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文集》弁言
唐茹經先生言：“編書之法，不外兩端，曰編年，曰分類。”乃式遵雅誨焉。大道未彰，仁義陵替，非一日也。先生仁義賢聖，文以明道，覺世牖民，懷抱慈願，立達推恩，無非救世愛人。先生之文，遺落亦非一日矣。苟世道人心日非，則淪失相噬無日矣。今天下望治，生民其蘇，而德義既在，未遺斯世；徑路雖紛歧日甚，然人道不息，皆足以起衰救弊，根治病源。此先生之文，所以經天地而緯日月，貫道德而明人倫，則大同之願，實非惘然。以故類編先生文章，編年分類而附加釋注，顔曰“唐文治文集”，所以繼絶學而正民心，彰聖心以開太平，道以文存，洪致皇極。是編之輯也，豈徒俎豆聖賢者哉！
唐先生(一八六五～一九五四)，諱文治，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江蘇太倉籍。清光緒十八年壬辰進士，累官至商部署理尚書，于國是商政，多所獻替。複曾周曆歐美日諸邦，考稽治政得失，提倡商務、實業、教育，以挽救國運于危難之際。嗣丁憂，服阕膺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監督；民國肇建，改稱南洋大學堂，旋稱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國立交通大學，主持校政十三年。至民國九年庚申，主持無錫國學專修館，後名無錫國學專門學院、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皆親主講席，無論授徒與撰述，皆貫以“正人心，救民命”之淑世主張，義無反顧。所造濟濟端士，皆日後中國人文學科之翹楚。
先生著作等身，其學術，一言以蔽之，曰“讀經救國”，本“性理學”爲體，“經學”爲用，“文章”則通鑰其間，三者同源共貫；于本心良知，一意經世淑民，于人心與文化之根本，開啓更生之內在動力；本推恩之王道，以成就聖人之極功，大同是盼。而且身處苦難深重之亂離之世，其“苦難學術”，愛國愛民之切，自不囿門戶，而博采貫通，既彙攝傳統精粹而雄視百代，複周鑒西法而知通方，以重現中華文化之莊嚴與活力。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其自任之重，形之于“道統”之自覺、繼承與開拓，其關懷民瘼之深摯，高瞻遠矚之卓識，所謂等百世之後者，“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先生體證之矣。一代純儒，接迹聖賢。時至今日，國魂之重鑄，猶待先生著述之重光，意義至重。
然先生論著傳世者甚富，而流布于不靖之時，未暇親訂全文，複多有披離，後人觀省研讀，頗爲不易。苟力所能及，則搜集整理，刻不容緩，否則時日流逝，更添來日文獻散佚之憂歎。是以整理先生遺篇，先之以文集編年校釋，繼之以經學、性理學、文章學等凡四種，完整呈現先生七十年治學之神髓。其不取影印原書之方便途徑，而甯肯耗用大量精力與時間以整理編次者，以原刻形態紛異之故，若以原版編影，其亥虎乖舛，徒添後來者之畏難與誤解。且各單品多有影印行世，則不煩叠瓦也。
先行整理文集者，蓋唐先生文章寄存一生心事，爲理解先生學術精神之基礎依據；其文集亦包羅先生思想、學術、文章、家庭、師友之全體，乃研究先生學行所必備者，更爲研究晚清、民國至開國時期之曆史、思想、學術、政治、社會、文教等領域提供極重要之一手數據。惟《茹經堂文集》內容經曆七十多年不同時期之流播，情況複雜。故先攻難，順流以下，則董理易爲功也。否則零碎散亂，漫無體統，甚者歪曲割裂，反大可哀。況先生極珍惜文字撰作，明言“余自十五六歲有知識以來，所作文字悉數存之”，而早歲就學南菁書院，已有編集之舉。至于先生經學、性理學、文章學專著之處理，則因文集而提供更可靠之線索。則文集之整理，于董理先生學術論著之全體，實屬當務之急。
本集以先生《茹經堂文集》《茹經堂奏議》《蓄艾編》《人格》《政治學大義》《國鑒》《軍箴》《國箴》《越句踐志》《演講錄》《茹經先生勸善小說》《英轺日記》《茹經先生自定義年譜》等十三種爲主，輔以散見報刊雜志之單篇，先生在世梓行傳世者，皆爲搜錄，爲之編年分類，校訂釋文，注明出處，俾可展卷按驗。綜核字數，已逾二百萬，大體已在，然滄海遺珠，補輯求全，亦在日程。但先理其大體，光揚先生論學議政、誨人陳情之要旨，殊屬關鍵。至于其日記、書信手稿之未刊于當時者，雖或見零碎輯錄，若非先生當日所欲公諸世者，則待往後搜輯爲補編。求端訊末，考而核之，編次先生遺文，必先整理見存者也。
先生精擅文章之學，其《茹經堂文集》一、二編與《茹經堂奏疏》皆手訂，其中體類編次，皆精心布置與安排，非率爾爲之。蓋文章之學，分體乃一大關鍵。惟原《茹經堂文集》六編，刊刻于不同時期，內容隨閱曆與時變而各有偏重。如第一編“家乘”，爲其他五編所無；六編體類各有分合。今就其已存之體類，稍加整齊。各類之中，統以年代爲序。獨于“家乘”，則遵先生遺意，以尊卑爲次，並補入“一編”刊成之後過世家人之墓志。分類與編年，乃此全新本文集之要項。至于校文，因先生《茹經堂文集》所有六編，皆惟一刊本流傳，未有重刊或別本。台北文海出版社于一九七〇年據以影印《茹經堂文集》《茹經堂奏疏》《英轺日記》《自定義年譜》，遂行于世；《民國叢書》所影印收錄者，亦同是本，未有歧異也。惟台北影印本因時忌而掩蔽部分內容，《民國叢書》本則有嚴重之缺漏，究屬遺憾。凡此于整理之際，皆隨文注明，並根據原刻本補足。凡引文，皆一一核對原典，注明出處。至于注釋，則采《自訂年譜》互證，或采先生《國文經緯貫通大義》之自評供參考，盡量以唐先生文字自證，避免歪曲失實；所涉及之人物與艱深文字，亦加注解。繼絕存亡，雖規規然求察索辨，微細不辭者，蓋不以小害大，全其本末，實事求是，總以保存先生文章大體爲宗旨。至于全書體統，詳列于“凡例”也。
黃賓虹先生《茹經堂圖》
唐先生著作之全面整理，自二〇〇一年始。陳國明博士于香港各大專院校圖書館搜集文獻；歐陽豔華博士往來中國台灣、韓國之圖書館與書肆，補充增訂，輸入審校；何潔瑩博士複搜輯精校。皆道義自任，不辭勞苦，但盡學術承傳之責，思之可感。逮二〇〇八年，時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七編輯室主任之童力軍先生，有整理先生《十三經讀本》之邀，高義隆情，遂萌梓行其全集之意，故重加整理，以期先生之所有著述得以面世。學緣所及，二〇一四年中複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編輯室常德榮先生之鼎力襄助，提供大量先生遺文之專業信息，爲先生遺文之整理提上日程，不辭勞苦，品德之純，精誠可嘉；見地之正，深可感佩。出版遂可得而確定焉。遂誠邀精粹學子，參與董理。張濤博士乃于上海從事《茹經堂奏議》《英轺日記》之初役，吳昊于北京幫助校理，黃生耀岷、張生婉穎等襄助，寒暑無間，皆真誠付出，不計利害，于當今急功近利之世，實屬鳳毛麟角，由衷銘感也。以此深信中國文化之必光大于新一代者，斷無疑也。國光則反複總校，往往日旰忘食，夜則伏案至辰星啓旦，檢閱蓃討之艱難，有非文字所能宣其萬一者。惟绠短汲深，諸不當處，皆國光谫陋梼昧所致。惟竊念得爲先生擁篲清道，意亦天之厚赉也，敢不勉耶！
篇端須揭者，乃上海古籍出版社高社長克勤先生，精誠純粹，支持無間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奚彤雲副總編，善良有才，多方襄助，至于盡善，是皆學術之純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編輯室及相關部門之同仁推薦本書申請“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及“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圖書出版資助”，並成功獲批。北京清華大學曆史系與經學研究院院長彭林教授、台灣大學前文學院院長葉國良教授，爲唐先生遺集之董理面世，俱在百忙之際，提供極重要支持，古道熱腸，百拜感激。台灣中研院林慶彰教授、蔣秋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李啓文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主任鄧立光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梁秉賦博士、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吳飛教授，皆純粹儒者，關懷指正，誠懇無隔；足征學術道義，無分畛域，俱懷美善之願而比肩奮進焉。
先師蘇文擢教授，無錫國專畢業者也，歸道山二十載矣！國光之所以得聞唐先生學術，乃因文擢師之誨谕。本集之得以梓行，茹經先生汲汲于“正人心，救民命”之慈願，得以煥發于今時，信乎乃集諸善緣之碩果。文運興伏，皆在善念之際，幾微之間。先生一生以“國文”倡，因文明道，是編之成，體統有在，先哲猷诰，得以饷世而垂諸後，是天之未喪斯文，華夏學術義命，自必發揚光大。聖道大明，人道恢張，于是基之。心哉美矣！文集雲乎哉！俎豆雲乎哉！
鄧國光 學 丁酉春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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