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本期主持：張秋生（江蘇師範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教授）■本期主題：海外華商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主持人語
近年來，海外華商史成爲華僑華人史研究的重點領域。海外華商隨著宋、元時期私商貿易的發展而興起，至明清時期，東亞、東南亞的海外華商網絡基本形成。晚清以降，海外華商逐漸向美洲、歐洲、大洋洲擴展。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的外資中很大一部分是華資，其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華商不僅爲所在國經濟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而且在世界經濟的區域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期三篇文章既有對海外華商史研究視角與理論方法的探討，又聚焦海外華商網絡與東南亞華商群體兩個研究熱點，以期推動相關研究。
作者：邵政達（江蘇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
20世紀90年代，“華商網絡”這一概念得到學術界普遍認可，隨後被廣泛運用于海外華僑華人經濟與社會活動的研究中。以此爲基礎，龍登高、莊國土等學者進一步闡釋了“海外華商網絡”的概念，並對其發展進程和曆史地位做了初步探討。一般認爲，海外華商網絡是以五緣關系爲紐帶，以共同利益爲目標構建的泛商業網絡，主要包括海外華商社會網絡與經濟網絡兩個層面。海外華商網絡可追溯至宋元時期，大體經曆了四個大的發展階段。
圖①：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是區域性海外華商社團興起的重要標志。資料圖片
宋元至明初（約11—14世紀）是海外華商網絡的奠基階段。宋代以來，在中國經濟重心持續南移、造船與航海技術迅速發展及中原王朝海外貿易政策相對寬松的背景下，以閩南商人爲先鋒的華商群體積極發展海外私商貿易，並逐漸取代“蕃商”成爲東亞、東南亞海上貿易的主導者。其中一些華商長期僑居海外諸港，形成以港口爲中心的早期華僑社區。據《明史·三佛齊傳》記載，明初洪武年間，僅蘇門答臘的巨港（亦稱舊港）一帶聚集“華人流寓者”，就達“數千家”。宋元明初之際的海上私商貿易與傳統的朝貢貿易並行不悖，由設立于東南各主要商港的市舶司管理，二者共同織就華人主導東亞、東南亞貿易的時代。但客觀上講，這一時期的海上私商貿易是以中國大陸爲中心，並以“中國商品、中國帆船和中國市場”爲依托的，而海外的華商經貿與社會網絡雖已萌芽，但並未成型。
明初至19世紀中葉是海外華商網絡形成及區域化發展的重要階段。明清兩朝實行間斷性海禁政策，以中國東南地區爲依托的合法海商貿易迅速衰落，與此同時，海上走私貿易興起，華商經貿網絡向海外轉移。海外華商網絡呈現出兩大發展趨勢：其一，大批無法從事合法海上貿易的海商定居海外，他們與宋末元初避居海外的宋朝遺民及其後裔一起推動海外華人社會不斷壯大。至明末清初之際，在泰國北大年、爪哇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緬甸江頭城等東亞和東南亞海港已遍布華人社區。其二，由零散的貿易向大型武裝海商集團轉化，進而主導構建起海外華商網絡。在17世紀中葉鄭氏家族主導東亞、東南亞海上貿易的時代，北起日本，中經中國台灣，南至東南亞的海外華商貿易網絡空前繁盛。海外華人社區與經貿網絡的發展共同推動海外華商網絡形成。
圖②：1931年青田籍華商在奧地利的“商販證”（局部）。資料圖片
以鄭氏家族的覆滅爲標志，華人武裝海商集團走向衰落，同時歐洲列強在東南亞的殖民與貿易擴張持續推進，在此背景下，海外華商網絡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其一，華商經營領域的多元化。新的海外華商網絡不再是單一的轉運貿易，而涉及商品生産、加工、運輸、貿易、市場等多個環節和領域，推動海外華商網絡向縱深層次發展。特別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葉，一批華商投資經營種植業，槟榔嶼等地的甘蔗種植和制糖業一度爲華人所壟斷，造就了一批華人富商。其二，海外華商網絡的區域化。至19世紀中葉，東南亞各地的中國移民及其後裔已達150萬左右。在巴達維亞等華商聚集的港口，華人移民超過10萬人。爲維護自身利益，以親緣、地緣爲單位的華人組織不斷湧現，如在槟榔嶼，閩籍與粵籍華人組建了“廣福宮”，既作爲處理華人事務的協調組織，也致力于爲華人發聲，維護華商權益。海外華人社區的壯大推動海外華商社會網絡的發展，並爲華商提供了重要的海外商品消費市場和生産、加工基地，成爲海外華商網絡區域化發展的重要基礎。
19世紀中葉至二戰前是以東南亞爲中心的海外華商網絡持續發展，並融入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階段。這一時期，工業革命給西方帶來了巨大生産力，加之英國、荷蘭等國在東南亞持續的殖民擴張與經濟開發，傳統的海外華商網絡被吸納進西方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之中。同時，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強壓力于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開放華工出國，至20世紀初，僅被販運到東南亞的華工就超過200萬人，華僑華人總數達到400多萬。民國時期，政局動蕩，戰爭頻仍，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熱潮上升。至20世紀50年代，東南亞華僑華人及其後裔總數已達1000萬左右。不斷擴大的東南亞華人社會成爲海外華商網絡的依托與基礎。
圖③：位于汕頭市隆都鎮的這所老宅曾爲潮汕僑批局。資料圖片
這一階段，海外華商中的有志之士借力歐洲人主導的東南亞貿易與開發熱潮，大規模投資經營種植業、采礦業和轉口貿易等領域，在推動華商經濟崛起的同時，構建起較爲成熟的華商網絡。盡管擁有傳統優勢的華人制糖業受到歐洲現代化制糖技術的競爭而走向衰落，但華人種植業和采礦業發展迅速。華商資本在東南亞的香料、煙草、棉花等種植以及以錫礦開采爲龍頭的采礦業中占有重要地位。來自中國的華工亦是種植園和礦場最重要的勞動者。隨著種植業與采礦業中華商經濟的崛起，海外華商社會網絡的構建日漸成熟，與華商經貿網絡同步發展。例如，槟城閩籍華商五大姓（邱、楊、謝、林、陳）通過姻親與商業聯系，構築起一個以槟城爲中心，涵蓋馬來半島、北蘇門答臘與暹羅南部等地區的緊密經貿網絡。
20世紀中葉以來，是海外華商網絡區域性與全球性並行的梯級發展模式逐漸形成的時期。其一，區域化範圍更廣，層次更深。20世紀60年代以來，台灣和香港華商經濟迅速崛起，並與東南亞華商網絡不斷融合，在資本、技術與産業等領域實現優勢互補，構建起緊密的金融與經貿網絡。以此爲基礎，原以東南亞爲腹地的海外華商網絡向北擴展。其二，海外華商社會網絡的實體化。華商主導或參與的社團組織是海外華商社會網絡的實體結點。早期海外華商社團大多以親緣和地緣等爲基礎結成單一性質的宗親會、商幫等，至20世紀以後，區域性海外華商社團的興起成爲海外華商社會網絡實體化的標志。這些新興社團以區域性爲特點，成員來源更加廣泛，社團規模也更爲龐大。
借助遍布全球的華人社會網絡和經濟全球化的驅動，海外華商網絡逐漸溢出東亞、東南亞範圍。海外華商網絡的擴展基于以下動因。其一，海外華僑華人分布的廣泛性與世界華人認同感的加強。20世紀後期以來，東南亞華人的再移民與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推動世界各地區海外華僑華人數量的增長。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大大提升了全球華人作爲“炎黃子孫”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華人認同”爲海外華商社會網絡的擴展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精神紐帶。其二，海外華商積極順應經濟全球化浪潮，爲全球性海外華商經濟網絡的興起提供了必要條件。特別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經濟的迅速崛起爲海外華商提供了巨大的商機，形成一個對全球華商的向心力，由此推動全球性海外華商經貿網絡的興起。
在海外華商網絡區域性與全球性同步發展的進程中，基于五緣關系形成的各種社團組織構成海外華商社會網絡的基本單元。親緣組織形式包括家族和宗親會等；地緣組織形式主要有同鄉會、地域會館和鄉幫等；神緣組織形式有寺廟、神社和教派等；業緣組織形式是指各種商會、行會、協會和研究會等；文緣組織形式包括校友會、留學生聯誼會及文化交流會等。各種社會團體具有較強的歸屬感，將海外華僑華人凝聚在一起，“守望相助，由近及遠，形成有形和無形的華族社會網絡”。特別是親緣、地緣和業緣性組織，通過不斷整合，已溢出區域化發展範疇，形成全球性社團組織，構成全球性海外華商社會網絡的結點。
20世紀中葉以來，華僑華人社團組織呈現出兩大發展特征。其一，華商成爲華僑華人社團中最積極的群體。由于華商在資金、組織能力、社會影響力和參與積極性等方面擁有明顯優勢，因而成爲華僑華人社團的重要組織者、運營者和資助者，擴大商業聯系日益成爲各類社團的主要工作之一。其二，在華僑華人社團數量劇增的同時，社團聯合在廣度和深度上迅速擴展，跨國別、跨區域的國際性社團不斷增加，規模不斷擴大。1991年以後定期召開的世界華商大會不僅是國際性華商社團的代表，也是海外華商網絡全球性發展的象征和見證。
綜合來講，在宋、元、明、清四朝海上私商貿易與海外華人社區發展的基礎上，海外華商網絡逐步形成，華商成爲東亞、東南亞經貿網絡的主導者。19世紀中葉以來，海外華商卷入西方工業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之中，處于依附地位，但海外華商網絡的區域化持續推進。至20世紀中葉以後，在經濟全球化和華商經濟崛起的背景下，海外華商網絡逐步實現區域性與全球性梯級、同步發展的態勢。海外華商網絡對于東亞、東南亞乃至世界華商經濟的整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先導作用和時代價值。
《光明日報》（ 2020年02月03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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