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文
上任15天，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三次出席創科主題相關活動。
7月6日，李家超出席香港科學園20周年紀念活動，他表示，新一屆特區政府會持續投資創科，多管齊下壯大本地的創科人才庫，構建香港成爲國際科研之都。
7月12日，李家超出席香港首個跨境官産學研共建的非營利性機構“香港創科教育中心”的成立儀式，該中心將以5年時間，啓蒙逾萬名年輕人，培養1500名本地創業者。
7月15日，李家超出席香港科技創新聯盟成立儀式，嘉許在不同科技領域取得傑出成就的科研人員和團隊。
推動創新科技發展，本就是李家超參選政綱一大重點，如今正式上任，李家超再以“無創科、無未來”多次強調創科于香港之重要性，並將創新及科技局改名爲“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在在顯示了新一屆特區政府銳意發展創科産業的決心。不過，雖然決心很大，但現實難題也不少。
産業困局
回歸祖國25年來，香港之所以能成爲當之無愧的“國際金融中心”，除了香港市民的努力，也少不了國家改革開放、加入WTO、晉升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代大背景，使得幾乎沒有制造業的香港，通過轉口貿易，卻成爲全球第六大商品輸出地，並天然成爲中國金融在體外循環的一個中心——不僅是大量優質企業的上市目的地，還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金融業的崛起，帶動專業服務如會計、法律等行業的崛起，讓香港成爲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中心”。
然而，近年來，靠貿易和金融驅動香港發展的模式似乎越來越不好使了：
一、中美對峙愈發激烈，美國時不時威脅取消香港獨特的貿易地位。
二、隨著內地放寬“沿海運輸權”，沿海城市紛紛搭建現代化的大型碼頭，基建落後及價格昂貴的香港碼頭競爭力不再，吞吐量排名不斷下滑。2004年時保持多年的全球吞吐量第一拱手相讓，此後被上海、深圳、甯波、廣州紛紛超過，2020年排名已掉到第九。
三、金融業吸納就業能力極差，占經濟20%左右，僅創造6%-7%的職位，大量就業人口被擠壓進餐飲、零售業的低端崗位。
支柱行業獨大，加上未有重新建構區域競合關系，香港産業單一化、就業低端化、生活成本高企、貧富懸殊嚴重及上流渠道收窄等種種社會問題日益加重，不斷削弱香港長期競爭力，趕走一批又一批原應在這小島安身立命的人才。
怎麽破？香港社會逐步意識到，破題就在于科創。香港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想發展科技工業，希望從勞工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但港英政府奉行“積極不幹預”政策，對科技發展不作爲，錯失了工業轉型的機會。另一方面，香港曾大力發展房地産等産業，再次錯失科技轉型機遇。
香港曾經錯失了張汝京以及“硅港”計劃。
“硅港”計劃便是香港錯失升級良機的例證。1999年，從台積電離職的張汝京和漢鼎亞太風投徐大麟希望在香港推行“硅港”計劃，但彼時香港輿論質疑實爲“炒地皮”，“三司”中兩位司長帶頭反對，港府最終沒有撥地。徐大麟二人隨即北上，上海願意以近乎免租的條件提供土地，首五年免稅，其後五年稅款減半，但香港政府不願退讓。項目最終落地上海，即現在的“中芯國際”。時至今日，中芯國際已發展成擁有七個工廠，市值一度突破6000億元。更重要的是，中芯國際爲上海帶來了半導體産業群，由此帶動了本地制造業崗位邁向高增值。
香港土地稀少，且大量平地來自填海，土地焦慮長期籠罩香港。所以發展産業，經常以土地爲出發點。但時至今日再回頭看“硅港”，土地和稅務問題並非不能退讓。“硅港”當年開始要求200至250公頃的土地，後退讓爲可租用30公頃土地，但司長仍然不改強硬態度。其實回歸後，深圳河拉直而落入香港轄區的落馬洲河套區，面積已有87公頃；去年底公布《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中所規劃土地達300平方公裏，新界北仍有約3萬公頃土地可供發展。
可見，“硅港”的土地要求，對整個香港北部而言都不過是“九牛一毛”。然而，合作失敗所折射出特區政府嚴重的區隔思維，對發展河套區及新界北地區的消極態度，對新興科技産業的保守作風，無一不發人深省。
反觀區域內對香港最構成競爭力的新加坡，過去的發展則均衡得多。除了有GDP占比七成的服務業，還有占比兩成以上的制造業。而制造業中，經濟貢獻最高的三個行業便是電子産品、化學制品及生物醫藥産品，去年分別貢獻了498億、140億及104億新加坡元，三十年前，這三個行業的産值合計18.08億新加坡元，如今已翻了41倍，從業者也從1980年的合共爲8.3萬增爲10.2萬人。可以說，新加坡在轉型至以服務業爲主導的高增值知識型經濟時，順著新經濟的潮流，邁向了真正的“多元産業”。
作爲香港競爭對手的新加坡早已邁向了真正的“多元産業”。
而同期的香港曆經了大規模的“去工業化”之後，失去的遠不止個別企業，而是放棄了自身的人才、知識和技術積累，失去了發展創科的産業環境。2016年，特區政府首次將“再工業化”納入《施政報告》之中，但五年過去了，據政府統計處2019年的數據，制造業GDP占比僅爲1.1%。
人才難留
香港誕生過許多優秀的科學家，例如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锟，他發明了光纖，催生互聯網時代的降臨；另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中學時期就讀于香港金文泰中學、培正中學，發現了分數量子霍爾效應；菲爾茲獎得主丘成桐本科就讀于香港中文大學，解決許多數學史上的難題，如卡拉比猜想、史密斯猜想等等。
生物科技方面，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就發現了幽門螺旋菌誘發胃癌的機制，對于治療胃癌有重大貢獻。香港大學教授袁國勇亦研究出對抗超級惡菌（所有抗生素對其無效）“金黃葡萄球菌”的治療藥物，對抗生素的生命力延長具有劃時代意義。由此可見，香港人科研能力優良，創意非凡。
香港學生確實十分聰慧，但高度經濟化之下，實用至上、急功近利成爲現今教育的通病，這從學子們的專業選擇也可見一斑。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包括4個必修科目，中、英、數及公民教育及社會發展科目，非核心科目方面，根據官方數據，2020年51000多名考生中，參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學生有5219人、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的考生甚至只有539人；相比之下，參與經濟科12243人，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9559人。
而每年香港DES考試的滿分“狀元”們報讀醫科已成慣例，7月20日剛剛放榜誕生的8名“狀元”，6個選擇醫科。2020年時，四位獲港大錄取的狀元中有一人報讀工科甚至被媒體獵奇報道，當然其他三人報讀的還是醫科。
除了在專業選擇上“趨利”，在是否繼續深造的問題上，“急于求成”也深入港人肌理。大多香港學生認爲攻讀博士難有出路，不願再深造。香港教資會數據顯示，2019/20學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課程，亦即坊間所稱的“學術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數爲6864人，占總學生人數82%，按此推算，本地學術研究生只有不足1400人。
香港本地創科仍未形成生態系統。
“趨利”是人性使然，關鍵是背後症結何在？
香港大學教授鄧希炜在《香港極需第三次經濟轉型》指出，本地大學生爲求穩定高薪選擇修讀醫科、教育或工商管理，而非有助驅動經濟增長的科學或工程學，“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市場並無給科學、工程學畢業生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
爲什麽說沒有“學以致用的機會”？目前，香港八大公立院校依然保留大量工程學系，2019/20年修讀工程科和科技科的畢業人數爲4058人，但畢業後能成爲全職工程師的僅1138人。相較之下，就讀商科和管理科的4780位學生，畢業後能全職進入商務專業行業的有3133人，而教育科的畢業生雖僅得1134人，但畢業投身教學專業的則有1743人。
簡而言之，香港本地創科仍未形成生態系統，工程及科技科的畢業生中每三人中僅有一人會成爲工程師。若想任教，會因教席不足而流向外國；若想創新創業，則只能北上突圍。香港的創科發展，培育行業和培養人才之間已然陷入“雞先還是蛋先”的“惡性循環”。
造成香港創科人才流失的，還有香港冠絕全球的房價和生活成本，人力資源顧問機構ECA International最新報告顯示，香港連續第三年成爲全球外派雇員生活費用最高的城市，但生活質量並沒有比其他城市好，因此部分外派雇員選擇返回原居地或流去新加坡或迪拜等。
科研短板
發展高科技産業有四大要素。第一是名牌大學，産生科學；第二是研究院，産生技術；第三是企業和市場，轉化技術；第四是金融。
香港有5所大學跻身世界百強，尤其在電子系的學術積累優勢，放在亞洲無出其右。但港府對高校研發投入、教育投入一直被批評過低。
港府對高校研發投入、教育投入一直被批評過低。
香港大學教授蔡洪濱曾表示，對香港經濟觀察越深入越驚訝，整體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指數竟然如此不相稱——人均GDP媲美歐美發達城市，但基尼系數、科研投入占比卻與非洲無異。他在《香港“人力資本投資倍增計劃”的建議》一文指出，香港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只有3.3%，低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平均5.1%的水平。
香港整體研發開支更低，在大灣區各城市排倒數第二，2020年只占GDP約0.99%，這還是增長後的結果，過去十多年一直徘徊在0.7%左右。一河之隔的深圳2021年投放在研發的GDP比例占5.46%，超過德國（3.1%）、日本（3.6%）和韓國（4.6%）等發達經濟體。
而且，香港雖有諸多名校，卻缺乏重磅研究院，現有的研究機構規模較小，合共聘用研究員的數目不超過400人，而且各研發中心背後依托大學的實驗室，難以進行跨院校、跨學科研究。在資源已然短缺的情況下，大學爲了獲得更多資源而追逐排名，導致同質競爭嚴重、缺乏合作。
近年來，英美等經濟體已經開始建立跨機構的大型研究機構。在美國，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設立旨在促進深度的跨學科、跨組織及跨地域合作研究，以解決當今複雜的生物醫學難題，美國聯邦政府對其每年資助約1.5億美元的研究經費。
新加坡的做法也很值得借鑒，雖是還沒香港大的彈丸之地，當地卻不惜土地以吸引上百家全球油氣石化龍頭企業來設廠，發展出世界領先的産業集群。除大力引進海外領軍人才外，作爲交換土地的條件，新加坡要求煉油公司在本地設立研究院，並派專家來培養當地青年，而且隨著技術的更新，專家隊伍也不時更新。
頂層設計
香港創科發展多年，一直不溫不火，直到5年前的2017年6月，24名在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表達了報效祖國的迫切願望和發展創新科技的巨大熱情。總書記對此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
回信于翌年5月公開時，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香港使用、科研儀器設備入境關稅優惠等問題已基本上解決，國家以“真金白銀”支持香港創科的同時，一系列政策也不斷出台，極大地推動了香港創科發展。
平心而論，雖然困難重重，香港的創科産業還是取得不小成績。比如剛剛慶祝20周年的香港科學園，成果豐碩，至今有超過1100家企業落戶，超過17000人在此就業，其中11000人是研發人員。20年來，科技園培育了870家初創企業，八成仍在營運，存活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此外，科學園還有兩家“獨角獸”企業和一家上市公司。
香港科學園
縱觀整個香港，香港科創界的就業人數，也由2014年約3.5萬人增加至2019年約4.5萬人；初創企業數量，由2014年約1070家增加至2021年約3800家；有國家兩院院士逾40人，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6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分中心、28所與世界級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的創新研發實驗室相繼成立；湧現出來的獨角獸的數量已有十幾家；香港更在“2021年世界數碼競爭力排名”上位居亞洲之首、世界第二。
但這些顯然還不夠，國家“十四五”規劃表明加快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神經芯片及DNA儲存等前沿科技（尖端科技），而中央政府在2018年開始明確表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不過4年過去，雖說期間經曆了社會事件和新冠疫情，但依然沒有推出發展創科的中長期規劃。
科技領域正面臨全新變革，在中國被稱爲“中國制造2025”，在德國稱爲“工業4.0”，在美國稱爲“工業互聯網”，稱謂不同，但內涵相似，大致可理解爲，發展以新技術及智能生産爲基礎，而不需要太多用地或勞動力的先進制造業。
這恰恰是香港的機會，香港的優勢是資金充沛、低稅收、高校資源豐富，劣勢是勞動力成本高、用地成本高。“工業4.0”恰恰能揚長避短。
香港政府似乎也在行動，新政府上台伊始，“創新及科技局”正式更名爲“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突出“再工業化”。新任特首李家超矢志于改善吏治，政綱中則強調對官員的績效考核，有了頂級科學家孫東出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應該有助于推動科創。但若想發展尖端科技，邁向“國際創科中心”，香港的領導人還應拿出自己的“頂層設計”，推出中長期規劃，乃至推出何種配套措施，方能更讓人們看清楚，未來五年，究竟能否帶領香港走上發展創科的快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