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卡斯的《資本爲什麽不從富國流向窮國？》
1、“盧卡斯悖倫”的提出
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石之一。按照這一規律，富裕國家的資本邊際産品應該低于貧窮國家。因此資本應該從富國向窮國流動，從而實現資本的邊際收益相等。但現實是資本的絕大部分是在富裕國家之間流動，而不是從富國流向窮國。這一現象的存在顯然有悖于資本收益的邊際遞減規律，對此著名經濟學家盧卡斯提出了人力資本差異說，即人力資本積累水平較低是導致這一現象存在的主要因素。由此資本爲什麽不從富國流向窮國的經濟現象被冠之以“盧卡斯悖論”，有的學者也稱之爲“盧卡斯之謎”。
2、“盧卡斯悖論”的解說
（１）盧卡斯本人對“盧卡斯悖論”的解釋
在解釋“盧卡斯悖論”時，盧卡斯提出了三種可能的原因：一是勞動質量或人力資本的差異。人力資本的異質性，即新古典理論將不同國家的工人人均有效勞動投入視爲平等的，忽略了勞動質量或人力資本的差異；二是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原因是人力資本存在外部效應的差異，這就消除了由于資本存量所帶來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的差異，從而使得資本流動並不從富裕國家流向貧窮國家；三是資本市場的不完善。
盧卡斯尤其強調前兩種原因，即“盧卡斯悖論”的人力資本假說。在解釋“盧卡斯悖論”時，盧卡斯認爲政治風險或資本市場的不完善對解釋“盧卡斯悖論”作用不大，而人力資本的因素則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可以完全消除富國與窮國間資本邊際收益的差距。
其通過在新古典模型引入人力資本及其外部性，盧卡斯計算出印度和美國之間的預期資本收益率之比減少到1.04，即按照他的方法完全消除了兩國資本流動的預期收益差距。因此他指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的差距將阻礙資本從富國流向窮國。可以說盧卡斯基本上否認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資本收益存在差距，其推論也必然否認了發展中國家存在資本的後發優勢。盧卡斯分析的寓意是深刻的，國家之間的經濟增長率和收入水平差異關鍵在于人力資本的差異，它造成了生産率之間的差異。如果發展中國家致力于人力資本投資，那麽就可以吸收更多的國際資本，從而可以改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國際貿易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２）制度經濟學的解釋
人力資本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資本的後發優勢是值得商榷的。中國及東南亞新興國家吸收的FDI比歐洲一些發達國家多得多，而前者的人力資本遠低于後者，這又如何解釋？除了盧卡斯的人力資本說之外，還有其他一些解釋，這些論點大大豐富了盧卡斯悖論的解釋力。
阿爾法羅、卡勒姆利-奧斯坎和沃勒索維奇利用1971年-1997年46個國家的制度質量、人力資本和主權風險等20個變量的數據進行了跨國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制度質量指數是“盧卡斯悖論”的主要解釋變量，人力資本和信息不對稱可以部分解釋資本爲什麽不流向窮國的現象，但單憑這兩個變量無法解釋這一問題。因此，盡管人力資本差異和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可以對“盧卡斯悖論”做出解釋，但是決定國際資本流動的最基本因素可能是制度的質量。這或許可以解釋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國際淨私人流量除了發達國家以外，基本上集中于像中國、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發展中國家而不是其他國家。
國際資本流動的理論與經驗研究表明，對“盧卡斯之謎”的解釋因素不是單一的，而是綜合性的。但是“盧卡斯之謎”是否存在是值得懷疑的，曆史事實表明資本的確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比從後者流向前者更多，比如東亞的興起。
3、“盧卡斯之謎”是否存在？
世界銀行1993年出版的一本著名報告《東亞的奇迹: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試圖分析並總結東亞4個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經濟增長的經驗,並希望通過總結這些經驗爲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指出道路。世界銀行的這一份報告，透露一個重要的觀點，即東亞經濟的增長，來源于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長，並且具有可持續性。
然而克魯格曼（1994）認爲在東亞經濟的快速增長中沒有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因此也就沒有技術進步的作用或效率的改善。東亞經濟的重要推動力是資本的積累,資本投入可以解釋經濟增長的80%,因此沒有所謂的東亞經濟奇迹。不管克魯格曼是否認爲東亞經濟是“紙老虎”，但是東亞經濟的增長確實是由于資本的大量投入。這是不是可以說東亞經濟的增長是由于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起了作用？
事實上，從二戰開始，美國就開始了霸權主義。美國的霸權可以將其政治、經濟強加于其他國家或嚴重影響其他國家。而東亞與美國的關系影響了其經濟發展。根據估計，從1945到1964年，美國援助世界的資金約有1000億美元，其中有34%用于軍事，62%用于經濟援助。這些援助資金中有40%流入西歐，25%流入東亞。在19世紀50、60年代，中國台灣和韓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對于美國來說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重要。美國的援助被認爲是“購買”美國的安全和“加強”其在全球的至高地位。50年代，美國開始援助台韓，二戰結束後到1979年韓國接受了美國130億美元的軍事和經濟的援助，台灣則是56億美元。對台灣的援助在50年代後期開始減少，到1965年停滯。而對韓國的援助一直到1978年。美國的援助創造了許多新的投資機會。在台灣，從1951年到1965年，約37.3%的美國援助被安排在基礎設施的建設，26%用在人力資源的培養，21.5%用在農業，15.3%用在工業；在韓國，50%的援助被用在基礎設施建設，29%用在工業，10%用在人力資源培養，4%用在農業。因爲有了巨大的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台韓能夠吸引更多的FDI，並在1960年以後經濟開始起飛。
因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東亞經濟的騰飛，在初期，更多地是由于地緣政治的原因，才吸引了大量資本的投入，不能完全用古典經濟理論來解釋，即東亞經濟的資本流入並不是因爲資本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引起的，而是由于美國爲了捍衛自己在亞洲的霸權地位，出于政治上的目的，通過對中國台灣和韓國投入大量資本來援助其發展經濟從而實現自己在軍事上的保障。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盧卡斯之謎”在這個時期並不存在，因爲資本還是從發達國家流入了台灣和韓國。只是流入的原因並不是因爲人力資本的差異，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在後期，即在60年代以後，因爲有了前期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投入，加上更加寬松的經濟環境，台灣和韓國能夠吸引更多的FDI自由流入，並在此以後經濟開始騰飛，這個時期的人力資本差異是吸引資本流入的主要因素，“盧卡斯之謎”出現。
此外，彭小輝、史清華（2012）利用城鄉數據對“盧卡斯之謎”進行驗證，發現“盧卡斯之謎”在中國城鄉資本流動中廣泛存在，並認爲城鄉間人力資本、制度環境、金融市場及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差異是“盧卡斯之謎”存在的根源，這些因素使得資本從農村配置到城市。而高帆、李童（2016）基于資本邊際收益率的測算邏輯，重新估算了1981—2013年中國城鄉的資本存量、勞動投入、經濟産出和城鄉資本邊際收益率，結果發現城鎮資本邊際收益率始終高于農村，農村資本流向城鎮是城鎮資本邊際收益率高于農村的産物，我國城鄉間不存在“盧卡斯之謎”。石衛星、劉滿成（2017）通過比較中國和印度制造業領域的人均人力資本量和人均外商直接投資量，論證了“盧卡斯悖論”確實存在。並得出人力資本是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考慮因素的結論。
林毅夫（2007）對此現象新結構經濟學的解釋是，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采取了違反比較優勢的戰略，不僅有權有勢的富人從各種價格扭曲和行政幹預中尋租獲得的財富的缺乏合法性，而且，國內投資的資本回報率會低，資本就會外逃到發達國家或其他地區。反之，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資本的回報率高，富人以企業家從市場競爭中獲得的財富有合法性，投資的回報率高，資本不僅不會外逃，而且還會有資本流入。新結構經濟學對盧卡斯謎題的這個解釋在經驗實證上和現實的經濟現象一致。因此，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外商投資較低的根本原因是違背比較優勢的産業結構導致的潛在投資回報率低，行政幹預、制度扭曲還會更進一步降低實際的投資回報率。
新古典理論對國際資本流動預測的基礎是正確的,即根據資本的邊際收益率遞減原理,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相對較高。但是國際資本的投資還會考慮到收益、風險和投資環境等其他影響因素,正是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阻礙了資本大規模的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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