帶到工作場所中。從個人層面，我們也必須想清楚自己在工作中要如何參與，並爲自己的工作幸福感創造清晰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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