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年，因爲房價上漲、租房成本變高，經濟環境等諸多因素等影響，很多國家的年輕人都搬回父母家裏“啃老”了。
可是，有個國家反其道而行之，開始盛行獨居趨勢。
在新加坡，結婚前一直住在家裏是很普遍的。2013年的數據估計，97%的15至34歲未婚人士都與父母同住。
01 27歲，離開父母獨居
當艾倫決定搬出他在新加坡的家時，這位27歲、已經成爲公務員年輕人仍然等了一個月的時間，才敢與父母提出這個話題。他擔心他們不會理解，或者讓他們心煩意亂。
艾倫家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地方。這個家庭住在一個三居室公寓裏，離這個城市國家的中央商務區 (CBD) 不遠。每天晚上桌上都有豐盛的晚餐，衣服也總有人替他洗好。他說：“我一輩子都和父母一起生活，所以我只是想體驗一個人的感覺，你知道嗎？”
雖然這種狀況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孝道觀念推動形成的，但它也與政府對年輕人的住宿政策有關。截至2022年，超過 80%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住房裏，即由國家補貼的公寓“組屋”。大約90%居住在組屋的人都已經購買了所住的公寓。但至關重要的是，只有已婚的異性戀夫婦和35歲以上的單身人士才能購買這些公共住房公寓。
那些無法購買組屋的人可以通過私人房地産市場出租（或購買），但花費要高得多。Value Champio研究公司的計算表明，私營公寓每平方英尺的平均價格是組屋的三倍多。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蔡明發（Chua Beng Huat）博士說，住房成本限制了“大多數未婚的年輕人，他們只能與父母住在家裏”。
現在，艾倫在新加坡東北部遠離中央商務區的街區後港和兩個朋友一起合租了一套公寓。越來越多的新加坡千禧一代和Z世代開始打破長期的文化規範。出于各種原因，他們認爲獨立的代價是值得的，並且積極出擊。
02 需要“成長爲成年人的真正空間”
近年來，新加坡以前主要限于外籍人士的租房文化，已經在當地人之中紮根。盡管租金價格上漲，但從2015年到2020年，35歲以下選擇自己獨住或遠離父母居住的新加坡單身人士數量增加了一倍多。
越來越多的人正在考慮搬家。當地房地産門戶網站Property Guru在2021年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在22至39歲的受訪者中，70%的人正在考慮搬出父母家。蔡博士說：“一旦你到了一定年齡，和父母住在一起會變得不舒服，因爲你在家可以做的事情的自由受到限制。”再加上缺乏隱私，對于成年人來說，這其實非常困難。
和艾倫一樣，布倫達·譚在22歲搬出家時，沒有什麽特別的原因，但她想要獲得更多的獨立性。在紐約學習時，她曾在大學公用宿舍裏和室友住過一段時間，但她認爲下一步，她應該獲得一個單獨的空間。“和你父母住在一起會感覺一切都在進行自動駕駛，他們會爲你完成一切。你沒有完全可以自行控制你的空間，甚至不能決定自己的飲食，你只是吃著桌子上的東西。”
獨居讓現年26歲的譚能夠掌控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選擇她喜歡的家居用品品牌，到能夠更有創意地工作。“搬出去讓我以自己真正喜歡的方式成長。我有了成長爲成年人的真正空間。”
當然，與父母同住的挑戰一直存在，年輕人對獨立的渴望也一直存在。但蔡博士認爲，與前幾代人相比，最年輕的一代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收入也更高，這是一個重要因素。2020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5至34歲的當地居民中，有57%是大學畢業生，高于10年前的 46.5%，比2000年的24.4%翻了一番。提高收入可以讓年輕的新加坡人更容易搬出去付房租。
另一個因素是新加坡人結婚變得晚了。蔡博士說：“以前，這個年齡段的很多人都會結婚，”這意味著他們有資格購買組屋。但如今單身的年輕人也不太願意等到結婚，才嘗到獨立的滋味。
這並不意味著孝道觀念正在削弱，只是方式正在改變。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家譚恩賽（Tan Ern Ser）博士對此表示贊同。他說，雖然年輕人“有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包括搬出父母的家獨自生活或其他安排”，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關心自己的父母。
03 爲了心理健康搬出去
雖然很多人是爲了尋求獨立，但房地産經紀人威廉·譚看到一個特定群體的租房比例有所上升：LGBTQ群體。譚說，雖然過去大多數潛在租戶都是外籍人士，但他觀察到了其中的變化。他爲LGBTQ友好列表設立的臉書群組收到了更多來自新加坡年輕人的好友申請。
這不足爲奇。雖然新加坡社會在消除同性戀汙名化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許多人所持有的保守價值觀仍然讓一些人難以正大光明地出櫃。2018年的一項調查發現，60%的受訪者認爲同性婚姻總是錯誤的。另一項調查發現，與朋友或同事相比，新加坡的年輕人對家庭成員同性關系的接受程度更低。
譚認爲，新冠大流行可能加劇了許多LGBTQ年輕人搬出去的願望。“由于過去兩年的遠程工作，他們可能在家中發生了很多沖突。許多人正爲了自己的心理健康而搬出去，因爲他們可能來自一個對LGBTQ群體不友好的家庭。”
惡劣的家庭環境等推動因素當然不僅限于傷害了LGBTQ群體的年輕人。對于那些住在小房子裏，或需要共用一間臥室的人來說，他們的家就像一個高壓鍋。
賈與父母和姐姐住在一套兩居室的組屋中。在大流行期間大學畢業後，她很快找到了一份實習工作。但遠程工作是一場“噩夢”，因爲她的姐姐也在實習。他們的在線會議有時會發生沖突。而且，她的父母關系並不好。在封鎖期間被長時間困在室內，意味著他們的口頭爭吵越來越頻繁。“有時我在電話中講話的時候，我的父母就在後面大喊大叫。”
賈無數次考慮過搬出去。獲得更安靜的工作和生活空間的想法很誘人，但現在，她覺得自己甯願把大部分工資都存起來，也不願花在房租上。還有另一個讓她退縮的原因：“我想如果把父母抛在後面，我會感到非常內疚。”
“而且現在我們都可以出門了，每個人的心情都好了。但如果兩年前那樣的糟糕情況再次發生，我想這次我會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04 “我花過的最值得花的錢”
新加坡已經建立了一種廣受贊譽的成功住房模式。但是，一些年輕人的需求和願望正在發生變化。
調整公共住房規則，爲年輕人提供更多廉價住宿，可以爲許多人，尤其是邊緣化群體提供救濟。譚恩賽博士建議，公共住房委員會可以考慮出租未售出的公寓，或建造專門設計的出租公寓，“以迎合需要自己的空間的年輕人的需求”。她認爲，當前的政策應該“適應新加坡年輕人的生活安排”。
在那之前，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由于自身的思考，以及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年輕的新加坡人離家獨立將變得更加主流。
布倫達·譚當然不會後悔她的決定。“這是我花過的最值得花的錢。獨居讓我重新調整了自己的情緒。這對我來說是無價的。”
而艾倫搬出去後，他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但他仍然每月給父母287美元的“津貼”，這是他在獲得第一份全職薪水後所做的。他還比以前支付了更多的生活費用，比如雜貨、水電費和保險費，這些都是以前由他的父母承擔的。但他認爲，這些額外産生的費用是他獲得的獨立性的一個值得權衡的代價。
他說：“我現在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控制權。你沒法爲此定價。”
編輯：Liz 排版：阿桃 監制：Apr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