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許振華
在2019年上映的新加坡華語電影《熱帶雨》結尾，來自馬來西亞的華文教師阿玲越過新柔長堤，重返在馬來半島南部的家鄉。這座1公裏長的長堤連接著新加坡和大馬（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對該國的簡稱，下文同）柔佛州，由大馬演員楊雁雁飾演的阿玲在電影中于新加坡曆經婚變和工作變動，最終在家鄉的祖屋裏見到了仍在操持家務的媽媽，似乎終于能獲得內心的平靜。
在2020年3月之前，像阿玲一樣穿梭于新馬之間，是兩國間再平常不過的景象。1965年獨立後，新加坡發展迅猛，如今國際地位和經濟實力更明顯優于大馬。因此不少大馬人，尤其是華裔，選擇到新加坡工作，賺取更高薪資。
但疫情改變了這幅景象。針對新冠疫情，大馬當局于2020年3月18日起決定實行“行動管制令”（MCO），新加坡則于同年4月7日起實行“阻斷措施”，兩國實際上彼此關閉邊境。這讓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馬人陷入了兩難：究竟是留在房租高昂、卻有穩定高薪工作的新加坡，還是回到有穩定住所、但缺乏令人滿意的工作機會的家鄉？
“就地過年”的大馬人在新加坡尋找年味。 采訪對象小櫻 供圖
如今，近兩年過去，在新的大馬人迎來疫情中的第二個春節，卻仍有許多人“有家難回”。盡管新馬兩國間去年11月底啓動了疫苗接種者旅行走廊計劃（VTL），但因一票難求、隔離周期長、手續繁瑣等因素，許多馬來西亞人仍無法在春節實現一家團圓，新柔長堤也未恢複曾經繁榮的景象。
“2020年3月18日到現在，新馬還是沒有完全通關。即使有VTL，我也搶不到票。過年不能回家，我苦不堪言，真的很心酸，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恢複正常生活。”在新加坡已經打工23年的大馬人李大順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
“就地過年”的大馬人在新加坡尋找年味。 采訪對象小櫻 供圖
被“切割”的兩年
李大順回憶起自己的新加坡工作與生活，既有心酸，也有滿足感。“23年前，爲了三餐、爲了給家人帶來更好的生活，我選擇來新加坡打工。”李大順說。
疫情暴發前，他每天往返于新柔兩地，白天在新加坡打工，晚上則驅車回到距離新加坡只需要45分鍾車程的住處。
大馬新山市與新加坡“一橋之隔”，許多居民白天坐車前往新加坡上班，晚上則跨境回到房價更爲低廉的新山。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前，每日通勤于新馬兩國的“越堤族”可能有30萬人之多，新柔長堤也因此被認爲是全球最繁忙的陸路關卡之一。新加坡民間曆史作者李國樑形容稱，新柔長堤塞車是正常的，空蕩蕩才是新聞。
新冠疫情所帶來的邊境管控幾乎影響了所有“越堤族”。澎湃新聞特約撰稿作者、來自大馬的Hannah Teh當時寫道，2020年3月17日前後，新柔長堤上出現車龍，人流多、耗時久。許多大馬人思考再三，決心回到新加坡工作，因此紛紛踏上車程，讓新柔長堤的車流和人流量堪比疫情前的春節，堵得水泄不通。
李大順也是選擇留在新加坡的大馬人之一。疫情暴發後，他無法回歸每日通勤兩國的生活，不得不爲在新加坡居住增添一份花銷。
護士陳靜怡和其丈夫都是大馬人，兩人都在新加坡工作。她的丈夫不像她一樣獲得新加坡公司安排住宿，因此在疫情前也是每日往返兩國的“越堤族”，疫情後夫妻二人不得不在新加坡尋找住處。
陳靜怡向澎湃新聞算了一筆賬：“新加坡租房預算在新元600至1100（約合人民幣2800元至5165元）間，而大馬租金預算是林吉特500至800（約合人民幣760元至1215元）。”顯然，在新加坡租房意味著更高的花費。
疫情前，陳靜怡和丈夫每個周末都會回到大馬，以探望父母和陪伴子女，但疫情讓這種定期的團聚不再可能。
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阿文。他來自大馬柔佛州，爲繼承父親在新加坡的建築工程生意，已在新加坡工作17年。“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大馬，疫情暴發後整整兩年都沒有回去見過他們了。”阿文接受澎湃新聞電話采訪時無奈地說，“我有兩個兒子，我每天晚上都會和他們視頻聊天。感謝太太理解我的工作，也一直在開導兒子們。”
對阿文等大馬人來說，即使有了VTL等返鄉渠道，跨越國境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是他們工作上所“不可承受之重”。“我和父親是小本經營，如果我抽身幾天，就有可能有客戶因爲找不到我而流失他處。工人還能以無薪年假的方式爲返鄉留出充裕時間，管理層的職責卻讓我抽不開身。”阿文說道。
阿文發來的工作場景。他說，春節“返鄉潮”讓新加坡建築業人手緊缺，這讓他的訂單壓力增多。 阿文 供圖
在新加坡的中學擔任華文教師的小櫻用“被切割的兩年”來形容在新大馬人這兩年的集體經驗。“這種地理上的切割，迫使我們每個人都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應該在新加坡如何生活，又是否需要在某一天回到大馬的家園。”小櫻向澎湃新聞說。
星國夢
新馬兩國僅一水之隔。實際上，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之前更長期被視爲泛“馬來亞”（Malaya）地區的一部分；“分家”許多年後，因文化相近、族群構成相似、經濟往來密切，新馬兩國仍關系緊密。
對大馬人而言，新加坡是“淘金”之地，是實現“星國（新加坡別稱）夢”的地方；對新加坡人來說，大馬則是食品、水源等生活物資的主要供給國，也是休閑娛樂上最近、最方便的樂土，來自大馬的數十萬勞工更是新加坡經濟的重要支柱。Hannah Teh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仍說，新馬稱得上是“血脈相連”，有著獨特的聯系。
幾乎所有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大馬人都會提到“1:3”的彙率。這也就是說，他們在新加坡賺到的“1元錢”，可以在馬來西亞當“3元錢”來花。 “我總是擔心留在新加坡錢會不夠用，壓力也很大，一度有沖動的想法，想要放棄工作回家和家人團聚。但馬來西亞的薪水不夠我養活家人，因此我選擇了放棄回家。只能安慰自己，希望病毒快快離去，我能早日回家。”李大順說。
風靡新馬兩國的新加坡情景喜劇《鬼馬家族》的大馬番外篇中，分別來自新馬的兩位喜劇明星比對著兩國的異同。“我們有了總理，你們也要有個總理。”馬來西亞演員Harith Iskander的台詞說。
在新加坡1965年剛獨立時，兩國貨幣的彙率是1:1。半個世紀過後，兩國的經濟有了明顯的差距。對許多大馬人而言，在新加坡工作或生活，不僅是出于經濟的考量，也是對馬來西亞政府失望的結果。“你懂得啦，新馬政府相比，‘一個天，一個地’。”阿文向澎湃新聞直言，他還帶著馬來西亞人常見的幽默感自嘲說，“你們記者天天都會看到馬來西亞新聞，當然明白我在說什麽啦。”
2020年3月，馬來西亞發生“喜來登行動”，于2018年取代長期執政的國民陣線政府的希望聯盟政府垮台。許多媒體分析指出，馬來西亞疫情之所以于2020年初陷入大規模暴發，正是由政府垮台所引致的混亂造成的。
希望聯盟政府上台時承載著社會各界對改革的期望，承諾要在根除腐敗、發展經濟、改變族群不平等議題上取得突破。然而，希盟政府不到兩年便陷入垮台，2020年3月上台的國民聯盟政府及2021年8月重新上台的國民陣線政府更呈現出“馬來人大團結”的族群政治局面，曾經深陷“一馬弊案”醜聞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重返政府權力核心，這讓傾向于支持希望聯盟的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倍感失望。
小櫻是吉隆坡華人，中學畢業後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就讀，並于2017年畢業，此後一直在新加坡工作，疫情前往往會在大學假期時返鄉。小櫻分享說，馬來西亞有著從小學到大專的完整的華文教育系統，但大馬官方並不看重她熱愛的中文研究和華文教育，因此她在本國獲得獎學金的幾率不大，新加坡華文教師的薪水也讓她更感心動，所以她選擇前往新加坡學習和工作。
2021年11月底，新馬兩國間啓動VTL，小櫻感到便利，終于踏上了因疫情而久違的返鄉路。很不巧，小櫻使用VTL重回新加坡時，馬來半島暴發了大規模洪災。據新加坡《海峽時報》12月20日報道，大馬官員稱這場洪災“百年一遇”。圍繞著災情應對滯後、救災不力、政客“作秀”等問題，馬來西亞各族群社會都再度興起了不滿政府的“吐槽”聲。
就在不久前，12月9日，新總理伊斯邁爾當局決定舉行紀念上台執政百天的“大馬一家”4日系列活動。大馬醫藥協會（MMA）負責人等專業人士和媒體人對此批評道，疫情期間政府主導這種千人規模的活動，似乎是在執意增加新冠病例。這也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引起廣泛批評。
“避開”了水災的小櫻對大馬政局感到十分無奈。在她看來，馬來西亞民衆早就練就了“互助”的習慣。據新加坡《聯合早報》6月報道，面對嚴峻的疫情，許多馬來西亞人經濟壓力激增，有網民爲此發起“舉白旗運動”，呼籲有能力的人向在家挂出“白旗”的人施加援手。
根據小櫻的講述，大馬互幫互助、人心善良的人情味背後，其實是政府的失職。她向澎湃新聞做了更具體的描繪。“在新加坡，每人只戴一層口罩；在大馬，許多人會戴兩層口罩。”小櫻分享道，“武斷地說，之所以新加坡人沒有大馬人那麽誇張，是因爲他們更能信賴政府。而大馬人在心態上就比較無奈，總想著辦法來保護自己。”
“我們不能靠政府呀，總是朝令夕改。像是水災上，大馬應急設施做得很糟糕，政府工作也很差。回家比較後，更能認識到新加坡的效率。在大馬，總是要‘自己想辦法’。哪怕是新冠檢測，馬來西亞都常出現安排不當、指示缺失的問題，讓人很煩惱。”小櫻說。
阿文在新加坡住處附近的虎年裝飾，除夕夜他會和表姐吃年夜飯，休息兩天，年初三就要開工了。 阿文 供圖
歸向何處？
一如小櫻所說，疫情迫使許多大馬人長期滯留在新加坡。久而久之，這些大馬人開始考慮是否要申請新加坡永居權，甚至入籍當地，進一步告別馬來西亞。
“我本身就主要在學校裏工作和生活，和家人可以通過視頻電話拉近距離，疫情對我日常生活影響並沒有那麽大。但硬生生地被切割了兩年之後，我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如何，甚至在考慮爭取入籍新加坡。”小櫻說，“我原以爲家鄉不會改變很多，去年11月返鄉時卻有物是人非之感。也許，地理的切割久而久之，就會變成心態上的切割。已經兩年了，那未來會如何呢？”
阿文、陳靜怡也在考慮爭取新加坡久居權。對阿文來說，新加坡意味著更好的教育和未來，他希望盡快把老婆和孩子接到新加坡。這樣不僅可以一家團圓，也可以讓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
不過，對陳靜怡而言，在新加坡久居和保持馬來西亞國籍並不矛盾。對她而言，申請新加坡永居是方便工作的安排，但她仍然想要在未來回到馬來西亞。“我還是更喜歡馬來西亞的生活。從小在大馬長大，生活步伐較慢，食物好，人也不一樣。新加坡是很好的地方，可還是覺得家裏更好。”
盡管新加坡經濟發展成績優異，但這也意味著社會競爭壓力極大。新加坡社會中流行的閩南語詞彙“驚（怕）輸”（kiasu）形象地展現了新加坡競爭激烈的狀況。
對小櫻來說，這種“效率至上”的傾向也十分清晰地體現在新加坡的語言學習上。新加坡社會的主要教學和交際用語是英語，但政府也支持保護各族群母語的“雙語教學”，因此華語往往是華族學生的必修課（馬來文、泰米爾文對應馬來族和印度裔新加坡人）。但在效率至上的影響下，許多新加坡華族學生將華語教學的目標局限在“和中國做生意”上，這讓小櫻感到十分可惜。
“雖然新加坡和大馬不同，華族是最多人口的族群，但整個社會完全以英語爲主。而華人和華文文化是我的歸屬感所在，這讓在情感上對何去何從十分糾結。”小櫻說，“希望和中國商機對接肯定不算錯，但文化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呀。”
在不斷往返新馬兩地的過程中，小櫻反而對自己的家鄉有了更深的認識。“每次回到大馬，我就發現這裏文化不僅多元，而且每種文化都保存的很好，包括馬來文化、華人文化、印度文化。在華人文化中，潮州話、福建話（即閩南話）、廣東話、客家話等各種語言都十分活躍。只要我打開電視機，很容易就看到諸如醒獅等傳統華人文化的節目。這都是讓我向往的多元文化和華人文化環境。”小櫻向澎湃新聞感慨道，“這種親切感，只有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可以帶給我。”
盡管疫情局勢仍然複雜，奧密克戎毒株更爲新馬兩國防控帶來新的難題，但在星國尋夢的大馬人還是希望能早日回國和家人團聚。去年11月底，新馬兩國建立起VTL通道後，有關機票和車票均迅速一搶而空。
但李大順和陳靜怡都沒有那麽幸運。更何況，生活不只有“單程票”，返鄉的大馬人還要考慮回程新加坡的事宜。李大順梳理說：“快速方便的VTL一票難求，那也可以走落地隔離五天的另一種方式，可這種渠道的票我也還是搶不到。假如我真的回到了大馬，再回到新加坡的車票仍是一票難求。更何況，如果兩趟都要住酒店隔離，那花費就更是高昂了。我們年假有限，只好選擇年後才回，真的很不容易。”
李大順期望，新馬兩國政府能在新柔長堤這條路上增開巴士班次，讓在新加坡被稱爲“馬勞”的大量馬籍勞工早日回家團圓。據《聯合早報》等兩國媒體報道，兩國政府已在考慮加開VTL的航線和班車，並將入境地點開拓到馬來西亞的槟城、沙巴、沙勞越等其他地方。
李大順向記者發來的新年祝福信息。他希望能早日回到大馬家中，面對面見到自己的另一半。
1月31日，華人春節的除夕之夜。陳靜怡、阿文、小櫻不約而同地選擇和其他同樣留在新加坡的親朋好友吃團圓飯，並和遠在大馬的其他親戚視頻連線，恭賀新年。“家人肯定會發團圓照來誘惑我，我們就線上和家人截屏合照咯。”小櫻笑言。
面對疫情，新加坡和大馬等東南亞國家已轉向“與病毒共存”的策略。盡管如此，政府仍無法保證所有民衆都免于感染新冠的恐懼，國家間的邊境政策仍比較嚴格。
面向未來，李大順仍然樂觀。“新、馬政府都承認，新冠病毒在短期內不可能消失。我們只有自己保護自己，注意衛生，少去人多的地方。我們要聽新加坡政府的話，學會怎麽和病毒共存。”
阿文仍在堅持他口中“有苦有樂”的工作。據他形容，他在新加坡基本上是早上睜開眼就要去賺錢。“不像在大馬，睜開眼後還是很輕松啦，只要不花大錢，都沒有關系。”阿文說。
“其實就是沒辦法。我個人認爲，不要想太多，就當著是新的環境去面對。如果要回去疫情前的生活環境是不可能的。面對新的環境，嘗試面對即可。”阿文堅定地說道。
（根據受訪者要求，小櫻和阿文是化名。實習生袁明晰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李怡清 圖片編輯：胡夢埼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