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日益深化對于人類發展規律的認識。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比日本幾十年發展速度快得多。以改革之初出生人口的預期壽命，到2049年，中國人在一生的時間內可以獲得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生活水平改善。這是當之無愧的經濟社會發展奇迹，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蔡昉
中國已經到了這樣的階段，未來的增長不再能指望人口紅利，甚至其中一些與人口紅利相關的要素像勞動力供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是負的，人力資本的貢獻也有可能在一段時間減弱。因此，今後要保持中高速增長，必然越來越依賴于全要素生産率，這是唯一的可持續性增長源泉。此外，最近大家都在講“中等收入陷阱”。一些經濟史文獻的研究發現，到了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增長的減速是必然的，但是對于國家來說，減速之後是能夠保持雖然比以往低卻是合理的速度，直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還是從此就陷入停滯不前的陷阱，這個分水嶺在于全要素生産率的表現。甚至有的計量分析指出，一個國家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80%的差別在于全要素生産率表現是好是壞。此外，長期經濟史的研究，國家興衰這個經濟學家孜孜以求的謎題，答案其實也在全要素生産率的表現。
全要素生産率獲得如此高的強調程度，不僅在于它是勞動生産率提高的最主要、最可持續源泉（其他源泉包括人力資本和資本勞動比），也不僅在于提高之可謂天下第一難，還在于對其性質難以理解。經濟學說史上有過很多爭論，從概念上大家理解起來很費勁，從經驗上做估算也多歧義，實際工作者更是感覺找不到抓手。根據經濟理論、經濟史和中國的經驗，我覺得我們把它可以理解爲一種配置效率，這有助于我們認識它並找到恰當的抓手。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認識。一是庫茲涅茨效應。産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是勞動力和其他生産要素，從生産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産率高的部門，這就改進了整個經濟的配置效率，因而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二是熊彼特效應。熊彼特講的創新是一種創造性破壞，破壞那些生産率低的企業和不再有比較優勢的産業。如果不能破壞，就造成所謂的“僵屍”。唯有將其破壞掉，才能夠創造出了新的、更富創新力和競爭力的企業、産業和經濟體。最後是在應用新技術的時候，其實並不是所有的企業同步采用新技術，齊頭並進，而是誰能夠率先找到創新點，誰的生産率更高，誰就能夠使用更多的生産要素，誰就最終勝出，得以生存和發展。而與此對立的另一部分，則必然要退出或者死亡。
我們把全要素生産率解釋爲一種配置效率，不僅有助于在概念上理解它，對于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來說，還有利于找准全要素生産率的抓手。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是企業和投資者的事，不應該政府直接去抓。但是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爲，更好地發揮作用，就是營造創造性破壞的環境，也就是幫助企業、投資者去創造，同時也允許企業和投資者退出和被破壞。這包括發展教育和培訓以提高人力資本，增加科研和開發的投入，創造允許企業自由進出和生死的市場環境，疏通各種要素自由流動的通道。然而，十分重要的一點是，産能可以破壞，企業可以破壞，甚至崗位也可以破壞，唯獨人不可以破壞，這是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所決定的。因此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護，要保護脆弱人群，保護得越好就越能夠有破壞的勇氣和機制。
這樣認識全要素生産率，還有助于我們評價一種經濟結構變化的趨勢或者一項政策，是否符合市場發揮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要求，以及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地方政府在調整産業結構和實施産業政策中，態度十分積極，有些政策做法動作很大，投入也很多，然而效果未必好，恰是因爲其努力的方向並不符合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推進産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由于沒有准確理解到結構變化要遵循全要素生産率（從而勞動生産率）這個資源重新配置的方向，所以有些做法可能是逆生産率提高而動的。
例如，GDP是由不同産業的增加值構成，總體生産率既是各個産業生産率提高的加總，更是要素在各産業間重新配置的結果。近年來産業結構的變化一定都是生産率提高的趨勢嗎？這不一定，2016年中國勞動生産率（勞均GDP）是9.6萬元。與這個平均水平相比，生産率最高的是工業，特別是其中的制造業。第三産業便要低一些，建築業則更低，而農業的勞動生産率最低。如果沿著農業、建築業、三産、工業來調整産業結構，那是一回事，就是庫茲涅茨過程。
然而，現在過于簡單地強調産業結構變化是把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從制造業中退出來，轉向第三産業，就要具體分析。總體而言，第三産業生産率低于第二産業。第三産業中也有一些行業生産率很高，無疑是産業升級優化的歸屬地。如果是産業結構調整中利用第三産業中生産率低的部門來保障就業，也是一種必要的機制。而簡單地降低二産比重，提高三産比重，由于後者的生産率是低的，這就産生降低勞動生産率的效果。另外一種情形是，當中國城市化正處于方興未艾的時候，有些城市出台了一些政策不利于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和居住乃至市民化的政策，造成農民工不正常返鄉或逆向流動。他們退出大城市，到哪兒去呢？盡管回到農村也未必是務農，但是一定是在勞動生産率更低的部門中和崗位上就業。因此，我們把這種不符合生産率提高的産業結構變化叫做逆庫茲涅茨過程，對此我們應該有所警醒和防備。
爲了在未來幾十年裏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延續中國發展奇迹直至2049年，1981年出生的中國人能夠感受到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幅度生活水平改善，就必須保持全要素生産率的不斷提高。總結改革開放經驗，提煉中國智慧，既是爲人類發展貢獻全新的選擇，更是爲中國繼續推進改革指出方向。我們可以列舉出一系列重要的改革領域，這些改革不僅僅是從規範經濟學的角度認爲應該這樣改或那樣改，也是著眼于改善要素供給的激勵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贏得改革紅利（表1）。我們做了一些測算，表明這些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即如果適時推進這些改革，就分別可以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參與率，改善人力資本等等，提高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使未來經濟增長減速的節奏更平緩一些，中高速增長持續的時間更長一些。
“四十不惑”：改革開放重要時間節點
孔子關于人生不同階段的名言，不僅僅是講人的年齡，也講世事。先是十有五而志于學，講目標；然後是三十而立，即“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這裏，一世是指30年，即一代人，說的是實行一個好的民生政策，大概需要一代人的時間來證明它，使效果顯示出來；接下來是四十不惑，同樣不僅僅是就人的自然年齡而談，更是講認識上的升華。對應孔子講的這幾個階段，改革開放相應的時間節點都比較重要。我們可以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做一些回顧。
先是在“十有五”的時候，大概是20世紀90年代早中期，改革開放成果開始顯現，我們剛剛開始說“中國奇迹”，當時林毅夫、李周和我寫了一本書，標題就是《中國的奇迹》。正好同一時期，世界銀行推出了《東亞奇迹》報告，是1993年發表的。對此，保羅·克魯格曼基于一系列經濟學家的實證分析，聲稱東亞沒有什麽奇迹，因爲經濟增長都是依靠要素投入，沒有生産率進步，因此既不是奇迹，也不可持續，並對東亞經濟體的發展做出悲觀的預測。我把這種批評叫做“克魯格曼-揚詛咒”，主要以兩個經濟學家爲代表，克魯格曼站到前台，艾爾文·揚做了很有影響的實證研究。
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後，當我們總結改革開放30年經驗的時候，中國高速增長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說這是一個發展奇迹大家都承認。這時，克魯格曼出來直接批評中國經濟，預測中國經濟必然會撞牆，因爲沒有生産率的進步，即在人口紅利消失、劉易斯轉折點來臨的情況下，中國不可能轉變其發展方式，因此很快就要撞牆了，既然中國是萬裏長城的故鄉，所以將要撞的牆是個不小的牆。
如今我們又到了改革開放四十不惑的時候。不惑的含義，就是要利用這個紀念改革開放的機會，對這4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和分享經驗進行深入的思考，認識中國過去實現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在此基礎上，把中國的經驗和中國的故事，上升爲中國的智慧，還可以提煉成中國的方案，顯示其世界意義。
凱恩斯有一句名言，實踐者都聲稱自己不受任何思想理念的支配，但是歸根到底，他們都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思想俘虜。我在浏覽經濟學文獻的時候發現，經濟學領域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解釋，以及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解釋，在相當大程度上還是被西方學者占據著主流。而且，西方經濟學家的觀點是由幾位已故經濟學家的思想在支配著。
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已故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錢納裏。他有一個說法，一個國家認識到自己體制中的弊端，把這個弊端清除掉，即便沒有發展的必要條件，也可以實現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相當多的學者就是圍繞這個，說中國就是回歸到原來應該有的那個穩態上，或者說回到生産可能性邊界上。但是如果這樣去認識，我們就不能解釋爲什麽會有長達40年，如此高速的經濟增長。很顯然，我們需要找到決定這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或潛在增長率及其源泉。這種“缺乏發展的必要條件”的說法，從經濟學來說是一種不完整的解釋。
另外一位已故經濟學家就是哈耶克。他的這個影響非常大，從科斯和王甯寫的《變革中國》到張五常的著作都在引用，都說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就是印證了哈耶克的說法，叫做“人類行爲的意外結果”，就是說沒想過走哪條路，但是無意間走成了，中國成爲這個假說的一個經典案例。他們認爲，這個意外的結果就是走向了資本主義。他們的著作都是講中國如何成功地走向資本主義。對于這個我們當然有不同的看法，這裏我想討論的問題還不在于我們走向了哪裏。作爲親見親曆這場偉大改革的經濟學家，我對這個說法是不以爲然的，首先就是“意外結果”這個說法，它把我們改革的設計者、探索者、參與者，甚至我們付出鮮血和熱汗而成就的改革，用一個“意外結果”便一筆帶過了，這是一種不尊重，更貶低了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所以有必要對這些已故經濟學家的信條進行清理。
改革成就和“複利”奇迹
認識不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以及忽視改革開放的努力，就必然看不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做出對現狀的誤解和對未來的誤判。我這裏舉克魯格曼等人對亞洲模式和中國經濟的幾輪批評。第一輪是針對以新加坡爲代表的東亞經濟體，稱亞洲四小虎都(港股02399)是“紙老虎”。第二輪開始轉向直接批評中國。埃爾文·揚的研究特別經典，也頗具戲劇性。他的論文標題我給翻譯過來叫“化神奇爲腐朽”，聲稱我只要用一點小小的統計技巧（他在計量方法和統計技巧上確實非常在行），就可以把所謂的奇迹變得平淡無奇，而且他判斷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第三輪就是克魯格曼預測中國經濟要撞牆了。可以說，這幾位大牌經濟學家是持之以恒的“中國崩潰論”者。
因此，我認爲中國經濟學家需要針對這些觀點做出回應，才有助于增強我們對自己發展經驗的自信。首先，我們來看中國經驗或中國故事爲什麽重要，爲什麽非常值得大書特書。愛因斯坦說過很多名言，其中一句名言是：複利是人類第八大奇迹。讀者會注意到，我們萬裏長城有的時候被說成是第八大奇迹，也有人說紅旗渠是第八大奇迹。其實，所謂“第八大奇迹”這個說法已經成了語言學中的一個修辭法，只是表示“奇迹”而已。愛因斯坦說複利是第八大奇迹，就是說這個東西非常的神奇。在經濟學中，複利與複合增長率的概念相似。我們來看看其令人驚奇之處。
美國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喜歡做一個思維遊戲，即設想300年以後的曆史學家如何看待我們所處的今天。他認爲，未來的曆史學家可能不記得“911”事件，他們可能也不記得冷戰的結束，但是他們一定會記得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及其對世界的影響。爲什麽會這樣，中國高速增長對世界的影響是什麽？薩默斯認爲是因爲在中國之前，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一個人的生命周期內感受過如此大的生活水平改善。中國人民到底經曆了多大的生活水平改善呢？我按照前述“愛因斯坦-薩默斯思路”進行了計算。
我們知道，英國是資本主義的搖籃和工業革命的故鄉，1880期間英國出生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是50歲，因此從增長最快的1880年到1930年，恰好可以觀察一代人感受的人均收入提高。我們按照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長率0.9%計算，這代人的生活水平總共提高了56%，但這已經了不起了，因爲在此前（即工業革命之前）的幾千年裏，全世界無論何時何地都處在馬爾薩斯貧困陷阱，生活水平從未改善。美國的類似時期是1920年到1975年，這個起點上的人均預期壽命是55歲，每年實現了2%的人均GDP增長，因此，一個美國人的一生中，生活水平改善近一倍。接著是亞洲第一個工業化國家日本，1950年出生的日本人預期壽命是60歲，在1950年到2010年，人均GDP增長速度是4%，在這個期間能夠感受到10倍的生活水平改善。
中國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由于正好1982年有一次人口普查，我們就以1981年人均預期壽命68歲算起，預期活到2049年。到2011年爲止，每年人均GDP增長8.8%，所以這代人迄今已經感受到了十多倍的生活水平改善。設想這8.8%一直延續到2049年，一個典型的80後應該感受到數百倍的生活水平改善。當然，我們今後不會有那麽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是提前把“中國奇迹”、“中國故事”載入史冊，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爲到今天爲止，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和幅度已經超過其他國家。
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
我們首先來看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即人口紅利。中國的高速增長是由人口紅利支撐的，沒有人口紅利這個獨特的必要條件，固然也可以較快增長，也可以回歸自己的穩態，但是只有中國這個特殊的人口因素，才可能帶來如此高速的增長。從人口統計看，在1980年到2010年這個期間，中國的15歲到59歲勞動年齡人口增加迅速，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長，同期小于15歲和大于60歲的非勞動年齡人口（或者說依賴型人口）是穩定的，年平均增長率爲-0.2%。兩個不同的增長趨勢所形成的“剪刀差”，意味著撫養比的下降和勞動力的充足供給。但是，人口紅利並不只是表現爲勞動力豐富。
最近有人口學家表示，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總量還會很大，人口紅利不會消失。其實他們說的與我所理解的人口紅利不是一回事。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我們是想解釋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經濟增長是什麽呢？是經濟增量的變化或者總量的變率，人口轉變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從正變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當然是負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口紅利不是一個勞動年齡人口變量可以表達的，不僅僅是勞動力的供給，而是體現在生産函數或者增長賬戶等式右面的所有變量中。經濟學家做過很多對經濟增長率的分解，雖然每個模型得出不盡一致的結果，但是大方向上是相當一致的。
下面我對以往的研究發現做個歸納，並逐一解釋。先看資本積累的貢獻。人口撫養比持續下降，就使高儲蓄率、高積累率和高投資率成爲可能。由于存在勞動力無限供給這個特征，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發生的時間被延後，都使得資本積累可以對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所以這也是人口紅利。再看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人力資本）的貢獻。很多人以爲人口紅利只是表現爲勞動力數量而已，其實在人口結構好的時候，新成長勞動力不斷湧現，而每一代新人都比老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所以，在過去這些年裏，人均受教育年限比全世界平均水平改善快得多，人力資本也在趕超世界平均水平。進一步，在全要素生産率中，我們又可以在傳統的殘差之外，再分解出一個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這個資源重新配置就是勞動力從生産率低的部門（農業）轉到生産率高的部門（非農産業），成爲全要素生産率改進的特殊源泉。對生産率的分解表明，其中40%多的貢獻來自一、二、三産業之間勞動力的重新配置。
所以，這些因素都應該是人口紅利的體現。這些因素都可以寫在生産函數的等式右面，並找到相應的變量。這就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時期或收獲人口紅利時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特殊源泉。可見，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有必要條件的，而且是中國獨特時期才具備的條件。因此，從理論上可以判斷，至少在人口轉變發生逆轉之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應該是很高的，由此支撐同樣高的實際增長率。我們所做的潛在增長率估算，也證明了改革開放期間，一系列與人口因素相關的變量，都支撐著高速經濟增長。
實現高速增長也需要充分條件，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高速增長。說到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很多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有，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人口結構也已經開始顯現有利于經濟增長的特征，但是都沒有被轉化成人口紅利，所以改革開放作爲經濟增長的條件，既重要且充分。如果從人口紅利被轉化爲增長要素特別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觀察，我們可以把勞動力的退出、流動和進入作爲一個理解改革的角度，看體制改革如何改善激勵，釋放農業剩余勞動力和企業冗員，推動勞動力重新配置；如何解除勞動力流動制度性障礙，城鄉勞動力市場得以發育；以及如何發展外向型制造業，形成企業競爭，創造就業崗位，把人口紅利轉化爲比較優勢。
總的來看，過去40年的高速增長，與改革開放之前相比，要素驅動的部分即通過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推動的速度固然更快了，但是更重要的不同是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天壤之別。很多研究都證明，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産率是負增長，因而抵消了很大部分要素積累帶來的增長潛力。改革開放之後，全要素生産率增長很快，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增大，其中一部分是傳統意義上的殘差，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因此，過去40年的高速增長，是改革開放這個充分條件和人口紅利這個必要條件結合的産物。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從上述經濟增長的角度，也可以說，這個經濟發展新常態是人口紅利開始加速消失的必然結果。這並無所謂好事或壞事，也不是因爲我們做錯了什麽，而是發展階段變化使然，即經濟發展和人口轉變都到了新的階段，因此必然産生經濟增長減速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看影響經濟增長的各種因素變化。首先，勞動力短缺導致工資上漲，在工資上漲速度很快而勞動生産率不能同步的情況下，單位勞動成本就會提高。測算表明，我國制造業的單位勞動成本正在加速向主要制造業大國的水平趨同，也就意味著我們制造業比較優勢的喪失。其次，雖然教育仍在發展，由于每年新成長的勞動力，或者說從各級學校新畢業的學生人數都在減少，由此形成的新增勞動力人力資本總量在2013年之後也是下降的，意味著人力資本的改善速度大大放慢。再次，很多研究者都發現，資本邊際報酬或投資回報率在加快下降，這就是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消失後必然發生的情況。最後，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也在縮小。2014年我國農村16歲到19歲的人口（即初高中畢業學生）的總量達到峰值，之後開始絕對減少，導致近年來農村進城農民工的數量基本穩定不變，這也表明我們資源重新配置的余地在縮小。
把上述所有因素放到生産函數中，必然得出潛在增長率下降的結果。我們曾經估算，潛在增長率將從2010年之前的大約10%下降到“十二五”的7.6%（事後看實際增長率是7.8%），“十三五”進一步下降到6.2%。根據潛在增長率的定義——生産要素供給和生産率改善潛力可以産生的增長速度，這個潛在增長率是可以通過改革提高的，同時我們不希望依靠刺激手段，使實際增長超越潛在增長率。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促進這個轉變，特別是加快增長動力的轉換，我們需要很多抓手，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本文源自中國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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