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榮也認爲，現在許多弱勢群體更容易接觸到激進分子的想法，他們在可能遭受誤導的同時，也很難找到糾正錯誤的途徑。“他們很少有機會與宗教學者、專家或者在各自社群中具有淵博知識，了解族群平衡與共存必要性的人們進行有意義的討論。”
古瑪指出，宗教極端分子總是以二元化的方式看待世事，也就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善即惡；他們也會鼓吹對“彼方”的暴力行爲，並通過任何方式，包括使用暴力和政治權力來重組政體和社會，將“彼方”邊緣化。
他說，冠病疫情期間許多人無法外出，也很難與身處不同國家的朋友與同事進行面對面交流，依靠的是網絡溝通和貼文，許多人在這段期間接觸到好的信息，也被壞的理念影響。
外交部巡回大使王景榮上周五參加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副院長古瑪（Kumar Ramakrishna）副教授新書《極端主義回教：東南亞的識別與應對》（Extremist Islam: Recognition and Response in Southeast Asia）的發布研討會時指出這一點。
東南亞的跨境恐怖主義威脅在過去20年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古瑪在研討會上指出，2001年911事件發生時，恐怖威脅來自卡伊達和回教祈禱團等更有組織的恐怖網絡，但2010年代中期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開始普遍，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演變與傳播陣地轉移到網上，使得人們面對有組織的恐怖威脅的同時，也得應付獨狼式襲擊和自我激進化案例的興起。
他們也執著于所謂的“純潔”（purity），認爲應該與對方隔離開來，包括不與對方交流、抵制對方的生意等等。古瑪強調：“這是宗教極端主義非常明顯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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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族回教徒協會也發表聲明說，考慮到新加坡多元種族的獨特情況，外國傳教士的宣教材料或不適合本地的情況，人們必須繼續從可靠的來源獲得宗教知識。“我們的社會沒有容納仇恨言論，以及激進和排他觀點的空間。”
宗教改造小組日前曾針對索馬德風波在面簿發表貼文，以不點名的方式對他的作爲表示遺憾和羞愧。
小組也強調，求同存異是信仰間建立關系的基礎，貶低他人宗教場所和敬拜方式的做法，違反了互相尊重的原則；回教徒也應該支持真理，否定虛假陳述，無論這些言論是否由自己圈子內的人提出。
回教極端主義的威脅隨著科技發展不斷演變，冠病疫情則讓人們將活動轉移到數碼平台，使得有越來越多人接觸到宣揚極端主義的激進思想。
古瑪在著作中也對如何辨識宗教極端分子進行了描述。他指出，宗教極端分子無視普世接受的國際通例與法律，將自己的信仰體系置于頂端；這些人也會認爲與他持有相同信仰的一方（己方）遠比不同于他的“彼方”更有道德制高點。
小組認爲，“這名傳教士”秉持和宣揚有違人們普遍接受的回教教義與人道、仁慈與博愛等普世價值觀。“他將回教先知預言的戰爭與自殺式爆炸襲擊相提並論，顯示這名傳教士對回教戰爭的原則和信條缺乏正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