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戴德梁行聯合主辦的首屆全球城市發展研討會在上海社科會堂舉行。會議上，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編制的《全球城市發展指數》（下稱《指數》）和戴德梁行編制的《中國都市圈發展報告》正式發布，同時，“全球城市國際智庫聯盟”宣布成立。
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長、上海市經濟學會會長周振華在介紹《指數》報告的撰寫情況時表示，全球城市發展指數以全球城市理論，特別是全球城市演化原理爲依據，基于動態發展、多維度的視角，從全球網絡連通性、要素流量連通性、發展成長性三個維度，來測算比較國際上主要代表性全球城市的發展情況，既爲全球城市動態發展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也爲上海全球城市的建設提供定量的評估和監測工具。
周振華發布《全球城市發展指數》報告。本文中圖片和圖表均由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提供
根據《指數》測度結果，當前全球城市發展有四大特征：倫敦和紐約在全球城市網絡體系中處于領先地位、亞洲城市表現搶眼、新興經濟體城市在全球城市網絡中體系表現突出、歐洲城市在全球城市網絡體系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表1:主要全球城市各項指數比較
出自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編制的《全球城市發展指數2019》報告。數據來源：課題組測算。
在28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樣本城市中，上海綜合排名第三，其中網絡連通性指數排名第五，要素流量指數排名第七，成長性指數排名第一。周振華指出，從全球城市網絡節點位置來看，上海在全球城市網絡節點中占據重要位置，但與倫敦、紐約、東京和新加坡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尤其在網絡聯系能級、輻射能力和關聯城市影響力三個方面需進一步提升。
“全球城市”非“全球的城市”
周振華強調，《指數》所測度的“全球城市”是一種具有特定內涵的特殊城市形態，並非泛指的“全球（範圍內）的城市”。全球城市不僅具有城市的基本屬性，更在現代全球化進程中，作爲全球化的重要戰略空間和全球城市網絡的基本節點，發揮著全球資源配置的戰略作用。
同時，全球化的格局與形態變化，以及科技發展等，對全球城市的叠代升級起到重大影響作用。周振華介紹，全球城市的1.0版本主要強調城市的經濟功能，到2.0版本升級爲經濟與文化的融合，目前的3.0版本則普遍以創新能力作爲城市功能拓展的方向，著力于經濟、科技、文化的融合發展。
《指數》要涵蓋全球城市的基本特征，揭示全球城市的“地點空間”與“流動空間”的雙重屬性，並反映全球城市的動態演化過程，因此選擇從全球網絡連通性、要素流量連通性、發展成長性三個維度構建。
具體來說，全球網絡聯通性從城市網絡聯系能級、城市網絡輻射力、城市網絡吸引力、城市網絡“通道”作用和關聯城市的影響力五個方面，測度一個城市在全球網絡體系中的節點位置，從而映射全球城市的全球資源配置功能連通性。
要素流量從貿易、資本、科技、文化、人員和信息六個方面測量一個國家或城市對全球要素流的參與程度，進而衡量該國家或城市對全球資源要素的配置能力。第三個維度——成長性指數，則由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營商環境、生活居住環境、經濟活力和潛在發展外部環境這六個二級指標構成。
上海成長性第一，與其他全球城市關聯度仍可提升
《指數》報告提到，上海位列全球城市成長性排名首位，是發展最快的全球城市。“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上海在投資便利化、貿易便利化、科技原創力提升三個指標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
得益于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中心的東移，亞洲城市在全球城市網絡體系中的網絡聯通性指數排名表現突出。上海排名第五，是全球城市網絡體系中最具網絡連通性的中國城市，體現了上海作爲中國對外聯系“橋頭堡”的地位。
《指數》報告同時指出，上海雖然對貿易流、資本流參與度較高，但對文化流、人員流，尤其是信息流的參與度較低。因此，目前只有倫敦、紐約、巴黎與東京這四座城市能被稱爲全面深度參與全球要素流的城市，即綜合性全球城市。
此外，《指數》報告進一步分析發現，相對于對外部資源的吸引力而言，上海在全球城市網絡體系中的輻射力不足。究其原因，在于上海雖然擁有全球最多數量的跨國分支機構，但跨國公司全球總部的數量較少，使得上海在全球構建網絡的能力和對外輻射力還不足，尚不能像排前二的紐約、倫敦那樣充分發揮“控制中心”和“指令中心”的作用。
對于網絡連通性指數的重要性，比利時根特大學教授、GaWC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網絡中心副主任德魯德（Ben Derudder）在主旨演講中進行了闡釋。他認爲，從全球城市視角來看，一個城市作用的大小不是這個城市擴張得有多快，而是這個城市對外聯系度有多高。全球城市之間聯系度是由高端知識密集型的服務業之間的聯系度最終界定的，它反映了知識密集型要素在城市之間的流動，該指標具有戰略性的決定作用，以“小”指標折射出城市之間的大現象。
德魯德發表主旨演講
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權衡則在圓桌環節提出，對于全球城市的發展最重要的是：知識、人才、專利、信息、數據、科技等高端生産要素的流動性與其在城市之間的聯動作用。而全球城市的生産要素流動，就是指全球生産要素的配置功能，本質上是一個開放問題。上海的流動性指標比關聯性和成長性相對較低，說明這個城市的國際開放和對內開放程度需進一步提升。
權衡在圓桌環節發言
在上海社科院副院長幹春晖看來，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間，中國的競爭優勢之一就是“超級經濟體”優勢，全球城市和都市圈都是中國發揮這一優勢最重要的載體。作爲全球城市，上海應該占據全球市場的制高點，所有的産品和需求從這裏産生，獲得滿足後，輻射、引領其他市場。
幹春晖在圓桌環節發言
發展都市圈，助力中國參與全球競爭
爲了解中國各大都市圈發展現狀，戴德梁行構建了“都市圈綜合發展質量評價體系”，對中國都市圈的發展水平和發展特征進行了研究。
在此次發布的《中國都市圈發展報告》（下稱《報告》）中，研究團隊應用該評估體系，從經濟活躍度、商業繁榮度、交通便捷度、區域聯系度四個維度，將26個都市圈按發展成熟度劃分爲成熟型都市圈、趕超型都市圈、成長型都市圈、培育型都市圈四個層級。
《報告》顯示，長三角都市圈在各維度上均位列全國都市圈首位，是全國最成熟、發展最均衡的都市圈，在充分吸取國外都市圈發展經驗的同時，起到全國都市圈發展的引領和示範作用。
在主旨演講中，戴德梁行大中華區副總裁、大中華區策略發展顧問部主管陶汝鴻針對《報告》中的結論進行延展闡述。他提出，通過借鑒倫敦、東京等國外都市圈的發展經驗，發展都市圈主要有産業引導發展、交通引導發展、服務引導發展和生態引導發展四種模式，構建都市圈的四大發展意義，即解決城市病、公共資源合理配置、産業共振協同發展、承載全球競合，從而提高都市圈國際影響力。
陶汝鴻發表主旨演講
陶汝鴻還表示，長三角都市圈的發展優勢在于上海和周邊城市産業的專業化分工與區域協同發展，並且已經初具成效，未來應同時聚焦社會服務設施建設、共享機制建設及生態發展，共同助力長三角都市圈健康發展。
《全球城市發展指數2019》報告書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