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加坡開學較早，2020年1月8號，也是我結束2019-2020學年上學期的複旦最後一門考試的當晚，我就啓程來到了新加坡，作爲交換生，步入南洋理工校園，開啓新學期。
關于“效率”
在這裏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在新學期爲交換生開辦的orientation上，學校方面，展示了一組數據，這學期來自全球的交換生一共是1000多位，其中來自中國內地的是11位，其中我們複旦大學的是6位。但實際上，持有中國護照的交換生占比很大，我所在一個交換生微信群中，中國人超過百位；新加坡爲華人社會，對于在美國、澳洲、加拿大讀本科的中國籍本科生而言，也許算得上一個比較有吸引力的選擇。在後續的交往中，我所認識的朋友也表現出了對新加坡很大的好感：有訴求將一學期的交換延長爲一年的；有表現想要在研究生階段來新加坡進修的。對于這裏的管理和學校的行政效率，大部分認識的朋友都是非常贊賞的。
新加坡的效率，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我在這裏的校園郵箱裏，在超過工作時間的深夜裏，都會收到來自學校的信件，關于疫情，關于他們的措施。發郵件給學校，超過工作時間後，仍然會收到回複，在表面的一切照常之下，其實是時刻待命的行政團隊。“外松內緊”用來形容他們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截至目前，NTU的教職工和學生中共有9位被測出了陽性，學校會通知到每個人關于每一個病例的詳細情況，他們的感染原因，他們的現狀；其中的一部分，已經出院，在出院之後，學校也會給大家發郵件，通報他們已經得到了妥善的治療，並且已經出院，這種全方位的信息公開，也給了大家很大的信心，對我這一個初來乍到的交換生而言，我會真心的稱贊他們的學校的態度和效率。
他們中的大部分，其實並沒有來過學校，由于海外疫情的爆發，新加坡政府召回了在外的公民，這9位中的絕大多數是由于海外旅行史而招致感染的，據我所知，由于本地感染群而感染的僅有兩位。
在最近的兩天內，出了一個涉及到本地感染群的案例，小道消息剛出，學校隨後就正式通報了這個案例的詳情，可以說流言和正式的通告之間的時間差很短。他們快速封了該案例的活動範圍，食堂開始不能堂食，要打包回宿舍吃；宿管辦出了通告，告訴大家可以選擇退宿，並會補償住宿費；這一系列的舉措是非常之快的。
關于“口罩”
在疫情爆發的初期，其實可以很明顯的分出同胞和當地人。還和朋友開玩笑說：通過分析戴口罩的比例，便可以看出同胞的比例。
買口罩的路上是有閉門羹的，但幸好響應的速度快，在初期，我買到了50只口罩。我在這裏住學校的宿舍，住的是雙人間，我的舍友是新加坡人。我買到了口罩之後，和她說可以用我的口罩。她很禮貌地對我表示了感謝，但是也很直接對我說，口罩是生病人的人才需要戴的，她很健康，她不用戴。和當地同學的交流也讓我發現，對于戴不戴口罩這個問題上看，至少初期而言，他們不戴，很大程度上是發自內心的“覺得不用戴”。
不同的國情，不同的輿論環境，對人的行爲的影響是很大的。這邊的課程設置上很大的一塊是討論課，與當地同學面對面的交流，戴口罩對我而言其實反而需要很大的勇氣。
在寢室裏和舍友相處，我也會選擇在寢室外戴口罩，我也擔憂我的行爲會對她産生一定的心理壓力。讓一切照舊，讓每個人平靜一點，我想也是一種表現尊重的方式。
現在的我，所持有的觀點是：戴口罩更多的是一種個人的選擇。每個人的選擇都是出于個人邏輯和大環境之下的綜合判斷，不必有過分的道德批判。
關于“回國”
在這個學期，有一門的專業課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這節十幾個人的課，新加坡學生僅有5人，剩余的基本都是外來的交換生。在上一周的課程中，離開了4個荷蘭同學，2個英國同學，2個加拿大同學，是被他們的學校召回的。這給我留下了很深的疑窦，疫情告急的歐洲尤其英國，其情形會比新加坡來得更爲安全和穩定嗎？這也讓我思考很多，讓人感到安心和安全的，可能並不在于外部對這個地區或者國家的判斷，回到那個最令人熟悉的地方，對于個體來說，可能才是最安心的選擇。
就在今天，三位熟識的朋友要踏上回程的航班；家人的催促，自身對新加坡安全評估，這都是影響到他們決策的重要因素；最優的選擇似乎是無解的：機場感染的風險，新加坡的疫情會不會爆發，要不要順利的以正常的形式參與考試完成這個學期；在國內的家長對新加坡安全形勢的評估；這些因素的權重在每個人的心中都不一樣，選擇權在自己的手上。
剛剛和朋友通話，他定了今晚6點回廣州的機票，他問我應該走嗎？他很可愛的，他最擔心回國沒有每天一杯的星巴克。我私信不想讓他走，但只能和他說和媽媽商量一下。
吃好喝好學習好，保持冷靜。可能是我目前最應該做的了。
關于“朋友”
在兩個月中，認識了一個交往很深的朋友，她從武漢來到新加坡，而其本身在美國麻省的波士頓上學，這裏我稱她爲小T。
我和她在一開學就已認識；今年的除夕夜1月24日，正值周五；學校放三天假期。也就是在除夕夜前，武漢封城。小T在一開學就已經向我說明了，她來新加坡交換的意圖就是借助新加坡的地緣優勢可以回家過一次年，由于美國求學，她已經兩年沒有回家過年了。
很可惜，這也是第三個她無法回家度過的春節。
取消回國的計劃，對她而言，是一個不容易做的決定。于我而言，不回家過年，還帶著一種新奇，但于她而言，心情比我要複雜很多。親人位于疫情爆發的震中，回國期望的落空，微信微博負面信息的轟炸，對她而言並不好受。
我所在的南洋理工大學，在學期的中期有一次期中假，加上周末，爲期九天。由于春節無法完成回武漢的心願，也許期中假是一次機會。期中假是三月初開始放，她那時候想，給武漢一個月的時間，也許是夠的。
隨著國內疫情的發展，這個計劃，最後也落空了。漫長的九天，又是初來新加坡的興奮，我和小T，還有另外幾位中國朋友一起計劃要去周邊的國家的玩。在這群夥伴中，只有我是在中國上學的，其余的朋友分別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求學。
我們在這場疫情中，早期從我個人的觀感上看，敏感度不是很高，因爲在那時，新加坡的案例很少，周邊的亞洲國家的案例並不多，我們在這裏對于國內的關注度雖然很高，但是那種身處震中的感受其實不多，出門遊玩，到商場吃飯，仍然是照常的。
身處國外的經曆，也讓我感受到一種割裂；一方面，在國內的朋友親人都在隔離的時候，出門遊玩，讓我覺得我好像不夠“共情”，有一種愧疚感；另一方面，對于旅行，又有一種自然的渴望。
複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大三學生 宇欣
新民晚報記者張炯強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