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光耀（1923-2015）在逝世前兩年出版了他的著作《李光耀觀天下》，在這本書中，李光耀縱談天下大事，時常有精彩之語和犀利觀點，充分展現了他作爲一位世界級政治家的風采。

在這本書中，李光耀斷言：經濟停滯20年、政治領導班底虛弱多變，都不是日本最重要的問題，日本最重要的問題是人口問題。

“如果日本不解決這個問題，它的前景將會非常黯淡。”李光耀對日本處理人口問題的辦法非常失望，他認爲“比較有可能的是，這個國家正在走向平庸。”

人口問題主要包含兩個問題：一個是生育率低的問題，一個是老齡化嚴重的問題。

事實上，這兩個問題並不僅僅是日本的問題，而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但通過對日本這個具體案例的分析，我們能看到很多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共同的困境，並通過日本在這方面的經驗吸取一些教訓，總結一些辦法。

生育率低：一個靠發錢解決不了的問題

據統計數據顯示，日本全國在2018年只有91.8萬嬰兒降生，這個數字創造了日本近代以來曆史的新低。

從一方面來說，日本人口生育率低自然和經濟的蕭條有關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元的貶值導致日本家庭背負上了沉重的財産負擔，本應成爲日本生育主力軍的那批80年代的年輕人，由于無法同時負擔房産、教育、養老等方面的龐大支出，在二胎問題上態度保守。

到了95年之後，隨著日本房價的大額降低和經濟的複蘇，日本人在家庭方面的負擔不再像從前那麽嚴重。

但是生育率低並非只是因爲經濟，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女性的生活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日本女性常年在家庭中充當母親-妻子的角色，這是日本也是很多亞洲國家的曆史傳統，在家庭中他們要和公公婆婆一起居住，丈夫下班了要照顧他的飲食生活，還承擔了教育兒子的重任。

隨著新的生産方式和新的文化的普及，日本女性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追求自己的人生，她們不願繼續被束縛在家庭中，于是她們選擇了晚婚甚至不婚。

在上世紀70年代末，日本農村的女性大量進入城市，她們向往那種自由的生活方式，渴望擺脫傳統文化給她們的定位。她們也會在結婚前會選擇和丈夫定下契約，婚後不與公婆同住。對此，公婆們只能默許，否則他們的兒子就找不到老婆。

而在步入職場之後，日本的職業女性和絕大部分國家的職業女性一樣，也面臨著嚴重的性別歧視和待遇不公，日本企業並沒有做到像瑞典那樣，讓女性員工在生育孩子的同時，又不失去工作的機會。他們的做法和大部分國家的企業一樣：想辦法將她們辭退，或者把她們變成臨時工。

如此一來，生育的代價進一步提高了，即使是喜歡孩子的人，也不敢輕易跨出這一步，否則，在失去經濟來源後，她們就只能重新回到家庭，重新依賴丈夫生活。

李光耀說：“日本社會曾盡其所能的阻止這一改變浪潮，試圖讓女性在經濟上繼續依賴男性，但他們並沒有成功。”

李光耀曾向一些日本領導人詢問過他們面對生育率低這一問題時的解決辦法，他得到的答案是：“日本政府將發放更多的育兒津貼，提供更多的獎勵。”

李光耀說自己對這一回答感到失望，他認爲“這並不是錢的問題，而是生活方式改變的問題。”

以研究日本問題著稱的傅高義先生也指出：如果日本不能賦予“母親”這一角色更多的價值和內涵，結婚和生育就不能對女性産生足夠的吸引力。這同樣是其他國家面臨的問題。

人口老齡化：失去的是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和活力

據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日本65歲的老人占了其全國總人口的26%。而按照國際上一般的看法，65歲老人占比超過7%（60歲以上超過10%），就可以宣告這個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了。很顯然，日本嚴重超標了。

老齡化社會意味著國家要在醫療保健和養老金方面作出更多的支出，盡管日本和很多亞洲國家的一樣，在儲蓄財産方面有著良好的習慣，但隨著醫療成本的不斷申告，日本政府必須考慮在這方面預留下更多的財政支出。

如果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只是財政方面的負擔，這個問題並不能算太過嚴重。但人口老齡化的負面作用顯然不止于此。人口老齡化意味著整個社會活力和創造力的降低，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老年人本身就是缺乏活力的，他們不願再去嘗試新的事物，不願意換掉自己家的老電器和老汽車，也不願意購置新的衣服，同樣的，他們對新鮮花樣的美食也喪失了欲望……這種情況必然導致國內消費水平的大幅下降，給經濟帶來持續負面的影響。

同時，日本作爲一個以創造力聞名的國家——他們每年的發明專利數量常年來僅次于美國，在人口老齡化後，他們引以爲傲的創造力也將逐漸消退。

衆所周知，無論是科學家還是文學家，或者是軍人和商人，他們中的佼佼者大都在20歲到40歲之間就已經到達頂峰了。年輕人對世界的敏銳和好奇，熱愛和沖動，是老人們無法相比的。很少有人能在老了之後還做出真正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成就。

一直推動社會和經濟不斷進步發展的是年輕人，而不是老人，一個人口老齡化的國家勢必無法維持他們的人均GDP。

傅高義指出，日本人對于照料老人有強烈的責任感，有很多日本人都還選擇婚後與其父母繼續住在一起。尤其是父母一方逝世後，剩下的一方大概率會搬到自己孩子家居住。這樣又會把一部分壓力轉移到年輕人身上。

而當年輕人要照料全國26%的老年人時，他們自己也會被束縛住手腳。

在談到一位優秀的領導人能不能解決日本的這個問題時，李光耀回答：

當一個社會處于萎靡不振的狀態時，無論他的領導再優秀，都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魄力。更何況是在日本頻繁更換首相的情況下。

所以，寄希望于任何一位英明領導的出現來改變這一情況都是不大可能的。

解決之道：大量引入移民在日本不可行？

生育率低和人口老齡化都會帶來國家人口的萎縮，而人口萎縮就意味著國家的力量在減弱。李光耀說：“一個國家的人口結構決定了這個國家人民的命運。”

國際上在面臨生育率低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時，一般通用的解決辦法是引入移民。但李光耀認爲，這個辦法在日本行不通。

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曆爲例說明了問題的原因所在：新加坡在日據時代，曾親眼目睹了日本軍人每年12月8日都要舉行一種特殊的儀式，在儀式上，一個日本軍人一邊揮舞著自己的武士刀，一邊口中念念有詞：

我們是天照大神的子孫。

這句話背後，深刻地顯示了日本人對于其“種族純潔性”的看重。

日本天皇冒雨祭拜天照大神

他當時在政府裏擔任英文編輯，他的上司喬治·竹村是個有著濃厚美國背景的日本人，因此他備受排擠，難以獲得同僚的信任，盡管他溫文爾雅，很有修養。

如果日本不能接受西方人作爲他們的一份子，他們能不能吸引和他們外表相似的華人或者韓國人呢？李光耀說，盡管華人和韓國人的數量在日本已經超過了一百萬，他們很多人都是日本土生土長的，日語也非常純正，但日本社會依舊沒有接受他們。

一個更有力的例子是日本對于日僑的處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有大量的日本人移民到了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

80年代，一些巴西日僑趁著日本政府放寬移民政策回到了日本，但是盡管他們從血統上還是一個純正的日本人，但他們依然無法融入日本社會。09年金融風暴時，日本政府爲這些失業的日僑提供了一筆安置費，讓他們重新回到巴西。

長期以來，地形和曆史決定了日本成爲了一個民族結構單一的國家，大和族占到了日本總人口的98%。對于日本人來說，一個多元種族的日本是他們無法想象的。

關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和矛盾性，已經有很多社會學家做出過描述，日本人的社交習慣很獨特，他們在生活中會用很多非語言的方式來傳遞信息，這些方式可能是肢體的細微動作，也可能是輕微的喉音，總之，任何一個外國人，到了日本都會感覺自己難以融入，不是他們中的一份子。

傅高義對此深有體會，他說：“日本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他們對外來者非常慷慨，但是很多外國人都能清楚感受到自己並不受歡迎。”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爲什麽日本的外國人居住比例只占到了日本常住人口的1.2%，在英國，這個數字是6%，在德國是8%，在西班牙是10%。

這個數據的背後，顯示的或許是日本對其他國家和文化深深地抗拒。

對于日本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消極態度，李光耀感到非常失望，他說：“如果日本把這個問題擱置到10年之後再來解決，到時候恐怕已經回天乏術了。”因爲讓這些移民來適應日本的文化，本身就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