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工力量專欄作者 陳辰】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上海很快改天換地：賭場、煙館和舞廳的霓虹燈不再閃爍，外國遊客、資本家和冒險家大量減少，同時儉樸“大公”的社會風氣開始形成。
這讓以往一些既得利益者十分痛心。其中，部分外國資本家在卷鋪蓋時，心中不免憤懑：共産黨在軍事上可以得100分，政治上可以得60分，經濟管理上就是個零蛋。
當新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機制正在改變一切同時，香港在國際舞台的地位迅速凸顯，不僅變成爲中外交流的集散地，也吸引著一衆新舊資本，並承接了上海灘的昔日“余晖”。
1950年3月，彙豐銀行總經理摩爾斯在股東大會上說：“ 災難性的變化尚未發生，但大陸處于騷亂中的事實促使更多貿易轉到香港，其中很多是原來在上海經營的生意。”
由此，上海、天津作爲中國南北金融中心的功能在急劇減退。另外，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外資銀行也因貿易蕭條金融業務量大爲減少，開始陸續撤離中國。
三年後，當摩爾斯卸任時，彙豐在中國的營業已經越來越暗淡，只有上海、天津、北京和汕頭分行還開著。但它們的業務實際已陷于停頓，需要總行每年大量輸血才能維持。
至于未來中國走上“軌道”後將如何應對？摩爾斯強調：只要中國內地還存在著某種做生意的可能性，彙豐就不會從中國撤銷機構。但彙豐新任總經理迅速打碎了他的遺念。
1955年，彙豐徹底退出中國內地。不過，作爲曾經拯救彙豐的巨大功臣，摩爾斯的理念可謂一直持續影響彙豐銀行至今：即便聲名狼藉，只要有做生意的機會就不要放過。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中國連下兩城，先後拿下RCEP和中歐投資協議。其中，原本對美國新政府有極大期望的歐洲，不顧拜登團隊隔洋喊話，堅決同中國達成了協議。
另外，在彙豐去年業績中，亞洲市場稅前利潤128.32億美元，歐洲、拉美市場分別虧損42.05億美元、0.37億美元，中東及北非、北美市場各盈利0.19億美元、1.68億美元。
在國際政治風向“轉舵”及巨大市場利差等影響下，彙豐今年對中國的態度180度變樣，1月罕見凍結亂港分子許智峰及其親屬的本行賬戶，2月又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業務部。
在2月23日業績記者會上，彙豐銀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還宣布，彙豐退出法國和美國的零售業市場，及未來五年將在亞洲投資60億美元，同時招募數千名財富經理。
王冬勝姗姗來遲在“撐國安立法”街站簽名
對彙豐而言，與其在歐美市場激烈“厮殺”，不如在擅長的亞洲繼續深耕。但未來能否在中國如願繼續擴張，恐怕還得打個問號。畢竟鈎沉過往，彙豐的“黑曆史”數不勝數。
01 誕生崛起
1860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戰敗後，清政府除割地賠款之外，還有更多沿海沿江城市被迫對外開放。這使中國的對外貿易急劇膨脹，同時外商所需融資金額日益增多。
在債務猛增情況下，中國亟需一套完善的銀行體系。但因長期閉關，中國只知錢莊不懂銀行，而外資銀行總部多設在英國或印度。由此，開一家中國“本地”銀行成剛需。
這時，一位29歲的英國人首先抓住了機會。1863年，托馬斯·蘇石蘭在出差航行途中，偶然翻看了《布萊克伍德雜志》的一篇金融文章。此後，他決定在中國開一家銀行。
蘇石蘭出生于蘇格蘭，18歲開始在大英輪船公司當水手。由于精明幹練，且恰逢缺少人手，他被總部派往香港，從小船員一路做到駐港監事及香港黃埔船塢公司首屆主席。
建銀行的主意醞釀幾個月後，蘇石蘭並沒有馬上付諸實施，直到他聽說幾個孟買人准備來香港開辦“中國皇家銀行”，才馬上行動起來，並與律師波拉德一起准備商業計劃書。
在波拉德的公關推動下，蘇石蘭拜會了十多家知名洋行，其中包括太古洋行、老沙遜洋行、和記洋行、仁記洋行等。這些幾乎全是靠做鴉片生意起家、殺人不眨眼的“枭雄”。
有趣的是，洋行的人曾問蘇石蘭：你從事過金融業嗎？沒有。你知道銀行賬戶怎麽運作嗎？不知道，我連賬戶都沒有。那你憑什麽要開銀行呢？因爲我有敏銳的商業嗅覺。
最終，絕大多數洋行都在計劃書上簽了字，並成爲彙豐臨時委員會一員。在蘇石蘭籌集到五百萬港元後，1865年3月3日，彙豐正式開業，總部設在港島皇後大道中1號。
可香港畢竟受英國管控，內地市場同樣需要強勁的中樞。爲此，蘇石蘭一個月後又在上海和平飯店租了一層辦公室，開設彙豐上海分行，以實現更保險更有動力的“雙引擎”。
托馬斯·蘇石蘭
銀行最初英文名是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直譯爲“香港上海銀行”，簡稱HSBC。由于“彙理”二字較爲業內熟悉，蘇石蘭便定中文名爲彙理銀行。
不過，彙豐的成立也動了同行奶酪，比如對老牌洋行怡和在香港的彙兌業務，以及在上海的錢莊貸款業務都構成了威脅。正因如此，怡和當初才拒絕入股並試圖壓制彙豐。
但怡和的打壓只是拖延了彙豐獲頒營業執照的時間，卻沒能阻止。另外，蘇石蘭還說服英國財政部同意其注冊成立彙豐，在香港設立總部，並享有發鈔和接受政府存款權利。
隨後，彙豐進一步綁定港英政府。1866年，恰逢經濟危機，蘇石蘭咬牙爲陷入財務泥潭的港英政府，提供了10萬港幣緊急貸款。港府知恩圖報，送回處理對外支付等權利。
彙豐成立初期，曆經了令人膽戰心驚的起伏波動。其中包括主要發起人寶順洋行倒閉，以及英國金融風潮的不斷蔓延。但在別的銀行慘淡經營時，彙豐卻實現連續四年獲利。
然而，1869年末歐洲大陸爆發普法戰爭，中國生絲、茶葉外銷受阻。此外，中國數省連續遭遇洪澇旱災，進口洋貨的需求銳減，一度出現停滯，普遍影響銀行業務順利開展。
對彙豐來說，要命的是對一些企業過分集中放貸形成巨大風險，以及總經理克雷梭本人也卷入了制糖、倉庫和電報等項目漩渦之中。于是，彙豐董事會勒令克雷梭離開彙豐。
但這時彙豐開始在香港站穩腳跟。進入七十年代，彙豐又通過籠絡港英政府不斷擴大發鈔權，並于1872年獲准發行票面1元的小額鈔票。此後，彙豐的小額鈔票迅速流通各地。
1874年3月，上海一家英文報紙刊登這一年2月四大英資發鈔銀行麗如、麥加利、有利和彙豐的鈔票發行額，在實發的350萬元鈔票中，彙豐發行的鈔票總計占到了51%以上。
彙豐銀行發行的鈔票
出道十年，彙豐表現出強大競爭力，在香港已經成爲最大發鈔銀行、政府的出納銀行、同行的結業銀行。在中國內地，彙豐發展也相當迅速，成爲東亞地區赫赫有名的銀行。
但克雷梭時代一些投資活動所留下的後遺症，産生的影響也不斷被放大。1870年至1875年間，彙豐在香港所得收益共計88.92萬港元，同一時期總行的損失卻達168.55萬港元。
02 架空清朝
彙豐創造的光環背後，其實也埋藏著隱患。隨著蘇伊士運河開通、貿易方式變革，國際貿易開始過度膨脹，而中國向英國出口的紅茶銳減，上海的生絲價格更急劇下挫。
1873年，中國對外貿易極爲糟糕，而且不景氣還一直在持續。這一定程度上引發彙豐出現第一個低潮：股票市價傾瀉到面值以下，曆年積存的100萬元准備金也被吃掉等。
不過，通過吸收存款和發行紙幣，彙豐掌握了巨額流動資金，從而在辦理商業抵押貸款和商業票據貼現等業務之外，還有能力辦理對政府出于軍事、政治需要的貸款。
此後，彙豐很快被清政府挽救于水火之中。1874年，日本發動了一次對我國台灣的武裝侵略，3600名軍人抵達台灣，號稱“台灣生蕃探險隊”，自行設立“台灣蕃地事務長官”。
這違背了萬國公法，還有三年前兩國簽定的和約。爲鞏固台海防衛，慈禧策劃了“福建台防借款”，並派李鴻章四處向外資銀行借錢。但各大銀行不想得罪日本而紛紛拒絕。
于是，李鴻章只好去找彙豐。但彙豐卻乘機狠宰一筆：市場公開發行的債券平均年息只有8%，可借給清政府的要15%。此外，總計200萬兩白銀的借款還要求以關稅作擔保。
初步嘗到大甜頭後，彙豐繼續“再接再厲”。1881年，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和沙俄談判，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這被英國商人吹上了天，稱他簡直就是新一代的外交奇才。
在曾紀澤自鳴得意時，彙豐便趁機提出：我行要發行鈔票，請小老爺賜個款吧？他自然滿口答應。而在爲鈔票題詞的時候，曾紀澤還取彙款豐裕之意，正式賜名“彙豐銀行”。
緊接著，彙豐開始介入高官之間的派系鬥爭，並將清政府變成“提款機”。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主和的李鴻章與主戰的左宗棠矛盾激化，並在暗中發動了“倒左”運動。
“倒左”運動矛頭直指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岩。當時，李鴻章要求各地方政府想盡辦法拖欠胡雪岩的協饷。另外，他又讓自己的錢袋子盛宣懷聯絡各商幫拒絕借錢給胡雪岩。
爲幫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亂，胡雪岩不僅開辦過蠶絲廠支持軍饷，還曾經三次找到彙豐借錢。但這時在李鴻章鼓動下，豐銀行將胡雪岩的一筆將要到期的80萬兩貸款不予展期。
胡雪岩隨後發現，他竟然無法融到一分錢。而資金鏈緊張，又趕上時局動蕩，市場上也發生了擠兌。左宗棠病故後，胡雪岩還被李鴻章舉報吃朝廷回扣，然後招致革職抄家。
李鴻章
扳倒政敵後，李鴻章自然投桃報李，項目源源不斷地給彙豐，其中包括建鐵路、工廠，以及洽談項目，甚至還有政府的稅收存管。同時，清政府的借貸也越來越集中到彙豐。
1874到1890年，清政府一共向彙豐借款近3000萬兩白銀，占總借款七成。而靠著吸清政府的血，彙豐一躍成爲全國洋行之首，業務涵蓋彙兌、存款、發鈔和商業放款等。
大量戰爭借款，也讓清政府與彙豐深度綁定。甲午中日戰爭，清政府借款達3.5億兩白銀，彙豐就占了1.3億。因此，彙豐獲得豐厚回報，僅手續費一項即獲利32萬英鎊。
1901年，八國聯軍侵華後，中國簽下近代史上最恥辱的《辛醜條約》。各帝國主義以“義和團運動給殖民者帶來損失”爲“罪名”，索賠款項4.5億兩白銀，史稱“庚子賠款”。
當時，一手設計賠款方案的彙豐成爲這筆賠款最大贏家，包括保管賠款6700萬英鎊，高利借貸總計9.8億兩，抵押海關稅、常關稅和鹽稅。由此，彙豐“一頭牛剝了三次皮”。
時局動蕩，清朝官員也在爲自己找後路，據說慶親王奕劻就在彙豐存了120萬兩黃金。由于存款不使用實名制，而亂世人命如草芥，大量無人認領的存款都便宜了彙豐。
就這樣，彙豐一步步從幕後走向台前，並演變爲清朝的金融之王：獨家代理海關稅收；承包政府施行新政、練新兵的借款；包攬貨幣發行、政府發債，存放鹽稅和關稅等。
03 收割民國
晚清時期，時局風雨飄搖，而革命力量摧枯拉朽。1911年，大清被中華民國推翻，宣告封建制度的曆史終結。但彙豐的金融霸道或統治地位結束了嗎？沒有，同樣十分穩固。
當時各路軍閥爲壯大勢力、搶占地盤，幾乎都去找彙豐借錢，甚至手裏有錢的也要去找彙豐借。因爲大家都知道：誰要是跟彙豐沒搞好關系，財政就會吃緊，容易吃敗仗。
在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財政極度空虛。于是，袁世凱以辦理善後改革爲名，向英國、德國、俄國和日本的大銀行發起了一次2500萬英鎊的借款，就是著名的“善後大借款”。
但大借款的代價是，中國出讓鹽稅主權。另外，列強以清理債務、保障債權爲借口，奪取了關稅支配權，將關稅存到彙豐、德華、華俄道勝三家銀行，其中彙豐是總樞紐。
由于財政困難，北洋政府連清帝退位時談好的每年四百萬優待費都發不出，但爲了溥儀婚禮特意從關稅裏撥出十萬元。而溥儀也只得將40多箱故宮珍寶向彙豐銀行抵押變現。
溥儀與妻子
袁世凱下台後，幾乎每年都冒出“總統”。而彙豐的選擇，很大程度決定著人員和武器的流向，間接決定著時局。1924年，爲阻止孫中山統一中國，彙豐貸款給廣州買辦商團。
當時，商團軍的目的是要推翻廣州政府，另外建立政權，以實現商人的最大利益。其主腦陳廉伯是已經加入英國籍的彙豐銀行支行的買辦，在彙豐協助下走私了一批軍火。
由于軍火被政府扣掉，陳廉伯在廣東大肆作亂。同時，軍閥陳炯明趁機准備進攻廣州。于是，孫中山下定決心發電報給蔣介石“立即起義殺敵絕無反顧”，才平定商團叛亂。
後來，彙豐又順利成爲蔣介石的座上賓。1935年，國民黨政府推行法幣，白銀收歸國有，禁止流通。另外，法幣和英鎊挂鈎後，由于無限制自由兌換一定程度成爲英鎊附庸。
當新幣制法令生效時，國民政府將收回的銀元運到香港，存放于彙豐銀行金庫。隨後銀元裝箱運往倫敦售予美國，所售得款存放于紐約和倫敦以作爲中國發行紙幣的准備金。
據統計，抗戰以前，存在倫敦的法幣准備金有2500萬英鎊，存在紐約的有1.2億美元，合計約11億元法幣。大量資金存在歐美，有利于增強法幣國際聲量，但也容易被控制。
1937年，日本開始全面侵華，同時還打響了一場貨幣戰：竭力抨擊新幣制，打擊法幣。對此，民國政府與英國政府協商各出500萬英鎊，共計1000萬成立一個外彙平准基金。
在出資方上，國民黨是從渣打銀行和彙豐銀行借款500萬鎊，又從交通銀行、中國銀行撥款500萬鎊，然後交給彙豐上海分行。從彙豐借錢，交給彙豐坐莊，這讓人盛情難卻。
但蔣介石1939年說：“如果抗戰發生在幣制改革之前，那中國可能稍微提早敗亡或也許忍辱求和。幸虧現在有法幣制度，由此形成良好的金融經濟秩序，能爲長期抗戰打基礎。”
這場貨幣戰爭，彙豐算是幫了中國一把。但也要看清，彙豐代表的是英政府及自身的利益。只有羊健康，羊毛才薅得久。幣制改革成功，中國的穩定和發展更符合彙豐的利益。
因此，除了對新紙幣的發行給予幫助外，彙豐還爲蔣介石政府提供更多支持，比如籌集一些鐵路和工業建設項目的款項，只是這些項目後來大部分都被侵華日軍毀壞或占有。
不過，彙豐也有一個原則，絕對不扶持中國本土企業。當時英國在華最重要的48家企業，全都和彙豐有業務關系。但民族企業就被彙豐和英政府層層盤剝，導致無法良好成長。
伴隨著日本全面侵華，中國各大銀行總行不停搬遷，銀行工作人員顛沛流離。但彙豐依然四處投資實業，連續幾年業績在平穩中繼續向前邁進，而且一度占全國存款四成以上。
04 跌宕重生
彙豐的堅守美夢很快被日本的鐵蹄湮滅。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了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同時未發警告對英國的遠東殖民地發動襲擊，並占領了上海公共租界。
在遠東局勢裏，中國的危局很有可能導致香港淪陷。對此，彙豐銀行總經理祁禮賓考慮，如果彙豐總行不得不從香港遷往倫敦，那麽倫敦分行的領導班子就應該提前加強。
因此，他派了摩爾斯在1940年6月抵達倫敦，與即將退休的巴恩斯及戴維斯聯合擔任倫敦分行經理，以便在後兩人離職時接任。事實上，摩爾斯很快在倫敦單獨扛起了重擔。
但祁禮賓沒有想到香港會直接遭到襲擊，而且是如此之快。1941年12月4日，當獲悉日本在香港新界邊境集結軍隊時，他意識到香港防衛部隊不堪一擊，因此要迅速做准備。
當時，祁禮賓決定將總行遷往更安全的新加坡。由于戰略上極其重要，英國曾在新加坡建立了一個海軍基地。但四天後日軍就開始襲擊香港，將銀行總部遷往新加坡爲時已晚。
最終他連價值1.19億港元沒有簽字的彙豐紙幣也沒來得及帶走，更沒有時間來把它們銷毀。好在他原先爲以防萬一而將摩爾斯放在倫敦的計劃，日後起到了拯救彙豐的作用。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但在淪陷前，摩爾斯已電告所有分支行：彙豐總行現在倫敦，“未經批准，不得再接受香港的任何指示”。隨後，他再次解釋自己已接管彙豐大權。
就這樣，成立七十多年後，彙豐總行首次由香港遷至倫敦。而摩爾斯在倫敦成爲了彙豐總經理，同時首次擔任彙豐銀行主席。但此時，日本人已侵奪了彙豐的絕大部分業務。
很快，彙豐在中國和東南亞等地30多個分行的大量財産化爲烏有，只剩下在整個彙豐架構中不起核心作用的分行各自在經營，比如加爾各答、孟買、科倫坡、紐約、舊金山等。
不過，由于中國在繼續抗戰，彙豐認爲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還有機會。此外，彙豐有著龐大准備金，依然有足夠的支付能力。而摩爾斯在倫敦，也在時時關注著中國形勢的發展。
在香港淪陷後不久，日本當局對彙豐展開清理，並勒令其職員協助。祁禮賓和較高級的職員被安排在一家名爲“升華旅館”的客棧裏，其余職員則被關在港島南面的赤柱集中營內。
祁禮賓和他的高級助手被迫幫助日本人一道清理有關的銀行事務。然而，他們並不都甘于忍受，兩名高級職員芬尼克和莫裏遜，便在1942年10月中旬設法逃出，然後回到倫敦。
此外，在升華旅館的彙豐銀行高級職員們還設法弄到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以補充彙豐職員及其家屬的生活必需品。不幸的是，日本人不久後發現了情況，並帶祁禮賓去盤問。
判決書下來後，祁禮賓被判處三個月徒刑，並被派去做花匠。從來沒有幹過粗活、過著食不果腹的生活，更不用說身心所遭受的折磨，62歲的祁禮賓終于支撐不住，因病去世。
早期分別設在香港（左）和上海（右）的彙豐銀行
1943年初，基于綜合考量，摩爾斯已經決定在重慶開設分行，並派穆瑞前去籌備，不久之後又由葛雷接替。1944年2月，葛雷在信中向摩爾斯彙報了重慶分行一年來的營業狀況。
葛雷業務主要是給英國政府軍事代表和文官代表們開立賬戶，存款共800萬元；其它如外彙業務則是空白。雖然這無可稱道之處，但摩爾斯著眼的是戰後重返中國，全面恢複營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摩爾斯立即派從香港逃出的芬尼克返回香港，就有關情況寫出報告。9月9日，他到達香港一周後，就給上司寫信報告了香港的最新情況。
芬尼克的報告寫道：“職員們的健康情況比預料的好，但他們不具備擔任艱辛工作的條件，必須在一兩個月內予以接替… 彙豐銀行的情況超出預料，把銀行重建成原樣沒有什麽困難。”
第二年，摩爾斯將彙豐總部遷回香港。跌跌撞撞近六年，在日軍的蹂躏下，彙豐的高管死傷慘重，原有金融系統遭洗劫一空。但彙豐保留了“火種”，並最終重回到香港重整山河。
05 “統治”香港
彙豐重新回到東方時，世界格局已經改變。不過，香港依然由英國占領，雖然蔣介石決定借機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但英國早作謀劃，搶先一步重新占領了香港並恢複港英政府。
1946年6月，彙豐在香港召開了選舉董事的股東大會。大會追認摩爾斯爲總經理，同時選舉其爲董事，董事會又重選他任董事長。大權在握後，摩爾斯開始大規模的發展改革。
首先，彙豐簽署原1.19億港元“迫簽紙幣”，贏得人們好感。此外，由于香港遭到破壞，彙豐放款給公用事業，以及機器、倉庫、貨物被毀或被盜的一般性行業，使它們盡快正常運轉。
摩爾斯還宣稱：即使缺少擔保，彙豐也應給一切享有盛譽的商行以條件寬松的放款，同時給新行業一定程度的貸款傾斜。在戰後對香港工業發展融資中，彙豐幾乎占到總數一半。
這使得香港迅速恢複了遠東貿易轉口港的地位，彙豐在香港的業務也一天天重新壯大。比如在三大發鈔行中，彙豐銀行發行的鈔票在此後十幾年中，一直占到了總發鈔量的90%。
彙豐成爲香港金融支柱後，又大力扶持工業和貿易等産業。到六十年代，隨著經濟起飛、人口湧入，香港樓市開始繁榮，地價、房價和租金大幅飙升。于是，彙豐又盯上了房地産。
然而，1965年1月，因卷入房産交易導陷入流動性困境，一張明德銀號發出總值700萬港元的美元支票遭到拒付，並引發香港戰後最嚴重的銀行擠兌風潮。最終，明德銀號宣告破産。
危機在持續擴散，恒生、廣安等華資銀行同樣受到波及。短短幾天內，恒生銀行的金庫幾乎被掏空。作爲香港實際意義上的“央行”，彙豐出面兜底，現金成箱運進恒生銀行的金庫。
恒生指數創始人、前恒生銀行經濟研究部雇員關士光回憶，“從彙豐銀行運來的大木箱裝著巨額現金，用以填補恒生銀行的現金虧空，現金運送數量之多是我一輩子都不曾見過的。”
在這場危機中，恒生銀行將51%的股權以1億港元的代價賣給彙豐。後來，執掌恒生銀行30余年的董事局主席何善衡將失去銀行控制權一事引以爲終身遺憾，“整整哭了兩個晚上”。
自此，彙豐在香港零售銀行中再無敵手。在香港的分行數量從1960年的7家，在10年間發展到了100家。到了七十年代，香港地産業如日中天。而在這背後，彙豐同樣影響深遠。
1971年，沈弼升任彙豐總經理。這時的香港商界，華人企業家相繼崛起。比起喜歡安穩的英資，彙豐更喜歡賺錢能力強的華資公司，因而在“華洋爭霸戰”中扶持了大批華人企業家。
包玉剛就是受彙豐扶持，成爲一代船王。七十年代後期，趕上船運業大蕭條，一手把包玉剛推上船王之位的沈弼建議其放棄航運、投身房地産，並輔佐包玉剛拿下了九龍倉爭奪戰。
但沈弼真正青睐並傾力扶持的人，是日後在香港只手遮天的李嘉誠。尤其是1979年，和黃集團經營不善。而彙豐是和黃大股東，沈弼將將彙豐22.4%的控股權，半價售予李嘉誠。
在1980年，彙豐的香港可謂名副其實。比如彙豐分行開店數達250家。另外，香港衆多企業，如國泰航空、南華早報、香港廣播電視、海底隧道何環球航運等公司都有彙豐的影子。
1980年，沈弼在香港油塘灣爲第250家彙豐分行開張剪彩。
在1980年，彙豐的香港更加名副其實。國泰航空、南華早報、香港廣播電視公司、海底隧道等公司都有彙豐的影子，甚至在包玉剛的環球航運中也有彙豐的持股，最多時持股近50%。
沈弼曾對手下說過：兩條船，一條是同胞的，一條是外族人的。無論是誰的，我們肯定在那條更安全的船繼續行駛。此後，1993年彙豐趕在香港回歸前夕，把全球總部遷到了倫敦。
當時正值香港回歸之際，彙豐的這一舉動影響極壞。即便如此，中國還是敞開胸懷，在香港回歸後，並沒有對彙豐加以管制，甚至批准其成爲首批在浦東經營業務的外資銀行之一。
曆經幾十年耕耘，彙豐已經在香港紮下了根基，並擁有了最重要的立足之地。2020年，彙豐香港市場稅前利潤82.07億美元，同比下跌近四成，但依然貢獻了近整個集團94%的利潤。
此外，截至去年12月底，彙豐香港市場的客戶價值高達5315億美元，占比高達32%。相比之下，彙豐在英國、北美市場的客戶價值占比則分別爲30%、11%。這可謂“一城堪比一國”。
曾經那篇“著名”的香港小學生作文《李家的城》中寫道，“李嘉誠，名副其實，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但如果抽絲剝繭，這座擁有4000名億萬富翁的城市，不是李家的城，而是彙豐的城。
06 尾聲
在150多年的曆史長河中，彙豐曾經深度參與了中國曆史的發展進程。雖然這對中國引進現代金融和技術起到了促進作用，但也要看到對中國社會經濟和民族産業發展等造成的破壞。
可以說，自在香港創立以來，彙豐一直都是中國和西方之間最大的套利者，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那麽，彙豐爲什麽會聽美國的話？因爲一旦觸犯了美國的利益，美國會真罰、重罰。
但不同的是，在改革開放後，中國就向彙豐拆開了胸懷。如今，即便彙豐在國內聲名狼藉，中國也依然沒有下“逐客令”。這不是中國軟弱，而是抱著謙遜包容、開放學習的心態來對待。
從上海到香港，再從香港到倫敦，彙豐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那些英國海盜一樣，從來沒有歸屬感。我是誰？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這些一直是這個金融市場的“遊牧民族”的終極疑問。
目前，雖然90%以上業務依賴中國，但是利益關頭，彙豐從來不站在中國這一邊。比如美國軟禁孟晚舟，就是彙豐出賣了華爲信息。這說明爲了金錢和安全，彙豐可以隨時抛棄一切。
不過，彙豐內部強調忠誠和“專一”，過去如此、今天依然，已成爲它的一種文化傳統。但彙豐自始自終最重視的都是資本，一直在資本世界裏遊弋和厮殺，所謂文化傳統也不過是資本附庸。
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也有人說，彙豐銀行裏的每一分錢，都沾滿了中國人的斑斑血迹。或許彙豐絕不會承認，因爲不能指望它看到血而觸動？
而在資本市場上，也自有資本的博弈與對抗。2018年，中國平安花了近40億港元吸納了彙豐7.01%的股份，暗戳戳地以0.42%的微弱優勢，取代美國貝萊德集團成爲彙豐第一大股東。
中國平安上海浦東分行
後來由于貝萊德增持反超，中國平安又繼續加碼保持了彙豐第一大股東。對此，中國平安聯席CEO李原祥公開表示，“投資彙豐是純粹的財務投資，因爲對公司非常了解且分紅可觀。”
但申銀萬國分析師王雅媛曾撰文預言，“有朝一日，彙豐是中國的，你信不信？” 買入彙豐等于買入一半香港銀行業，銀行是香港命脈之一，要爭取這命脈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控制彙豐。
彙豐多年來一直都非常依賴香港市場。而似乎爲了“掙脫”香港，彙豐逐漸走向全球成爲國際銀行。然而，奈何西方國家對手實力強悍，而且認根尋源，彙豐在歐美地區的發展並不樂觀。
如今，基于中國百年大變局下及自身發展境況，彙豐又開始思考“回歸”中國市場。這是在主力撤離近六十多年後，彙豐再次計劃以新面貌出現在中國內地，並試圖走在其他外資銀行前面。
在中國浩瀚曆史進程中，若將彙豐比作華夏水土養成的“綠葉”。那它的根基沒有變，一直是中國。它的過去與中國息息相關，在未來亦如是。但彙豐將如何演繹自己的角色，還有待見證。
參考資料：
1.彙豐香江往事，AI財經社
2.彙豐帝國，劉詩平
3.彙豐銀行裏的每一分錢，都沾滿了中國人的斑斑血迹，酷玩實驗室
4.彙豐銀行往事：東西逢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飯統戴老板
5.彙豐墜落：世間已無“日不落”，钛禾産業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