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産巨富的東南亞
《亞洲教父》這本書裏，講述了一個被巨富們控制的東南亞。
書中所指的東南亞，是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再加上中國香港。
在互聯網新經濟誕生之前，這些地區的富人有多有錢呢？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福布斯》雜志的年度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前25名中有8名來自東南亞。
當時這個地區的人均GDP才2000美元左右，但是，在世界最富有的25個人裏面，東南亞卻占了1/3。
這8個巨富的名字，有些人，我們很熟悉。
中國香港的李兆基、中國香港的郭氏兄弟、中國香港的李嘉誠、菲律賓的鄭周敏、印度尼西亞的沃諾維約家族、馬來西亞的郭鶴年、新加坡的郭令明、中國香港的鄭裕彤。
香港地産四大天王，赫然在榜。
這些巨富不僅僅是有錢，其實他們的生意已經深入到所在地區的方方面面。
比如中國香港的李嘉誠家族，你在和記黃埔打工，賺到的錢，買長江實業的房子，去百佳超市買日用品，打電話用的是和記電訊，你交的電費是香港電燈……
當然，你交的煤氣費，不是給李嘉誠，但是給另外一個姓李的，叫李兆基。
香港地産四大天王，控制香港的，不僅僅是地産，是香港的方方面面，你吃喝拉撒，都是他們旗下的産業，哪怕想離開香港，機場碼頭也是他們的。
02
東南亞地區的關鍵詞：移民和殖民
曆史上最大的移民目的地，不是美國，而是東南亞。
早在16世紀歐洲殖民者來到東南亞之前，已經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華人移民到這裏。
和歐洲移民去了美國後，把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殺光不同，東南亞的移民和當地土著是幾乎是和平相處，東南亞土著至今仍然是當地人口的主體。
以馬來西亞爲例，目前的人口比例爲馬來人69%，華人23%，印度人7%，其他民族1%。
當地土著與大批外來移民長期共存、相互融合，這是東南亞地區的一個顯著特征。
早期到達東南亞的移民主要是從事貿易的群體，他們頭腦精明、富有商業冒險精神。
這些外來者與本地人形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分工：本地貴族擁有政治權力，而移民精英依附于本地貴族，負責幫他們打理當地經濟。
比如，泰國王室向波斯人和華人頒發了大量的壟斷經營許可證，像屠宰動物、販賣鴉片等等，還讓他們成爲包稅商。
包稅商只需要向泰國王室支付一筆固定金額，就可以獲得在一個地區征收稅款的權利。
泰國前總理他信和英拉的曾祖父，就是一個華人包稅商。
再比如，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也是由本地的爪哇貴族掌握政權，而外來移民精英尤其是華人精英掌管經濟。
通常，華人精英家族會想方設法與爪哇貴族聯姻，以便爭取到更高的政治地位。
但這都是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的情況。
西方殖民者來了後，一切都變了。
西方殖民者給當地的人口結構帶來了兩個顯著變化。
首先，在殖民時期，東南亞地區迎來了又一次大規模移民潮。
西方殖民者急需開采東南亞的豐富礦藏，並且利用肥沃的土地資源開辦大規模種植園，這一切都需要大量勞動力，光靠本地人是不夠用的。
于是，從19世紀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有大量的華人勞工和印度勞工被進口到東南亞地區。
第二個變化是，移民精英的地位相對提高了。
由于西方殖民者成爲最高統治者，移民精英就不再依附于本地貴族，而是和本地貴族平起平坐，大家都得服從于殖民者。
在英屬殖民地，很多受過英式教育的印度人和斯裏蘭卡人被派去做官僚，幫助英國人控制當地。
直到今天，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還有不少法官和律師是印度裔，這不是因爲印度人特別擅長法律，而是英國殖民統治留下的遺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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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事務上，西方殖民者比本土貴族更依賴移民精英。
對于大量引進的華人勞工和印度勞工，殖民者並不直接和他們打交道，而是雇傭移民精英來管理這些人。
比如在爪哇島，荷蘭人給華人社區中的頭面人物授予上尉、少校等軍銜，讓他們負責華人社區的人口調查、征稅、罰款、甚至司法裁決。
同時，這些頭面人物也代表華人社區與殖民者交涉。
在很多地區，殖民者懶得親自進行管理和開發，而是采用特許經營權的方式，直接把當地的征稅權、采礦權等打包賣給移民精英。
對殖民者來說，這種管理方式是最高效的，一方面，可以以最小成本來最大限度攫取當地資源。
另一方面，移民精英爲了爭奪特許經營權，必然使出渾身解數來博取殖民者的好感，從而成爲殖民政府最堅定的支持者。
那些獲得了特許權的移民精英，既控制著當地的勞工社區，又成爲了當地經濟的實際壟斷者，還擁有收稅權，權力大得難以想象。
他們就是最早的一批控制東南亞的巨富們。
03
錢權合作，聯合控制東南亞
二戰後，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相繼取得獨立。
在趕跑了西方殖民者之後，東南亞地區很快回歸到了傳統的權力結構：本土精英掌握政治權力，而移民精英掌控經濟。
出現這種局面，不是因爲外來精英有特別厲害的經濟頭腦，而是因爲新上台的本土領導人在能力和道德上有缺陷。
新領導人的權力根基往往比較薄弱，爲了鞏固權力以及撈取好處，領導人需要培養一批依附于他們的商人階層。
這些人最好是在本地沒有根基的外來移民，這樣就不會威脅到本土領導人的統治地位。
所以，本土領導人把大量的特許經營權頒給了外來移民精英，讓他們成爲新一代巨富。
巨富們在獲得特許經營權之後，自然不敢吃獨食，而是乖乖地和領導人分享經濟好處。
換句話說，政治權貴和巨富們之間達成了一種默契：巨富充當政治權貴的“提款機”，而政治權貴充當巨富的保護傘。
以印度尼西亞前首富林紹良爲例。
林紹良是1938年才來到印度尼西亞的新移民。
二戰後，印度尼西亞打響了反抗荷蘭殖民者的獨立戰爭，當時林紹良幫助印方部隊運送軍需物資，認識了很多高級軍官，其中就包括蘇哈托，這個人後來統治印度尼西亞長達32年之久。
蘇哈托是通過軍事政變，推翻前任總統蘇加諾而上台的。
上台後，蘇哈托認爲自己的政治地位不穩固，急需商界精英的支持。
他對自己的親信說，本土生意人不可靠，而對政治沒有發言權的華商是可靠的。
這時候，蘇哈托自然就想到了老熟人林紹良。
他給了林紹良一半的丁香進口壟斷份額，丁香是制造本地香煙的一種必需原料，利潤極高。
緊接著，林紹良又獲得了面粉進口、加工和銷售的壟斷經營權。
憑借著壟斷經營帶來的巨額現金流，林紹良陸續進軍水泥、房地産、軍工等行業，逐漸建立起龐大的商業帝國。
1993年，林紹良從一個初來乍到的小商人，變成了印度尼西亞全國首富，有媒體報道他的資産規模甚至超過了美國洛克菲勒家族。
但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重創了印度尼西亞，進而引發社會暴亂。
林紹良的政治靠山蘇哈托被趕下台，林紹良不得不倉皇逃往新加坡，暴動人群洗劫了他在印度尼西亞的住宅，並在他家門上寫上“蘇哈托的走狗”字樣。
可以說，林紹良代表了東南亞巨富們起家的典型模式：外來移民精英依附于本土政治權貴，靠壟斷經營權獲得巨額利潤。
當然，林紹良的失誤在于太依附于一個政治強人，當強人垮台，他的商業帝國也受到巨大沖擊。
而有的巨富做得更好，他們八面玲珑、多頭下注，無論新上台的人是誰，他們都可以得到當權者的庇護。
但前提是，他們只能一直經商而不可染指政治，否則就不會被當權者所容忍。
這也是爲什麽東南亞的華人往往是悶聲發大財，很少參與當地的政治。
由于這種永遠的依附地位，有學者把看上去高高在上的巨富稱爲“賤民資本家”。
04
東南亞的巨富屬華人居多，不是華人更聰明，而是華人沒政治地位
我們會發現，東南亞的巨富，基本上都是華人，但華人卻是當地的少數族群。
華人只占菲律賓人口的2%、印度尼西亞人口的4%、泰國人口的10%。
但是，華人卻控制著菲律賓45%的大公司，控制著印度尼西亞20家最大企業中的18家，控制著泰國10家最大企業中的9家。
在整個東盟的股票市場上，華人上市公司占了50%~80%。
有人就會認爲，這是因爲華人聰明又勤勞，要歸功于中國人的文化傳統。
正所謂，華人是“天生的商人”，猶太人是“天生的金融家”。
我是最反對人種決定論的，如果這樣去思考問題的話，基本上就沒法去分析了。
事實上，東南亞華人和歐洲猶太人在經濟上的成功，恰恰是由于他們在政治上的弱勢地位造成的。
19世紀前，歐洲猶太人不能參加行業協會、不能從事貿易、也不能從事農耕，只有基督徒被禁止從事的有息貸款業務允許猶太人參與。
所以猶太人中出了最多的金融家。
東南亞華人的情況也差不多。
華人移民到達東南亞時，常常被禁止從政，也不能夠擁有自己的耕地，只有做生意不受限制。
這樣一來，華人善于經商也就不足爲奇了。
大家想想，溫州人是不是也是這樣，人多地少，只能出去闖世界，結果就塑造了東方的“猶太人”，不僅全國到處是有錢的溫州人，全世界也是。
還有一點往往被人們所忽視：越是成功的東南亞巨富，他們身上所具有的華人文化特質就越是模糊。
道理很簡單，在殖民時代，東南亞的巨富們需要同時和西方殖民者、本土貴族和華人社區打交道，他們需要通曉多種語言，並且擁有多個文化身份，才能夠與不同群體進行無障礙溝通。
一個典型東南亞精英，至少需要精通兩三種漢語方言，如粵語和閩南語，還需要精通英語和東南亞本土語言，甚至需要學會說日語，以便在戰爭中和日本人打交道。
很多東南亞的巨富都給自己取了本土名字，比如林紹良又叫蘇多諾·沙林。
所以，東南亞的巨富的成功並不是基于他們的華人特質，恰恰相反，是基于他們身份的世界性。
巨富們像變色龍一樣把自己融入到各種語言和文化環境中，他們會根據不同場合的需要，來選擇自己的身份特征。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新加坡剛獨立時，李光耀的正式名字叫哈裏·李，他在美國演講時說：“就像肯尼迪總統不再是愛爾蘭人一樣，我也不再是華人了。”
但是198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他發現強調新加坡的華人傳統更受歡迎，于是哈裏·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李光耀。
東南亞的巨富們，只有像政治家那樣圓滑，才能在商界如魚得水。
05
東南亞巨富發家，不是因爲經商一流，而是因爲擁有壟斷權
在商業上，東南亞的巨富們有一個典型特征，就是靠特許經營權起家。
特許經營權帶來的壟斷收益成爲巨富們的核心現金流，他們以此建立起龐大的商業帝國。
在所有的特許經營權中，利潤最高的可能要數博彩業。
至少有6個東南亞巨富是靠博彩業的壟斷經營權起家的。
在馬來西亞，雲頂集團創始人林梧桐從1969年起獲得了馬來西亞唯一一張賭場執照，他旗下的賭場也是馬來西亞唯一合法的賭場，林梧桐因此獲得“遊樂賭王”的稱號。
後來，林梧桐又陸續進軍房地産、發電、造紙等多個領域，但他的核心現金流還是來自賭場收入。
其實澳門賭王何鴻燊也是如此，從1961年起就獲得了澳門博彩業壟斷經營權，在1986年又再次獲得15年壟斷權。
除了博彩業，進口農産品的壟斷經營權也是利潤極高的。
比如前面提到的林紹良，他壟斷了印度尼西亞的一半丁香進口和全部面粉進口。
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被稱爲“亞洲糖王”，幾十年來他獨占了馬來西亞蔗糖進口配額的85%，進而又壟斷了蔗糖加工業。
中國著名的糧油品牌金龍魚就是郭鶴年旗下的。
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巨富們同樣是依靠特許經營權來獲得核心現金流。
都說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經濟學諾獎得主、新自由主義旗手弗裏德曼幾十年來一直稱贊香港是“自由市場的堡壘”。
但事實恰恰相反，香港經濟，是被巨富們壟斷的。
英國殖民者爲了統治方便，一直在香港兜售各種各樣的特許經營權，從電力系統、公交車、電視台等各種公用事業到紡織品的出口配額，都是一賣了之。
出售專營權的收入，占了港英政府財政收入的四成，剩下六成主要是靠拍賣土地。
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香港經濟被巨富們高度壟斷，市場根本不是自由競爭。
東南亞的巨富們大都不從事最興旺的出口業，因爲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爲，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爲上策。
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只有少數競爭者，因此容易組成卡特爾（壟斷利益集團），從而財源廣進。
在殖民時期的香港，普通老百姓雖然名義上交納的稅款很低，但他們所付的房租租金和生活費用卻是世界上最高的。
同樣，香港碼頭的集裝箱操作費用也是全世界最貴的，比德國碼頭高出兩倍以上，而香港的勞動力比德國要便宜得多。
這是因爲香港碼頭也被高度壟斷，李嘉誠擁有24個停泊港中的14個泊位，其余泊位被鄭裕彤和郭氏兄弟等房地産寡頭瓜分。
長期以來，李嘉誠把從港口獲得的核心現金流拿來搞房地産投機，有投行認爲，如果沒有穩定的碼頭收入，李嘉誠早在1980年代香港房地産崩盤時就破産了。
除了港口，李嘉誠還和英國商行怡和集團一起壟斷了香港70%的百貨零售和70%的藥品銷售，和猶太家族嘉道理一起壟斷了香港的電力系統。
這些壟斷經營共同組成了李嘉誠的核心現金流。
06
與銀行聯手，壟斷社會資金
在殖民統治時期，東南亞金融業被歐美銀行壟斷，它們往往只給在本地的西方跨國企業提供貸款，而亞洲商人想要獲得資金，必須通過買辦，付出高額的貸款回扣。
這些國家在取得獨立後，向本國私人資本開放了金融業，國內私人銀行的數量直線上升。
菲律賓在獨立20年後就有了33家私人銀行，印度尼西亞更誇張，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有240家私人銀行。
幾乎每個巨富都進入了銀行業，甚至是每個利益集團都有自己的銀行。
比如，總統蘇哈托的子女有銀行，替蘇哈托收受賄賂的基金有銀行，軍隊裏不同的派系也都有自己的銀行。
這些私人銀行根本不是爲股東的最大利益服務，而是成爲巨富們獲得廉價資金的來源。
東南亞是世界上儲蓄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再加上戰後東南亞經濟的繁榮，這些私人銀行能夠吸納到充沛的資金。
巨富們把銀行資金大量貸給自己旗下的其他企業，讓銀行成爲自己商業帝國的提款機。
印度尼西亞法律規定，銀行關聯貸款不能超過20%，而在實際操作中，關聯貸款常常高達60%~90%。一旦那些關聯企業還不上錢，導致銀行破産倒閉，首先損失的是普通儲戶和小股東。
而如果私人銀行的規模足夠大，政府還會出面救助，用的當然是納稅人的錢。
07
東南亞巨富們是經濟增長的受益人，而非增長的驅動者
無論是在殖民時期還是後殖民時代，東南亞巨富們都是依附于政治權貴，靠特許經營權獲得壟斷利潤。
他們在文化上擁有高度適應性，靠核心現金流建立起龐大的商業帝國，並且都是融資高手。
這群人是東南亞經濟增長的受益人，而非增長的驅動者。
他們的成功依賴的是政府給的特別人情，而不是企業本身的市場競爭力。
說到底，亞洲教父只是尋租環境下的精明生意人，他們無論是在企業管理還是在人才培養上，都沒有特別的建樹。
當然，對于東南亞地區的發展困境，這些巨富不是第一責任人。
畢竟商人的任務只是賺錢，政治家的任務才是保護社會利益。
從這個意義上說，東南亞地區還沒有真正脫離殖民時代，沒有一個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精英階層來爲整個共同體的命運負責，這才是最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