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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你知道新加坡管理大學和新躍大學是怎麽來的嗎？這一切都開始于陳慶炎博士和詹存道先生的一次討論…詹存道先生把這一段記錄在了他的自傳中，下面就來看看吧！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歲月如梭—詹道存傳》一書中。
1991年至1995年期間，陳慶炎博士未在內閣任職，但他仍在高等教育機構（當時僅有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擔任顧問。1995年，他回到內閣擔任副總理和國防部長，于是也再次積極推動大學發展。
大約在1997 年，他和我討論過一個激動人心的想法，他說：“看看美國的常春藤盟校，所有頂級大學都是私立學校。也許我們應該嘗試讓私營部門創辦大學，而不是由政府資助辦學。”
他認爲新加坡管理學院不屬于體制內辦學，因此會是個不錯的候選對象。1997年，他建議尚達曼和我加入新加坡管理學院理事會。當時尚達曼是教育部副常任秘書。但是他實際上沒有機會在理事會一展拳腳，因爲六個月後他就加入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新加坡管理學院主席陳祝強，曾是新加坡駐台灣商務代表。再往前，他曾擔任財政部常務秘書。擔任新加坡管理學院主席時他已年逾花甲，在這個職位上尚不足12個月。
陳慶炎認爲，理事會需要一位更年輕的主席來推動管理大學的建立。在武吉甘柏的辦公室中，他召集新加坡管理學院首席執行官葉順廣和陳祝強開了一次會。時任教育部高等教育處長王瑞傑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陳慶炎博士快刀斬亂麻地指明了革新的必要，然後對陳祝強說：“您能辭去新加坡管理學院主席一職嗎？”陳祝強清楚當時的情勢，大度地應允了。
當時，我對何光平有較深的了解，于是打電話問他是否願意出任新加坡管理學院理事會主席。我開門見山地說：“也許，這是個不應拒絕的提議。”
他回答：“好吧，我們可以這周見個面嗎？”于是我們在香格裏拉酒店的咖啡館見面了。我告訴何光平，在我打電話告訴他這個提議之前，已經向陳慶炎推薦了他，而且陳慶炎已經征詢了內閣的意見。
他其實對這個提議驚訝不已。然後他給我列了兩頁問題。也就是說，他在那一周時間裏已經深思熟慮過了，而且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備。
我看了看那些問題，然後說：“或許不是我來回答您的問題。您當面詢問陳慶炎會更好。”
何光平當時四十來歲，很年輕，而且在私營部門任職，非常適合擔任主席。同時，他也是一個很有活力的人。在我看來，他是一個有著堅定信念的人。何光平曾經因奉行自身的信念而入獄，這表明他是個願意大聲疾呼、敢怒敢言的人。他前衛犀利、精力充沛、意志堅強，我認爲他是一個能把新建大學辦好的優秀人選。于是我們推選他擔任理事會主席。
新加坡管理學院非常支持創辦私立大學的想法，因爲這意味著學院將升級爲大學。這是提升管理學院的大好機會，多數理事會成員都爲之振奮。
政府建議我們洽詢沃頓商學院提供幫助。當時，政府正努力與全球頂尖大學與機構建立聯系，經濟發展局也參與其中。
我與時任經濟發展局主席馬宣仁醫生一起前往沃頓商學院， 簽署了一項協議。在該協議下，我們的一些員工也隸屬于沃頓商學院。
在那裏，我們與沃頓商學院副院長貝拉絲（Janice Bellace） 共進晚餐。她後來同意出任新加坡管理大學校長。
我有機會參與新校園選址工作。首選地點是海灣舫地區，原因是那裏地方大，可以容納所有學院。但是市區重建局不同意， 因爲那裏可是寸土寸金。他們提議的地點是在歐南路附近。
何光平問道：“市區怎麽樣？”
在他看來，管理大學就是城市大學。話雖如此，但要是你也去過倫敦商學院的話，就會知道它的校園散布在城市各處，你根本無法知道大學到底在哪兒。
盡管如此，何光平作爲理事會主席，結果由他來定。于是， 新加坡管理大學就在市區建設了起來。
至此，我決定退出執行委員會，因爲我同時還身兼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商學院的職務，這會造成沖突。不過，離開並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後來，我聽說教育部決定接管這所大學，而不是讓它繼續隸屬于新加坡管理學院。這也就是它更名爲新加坡管理大學的原因。
我問陳慶炎：“這是爲什麽？”
陳慶炎告訴我，如果繼續私立辦校，就無法獲得政府資助。而如果允許新加坡管理大學獲得政府資助，那麽其他私立大學也會提出同樣的要求。因此，教育部決定接管，同時也給新加坡管理大學發展成正式大學的機會。
2002年底，我卸任南洋理工大學校長一職。
2003年，新加坡管理學院院長謝福華感到學院需要提升教學品質和聲譽，因此向我尋求幫助。于是我受聘擔任新加坡管理學院理事會特別顧問，是一個帶薪職務，這也意味著我必需卸下原來的理事會成員身份。
我認爲第一步是要確保管理學院具有高品質教學，這樣學校才能得到尊重，也才能吸引更多優秀的學生。因此，我成立了品質保證部。
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我提升了管理學院的教學標准。我們出了一本《優秀實踐手冊》（Good Practice Manual）。這本手冊凝聚了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的經驗。我相信，這本手冊直到今天管理學院還在使用。
這本手冊的內容包括師資選拔、教學組織、最佳班級規模以及輔助教具等。我們也極爲關注學生的資質。經過多年的發展， 管理學院已經成爲一所廣受學生歡迎的教育機構。有些學生甚至拒絕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的錄取通知，轉而報讀管理學院。
我們的合作夥伴有倫敦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考獲一等榮譽的學生數量也逐年大幅攀升，這表明我們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今天，我們已經有大約200名學生獲得一等榮譽。他們 參加的考試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考試類似。其實，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代表告訴我，我們考獲一等榮譽的學生比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自己的學生還要多。
我對部分獲得一等榮譽的學生進行了抽樣調查，發現他們的A水准考試成績足以讓他們升入南洋理工大學或國立大學。我約見了其中10人，詢問他們：“你們有申請國立大學嗎？”
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有啊！我們拒絕了國立大學，來到新加坡管理學院。”
爲什麽會這樣？首先，報讀管理學院費用較低；其次，管理大學能提供高排名大學的學位。我認爲這是最合情合理的理由。
2005年，陳慶炎對我說：“到目前爲止，我們對終身學習還沒有真正重視起來。我們沒有給身處職場的成年人第二次機會去攻讀學位。政府在這方面並沒有采取實際行動。”
他鼓勵我創辦一所大學，爲在職成年人提供兼職學習機會。于是，新躍大學誕生了。
我們把重點放在有市場需求的課程上。例如，我們與國防部合作，聯合開辦課程，以滿足國防部的人才需求。
我們也大力發展網絡教學。有工作在身的成年人很難參加晚間課程，尤其是許多人工作到很晚才下班或不得不出國公幹。網絡教學可以讓他們按照自己的節奏隨時隨地學習。
在一次畢業典禮上，我有機會與一位畢業生交談。他說：“能從午夜大學畢業，我非常幸運，也很高興。”
“這是什麽意思？”我問。
“我白天工作，下班回到家要以家人爲重。等孩子和妻子入睡後，我才開始上課，那時已經是午夜了。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爲有大量的網絡教學。”
不久前，教育部考察了高等教育機構，評舉出新躍大學在網絡教學方面是新加坡最先進的。
在大學裏實施網絡教學並不容易。教授們（無論是兼職還是全職）都是在使用馬克筆和白板的教室裏接受面對面教學長大的，網絡教學對他們而言很是陌生。
然而網絡教學是未來大勢所趨，我們必須想辦法讓他們接受這點。
這十分困難。難點並不在于硬件，硬件並沒有多麽昂貴。問題在于軟件和師資培訓。我們有六七百名兼職講師，他們必須通過評估，證明自己有能力進行網絡教學之後，校方才允許他們開班授課。
這是一項艱苦的工作。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終于成功使新躍大學的教師們對網絡教學得心應手了。如今，我們的網絡教學課程已經聞名全球。
當然，新躍大學現如今已經不存在了。教育部接管後將其重新命名爲新躍社科大學。
政府想集中精力發展終身學習，尤其關注那些想要有第二次機會考取學位的人。教育部甚至還曾想自己開辦開放式大學。不過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即使他們真的辦了一所這樣的大學， 也無法與新躍大學競爭，接管新躍大學要來得更加簡單易行。
新加坡管理學院理事會當然不願意放手。我說：“我認爲我們根本無法抗拒，因爲沒有教育部批准，我們就無法授予學位。”因此，我建議理事會接受教育部的決定。
從新加坡管理學院的立場來看，這是我們第二次將一所大學拱手相讓。在新加坡管理學院工作九年後，我退休了。還有個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不得不提。
新加坡管理大學成立第二年的慶祝活動。
剛剛成立新躍大學時，作爲一所科系齊全的大學，我們需要找一位大學名譽校長。于是我聯系了納丹，他應允了。那是2005年，他是新加坡總統。 有一天，我接到尚達曼的電話，他當時是教育部長。
他說：“您想讓納丹擔任名譽校長， 教育部是不會同意的。”我問：“爲什麽？”他解釋說：“你們是一所私立大學。其他私立大學也曾請他擔任名譽校長，但我們沒有同意。”
我接著說：“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那麽，應該讓誰擔任名譽校長？”
他說：“您。”
因此，我既是理事會主席，又是名譽校長。這極不尋常，但這是教育部長的建議。
新躍大學是一個私人機構，因此政府無法直接資助我們。政府所做的是爲學生提供幫助。比方說，新加坡籍學生可以從政府那裏獲得55%的學費補貼。
我們沒有政府注資，收入完全來自學生繳交的學費。不過， 新躍大學既然是新加坡管理學院的一部分，我們也可以順理成章地從新加坡管理學院獲得一些幫助，管理學院自1964年成立以來，已經積累了豐厚的資金。
因此，新加坡管理學院多年來一直爲新躍大學提供經費支持，他們也爲新躍大學作爲管理學院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無論是引入新設備和軟件，還是吸引專業人士開發網絡課程，這些額外開支都得到新加坡管理學院的慷慨資助。
運營支出這塊，我們則依賴于學費。當然，學生也能反過來從政府那裏獲得補貼。
我們的全職人員很少，但兼職教員很多。這些兼職教員來自工業界和企業界，知識淵博。唯一的問題是，他們的教學技能有時無法達標。因此，他們必須參加教學研討會和培訓。在每門課程結束時，我們也會從學生那裏獲得反饋。如果發現講師的水平始終低于標准，我們就會停止雇用。
我們的全職員工中有一半人擁有博士學位。其余的教員則至少擁有碩士學位，而且全都有著豐富的經驗。實際上，他們即使是博士也同樣擁有豐富的行業經驗。
招聘員工，尤其是招聘兼職員工並不難。實際上許多人已有10至20年的工作經驗，當中一些人還擁有自己的公司，他們都有極高尚的無私奉獻精神，希望把自己的知識分享給年輕學生。
其實，我認爲要吸引優秀的全職講師會更加困難，因爲我們需要的是教學與研究俱佳的講師。
一般而言，學生需要用大約五年時間來完成學位，比通常的四年時間要長一點，因爲他們還要兼顧工作，要選修與自己時間相匹配的必修課程比較困難。辍學率也相當高，大概在兩三成左右。如果工作太過繁重，他們就沒有時間和精力來完成課程學習。
但與許多海外兼職學位的辍學率相比，我們的辍學率只有兩成到三成，其實還是不錯的。
在新加坡，每個人都渴望獲得學位。
我們的目標是每年要有3000至4000名畢業生，這是個不小的 數目，因爲我們的學生總人數約爲1萬5000人。我們的學生年齡範圍很廣，最年長的學生有六十五歲。這些大齡學生前來求學，所爲的更多是滿足個人追求，並非出于實用性考量。
獲得學位後，相當大部分人都會獲得升職或加薪。我們也有些學生抱怨說：“雇主不承認我的學位。”但總的來說，接受教 育還是會讓許多人受益。
雇主對新躍大學學位的印象非常好。我們的學生精明能幹。全日制學生裏有的以努力考取一等榮譽爲目標，但是大多數學生更加實際；在職學生對自己的工作已有所了解，因此也更加自信。全日制學生傾向于選擇“輕松的科目”，這樣好考獲一等 榮譽；而在職學生則選擇與自己工作相關的科目，不選簡單的科目。
他們一心投入到學習上。要兼顧學習、工作和家庭，談何容易？我向他們致敬。與全日制學生相比，我認爲他們的成功更加寶貴。
我也參與了新躍大學的創辦。不過，新加坡管理學院也希望培養年輕學生的創業精神。我們設想，很快地，我們大多數畢業生不是自雇人士，就是到小型公司工作。因此，他們更加需要創業精神。于是我受托創辦一個新的中心——創業家交流平台“Platform-E”，其中字母“E”代表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 ship）。
新加坡的孵化中心彼此間競爭激烈，那麽人們爲何要選擇新加坡管理學院？只要我們有資金，就能吸引人們過來。我去了硅谷，試圖爲新加坡管理大學找到風險投資人和天使投資人。
年輕人在小公司工作，自身需要具備大量的知識。例如，他們必須學會看懂資産負債表，能夠了解公司的財務狀況，同時也要懂得如何進行營銷，怎樣聘請雇員以及了解相關的法律規定。
此外，他們還必須掌握信息技術。
應屆畢業生對于這些基本技能一竅不通。無論你是藝術或科學畢業生，還是工程系畢業生，都只了解自己的學科，對實踐技能卻一無所知。你如果來到一家只有三四名職員的小公司工作， 這些事情你必須全都能應付。這部分教育也是非常重要和實用的。
在新加坡，我們每年都有1萬5000名畢業生。可能有兩三千人 是爲政府和大公司工作。其余的1萬2000到1萬3000人必須自謀出 路。因此，他們必須了解這些技能。正因如此，我們側重強調技術技能。
在我看來，最迫切的莫過于讓應屆畢業生擁有理想、把理想付諸實踐並過上美好的生活。
詹道存是新加坡州獎學金得主，于1964年畢業于馬來亞大學土木工程專業，後于1968 年獲得劍橋大學空氣動力學博士學位。他入職新加坡國立大學，後來升任南洋理工大學校長。
他創辦了三所大學，即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和新躍大學；曾擔任吉寶集團、新加坡大衆鋼鐵集團、大華銀行和新加坡報業集團等大公司的董事，並活躍于新加坡交響樂團和陳振傳基金會等非營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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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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