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內容由公衆號 半導體行業觀察 (ID:icbank)轉載自「澎湃新聞」，謝謝。
澎湃新聞記者 盧夢君
“愛國是要付出代價的。”張汝京對著我說了好幾遍。
他穿著芯恩的工裝外套，以夾雜著英文專有名詞和略帶台灣口音的普通話在辦公室和我對談了兩個小時。
芯恩（青島）集成電路有限公司是年過七旬的張汝京再一次的創業。此前，他已經在中國大陸建起集成電路制造企業中芯國際、大硅片研發生産企業新昇半導體，這兩次創業使他注定要在中國的工業史上留名。
2018年5月18日，山東青島西海岸新區中德生態園，芯恩（青島）集成電路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汝京在開工儀式上致辭。（ IC資料圖）
但張汝京還想要再填補一個大陸集成電路産業的空白——建起一家先進的IDM企業。
青島黃島的5月上旬，正是季節交替，這裏的天氣就好像是現實的隱喻。
海上吹來的風還帶著料峭，但正午的太陽會消解寒意。對張汝京來說，創業挫折也不過是生命中的漣漪，對一個有信仰的人來說不足爲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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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0日，中芯國際以一紙公告宣布其主要創始人張汝京的離開。
2000年的炙熱夏天，中芯國際在上海張江打下第一根樁，經曆飛速擴張和技術升級，到2009年已在上海、天津、北京、深圳擁有多座晶圓代工廠，並托管經營成都成芯和武漢新芯的生産線，芯片加工技術從最初的0.35微米推進至45納米。
在國外“瓦森納協議”的捆綁，以及國內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下，中國大陸的集成電路産業走得步履蹒跚，“908”和“909”兩個“中國芯”工程均陷入困憂中。
從建設之初便確立獨立性、國際化路線的中芯國際讓人們看到了希望，也再度證明了張汝京的運營能力。
但他告訴我，離開中芯國際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落”。因爲台積電發起的專利官司，他的離職是雙方達成和解的條件之一。
“我們的工程師犯了錯，我不知道。一查，真的做了不該做的，那還有什麽好打的？就和解，和解的條件是要我離開。”張汝京說。
此時距離他回國做事，已過去12年。
在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之間，張汝京走了一個循環。他的創業之路，也和三地纏繞糾葛。
1948年，張汝京在江蘇南京出生，次年1月隨父母遷居台灣。他的父親是當時有名的煉鋼專家。
上世紀30年代，張汝京的父親張錫倫從中國第一所礦業高等學府焦作工學院畢業，隨後進入上海的一家煉鋼廠工作。
中芯國際創始團隊核心成員謝志峰在《芯事》一書中寫道，抗戰爆發後，張錫倫隨著上海工業的西遷到了重慶，其所工作的煉鋼廠被編入了兵工廠。戰火中，張錫倫先生指揮煉鋼，劉佩金女士（張汝京的母親）鑽研火藥，爲前方源源不斷地輸送抗戰物資。
1970年，張汝京從台灣大學畢業，獲機械工程學士學位，又留學美國，獲得了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大學的工程科學碩士和南衛理公會大學電子工程博士學位。
張汝京的愛國情結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播種、成長。之後的職業生涯中，他聽從父親的囑咐要回大陸建廠，一直尋找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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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9歲的張汝京入職美國半導體巨頭德州儀器（TI），沒多久就加入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集成電路的發明人傑克.基爾比（Jack Kilby）的團隊。
他從研發工程師做起，經曆8年的研發職業生涯後開始負責運營，成功主持了TI在美國、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中國台灣地區10座半導體工廠的建設和運營，成了名副其實的“建廠高手”。
多年後，張汝京談起，受父親影響，他從小就喜歡呆在工廠裏，看工人工作，學習動手做，他喜歡裏面的生活。
張汝京很早就有到大陸建設集成電路制造工廠的想法。
《芯事》披露，1989年，TI在多重評估後決定在中國台灣建廠，當時張汝京便想招聘大陸的工程師到台灣培訓，以便未來建廠時解決人才難題。由于台灣當局不允許，張汝京只能作罷。
1992年至1994年，張汝京在新加坡建設芯片廠，在得到新加坡政府允許後，他們在大陸前後招聘了約300人加入TECH新加坡工廠，後來中芯國際成立時有數十人追隨他到上海投身建設。
1995年，他受老領導邵子凡博士的委托回到大陸作演講。了解到貴州地區的貧困學生狀況後，他在貴州正安縣碧峰鄉捐贈了平生第一所希望小學，此後又陸續在貴州、雲南、四川、甘肅等地捐贈了約20所希望小學。
1997年，張汝京申請從TI提前退休，這是他歸國創業的起點。
他先是到無錫參與華潤上華（原名華晶上華）的建設。
華潤上華開中國大陸晶圓代工模式先河，同樣從美國學成歸國的台籍人士陳正宇博士是華潤上華的董事長。張汝京擔任首任總經理，並帶領一個團隊開發0.5微米芯片産品。
作爲“908工程”代表作的無錫華晶一直未能實現良性發展，最終由香港上華半導體對其重組，這才有了陳正宇和張汝京的合作。
這次嘗試十分短暫。
“快要成功的時候，大概是1998年2月初的一個晚上，中華開發的好朋友打電話過來說，‘Richard（張汝京的英文名），你要馬上回來，李登輝開始要罰中華開發了。’”張汝京回憶。
1996年獲得連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台獨”傾向其時正逐漸顯露。
當時，張汝京身兼台灣中華開發的員工和華潤上華總經理，他不得不回到台灣，轉而參與中華開發投資的世大半導體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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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成立僅3年的世大半導體實現盈利，作爲總經理的張汝京和他們的團隊功不可沒。
此時的世大也迎來了台灣兩家更資深的半導體工廠——台積電和聯華電子的競購，最終以50億美元作價賣給了台積電。這一並購更加穩固了台積電作爲台灣第一代工廠的地位。
張汝京請我一定要幫他澄清一件事情。在諸多報道中，這次並購被認爲是在完全沒有知會他的情況下完成，但事實並非如此。
“我從頭到尾參與了並購的討論。聯電、台積電幾次派人來做盡職調查，我跟他們談，合並以後讓我們到大陸來設廠，他們好像都比較支持，我是支持並購的。”張汝京說。
只是商定並購價格時他沒有參與，時任中華開發總經理胡定吾負責了和對方的談判。
這次並購是張汝京和張忠謀的第二次交集。
在TI，張忠謀曾是張汝京的大老板。1958年入職TI的張忠謀，經過十余年奮鬥成爲公司的第三號人物。1987年，已是台灣工研院院長的張忠謀創辦以晶圓代工模式著稱的台積電。
張汝京說，並購完成後，他向張忠謀先生提出讓他到大陸去，後者沒有表態。
彼時，一些想要到大陸去做事的半導體業內人士都受到了台灣當局的限制。
張汝京心想，等李登輝下台，或許還要等陳水扁下台（陳水扁在2000年贏得大選，5月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那得等到什麽時候才能去大陸？于是他賣掉台積電的股票，決定先行北上。
2000年4月，他帶著300多位來自台灣和100多位來自美歐日韓等地的人才團隊，加上陳立武先生、徐大麟博士等投資人的支持，與王陽元院士等人創辦中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趁著行業低谷期，張汝京充分利用其資源和優勢，購入大量低價二手設備，布置了3條8寸産線。
2003年中芯國際第二次募資後，張汝京一方面在北京投資建設12英寸晶圓廠，一方面以低價購入摩托羅拉在天津的8英寸工廠。
不到四年時間，中芯國際擁有了4個8英寸廠、1個12英寸廠，速度史無前例。
蘇飛龍在《股權戰爭》一書中寫道，一條8英寸芯片生産線要耗資數億美元，一條12英寸生産線要耗資近10億美元，更別說多條生産線同時開建了。中芯國際的投資規模，使其産能得以迅速進入全球半導體代工行業的前三甲，僅次于中國台灣的台積電及台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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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國際快速擴張的同時，也是台灣當局想方設法阻撓張汝京的過程。
“陳水扁天天罰我。”張汝京說。
中芯國際成立後，陳水扁以未經相關部門許可到大陸上海投資爲由罰他500萬元台幣；收購天津摩托羅拉工廠後，又罰500萬元；投資北京12寸廠後，再罰500萬元。
後來台灣當局幹脆把張汝京的名字列入通緝名單，逼得他當時只得宣布放棄“台灣護照”，然而又被拒絕。
直到2007年3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對張汝京投資一事做出判決，撤銷台灣“經濟部”處罰決定。
微電子産業從來不是自由競爭。
同作爲代工廠的中芯國際和張忠謀的台積電構成了直接競爭關系，中芯國際創立初期的大量人才歸隊和工藝流程相似，則給雙方的訴訟埋下了伏筆。
2003年12月，台積電及其北美子公司向美國加州聯邦地方法院提交訴訟狀，起訴中芯國際侵犯專利權及竊取商業秘密。
台積電申請對中芯國際實施禁制令處分及賠償財務損失，起訴對象包括中芯國際在上海及美國的子公司。此時正值中芯國際赴美上市敏感期。
2005年1月雙方達成庭外和解，根據和解協議，中芯國際賠償台積電1.75億美元。
2006年8月，台積電再次以中芯國際不遵守和解協議爲由，將其告上法庭，指責中芯國際在最新的0.13微米工藝中使用了台積電技術。對此，中芯國際在中國北京和美國加州展開了反訴。
這場官司持續3年。2009年11月3日，加州法院判決中芯國際敗訴，中芯國際不得不重新尋求和台積電的和解。
11月10日，中芯國際公告了與台積電的和解方案，包括向台積電支付2億美元現金和10%的中芯國際股份。緊隨其後又公告了張汝京因“個人原因”辭去執行董事、總裁、CEO等職務。
對張汝京來說，不論是之前離開台灣的世大還是之後離開上海的新昇，都是“自願”移交。
只有2009年的這次離開是人生起落的“落”。
之後，張汝京先是創立昇瑞光電，從事LED燈開發、設計、制造，2014年把昇瑞轉讓給合夥人之後，又創立上海新昇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承擔“02專項”（極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裝備與成套工藝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中的“40-28納米集成電路制造用300毫米硅片”項目，從事高端大硅片研發制造。
在大硅片量産後，2017年6月，因爲股權轉移，時任新昇半導體董事長王福祥和總經理張汝京同時去職，但兩人保留董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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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國際的成功有多重因素，企業和政府的默契配合，創業團隊、地方官員和投資人的攜手努力，還有政策、輿論環境的支持。一些人的名字也由此閃亮。
張汝京的人脈和運營能力，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爲一定程度上繞開國外的技術封鎖，中芯國際走國際化、國內外合資的路線。
《股權戰爭》詳細記載道，2000年4月，張汝京在開曼群島設立“中芯國際”，並以此爲平台募集資金，再以外商投資的身份在上海設廠。
首批投資人中，有來自美國的高盛、華登國際，有來自中國台灣的漢鼎亞太，有來自新加坡的祥峰投資，還有中國政府背景的上海實業、北大青鳥等等。
中芯國際首期募資約10億美元，募資完成後共計有16名股東，股權非常分散，即使是作爲大股東的上海實業，也不過持股12％左右，而張汝京本人和團隊的持股還不足4％。
如今，截至2018年年末，中芯國際的第一大股東是國企大唐電信（17.06%），第二大股東是成立于2014年的國家集成電路産業基金（15.82%）。這是後話。
此外，爲了取得從美國進口設備的出口許可，身爲基督徒的張汝京前往美國四處遊說，並且找齊了全美五大教會爲他做人格背書，擔保他所說的話都誠實可信，還承諾中芯國際的産品一定只用于商業用途，不會用于軍事用途。最後美國才出具了出口許可。
“在上海的時候有一位領導跟我說，張博士你們做的這個項目沒有人做過，你往前走的時候到處都是地雷，你停下不走嗎？沒關系，我們繞著走。”張汝京把這番話轉述給我聽。
他說自己每天都在面臨挑戰和困難，盡力克服，實在無法克服，就繞開它繼續向前。
加入中芯國際的人才來自全世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芯事》中提到的細節，也能夠說明張汝京凝聚起團隊的魅力所在。
中芯國際建廠時，擔心同事經驗不足，張汝京事事親力親爲，初期每天在廠裏巡視數次，每次要花約兩小時。開工第一天，他帶領高層主管到無塵室，親自用專用清潔工具，蹲在地上擦地板。
在建設過程中，張汝京帶著妻兒從美國遷往上海定居，母親劉佩金也前往上海（張錫倫已于1997年仙逝）。在其感召下，中芯國際的員工家屬也大多支持家人投身上海基地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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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衆多關于張汝京的文章中，行業評論家莫大康的這句話最是客觀和貼切。
他說，在産業發展的關鍵時刻，張汝京總是毅然出山。
中芯國際的創立打破集成電路代工世界格局，新昇半導體結束大陸零大硅片曆史。而創立芯恩，張汝京希望能實現另一未酬壯志。
2018年5月，由青島西海岸新區、青島澳柯瑪控股有限公司與張汝京團隊共同建設，芯恩落戶西海岸新區中德生態園。
張汝京希望將海外成功的IDM模式（集芯片設計、制造、封測等多個環節于一體）引入國內，打造全新的CIDM模式。“C”即Commune，共享、共有。
“Foundry做代工服務，IDM做産品。國內最缺的，其實大家都知道是IDM，但是IDM很難做起來。”
他解釋道，大的IDM公司，如德州儀器、英特爾、東芝、意法半導體、恩智浦、安華高，設計工程師團隊都有數千人規模。中國的設計工程師遠遠不夠，所以共享共有的重點就是要邀請設計公司加入。
芯恩的創業注定也是被挑戰和質疑的。
爲此，張汝京得花上不少時間和精力來讓人理解什麽是IDM、中國爲什麽需要IDM。
在越來越以國家意志推進的集成電路産業發展中，他還要打消政府對于芯恩是否會影響産業布局、加劇內部競爭的擔憂。
爲了建立人才梯隊，張汝京除了召回散居海外的昔日親密戰友、“老師傅”們，還擔任青島大學微納技術學院終身名譽院長，給本科生上課。
張汝京說教書給他帶來快樂，他也願意向學生分享工業界最新的進展和需求。在他看來，自己培養半導體人才，比從海外招募人才顯得更爲迫切。
一邊付出辛勞和代價一邊還要堅持創業，如何做得到？
張汝京的答案是因爲上帝的呼召和祖國的呼喚，“何況回國來服務本來就是我喜歡做的。”
“IDM才是更好的模式，現在就該去做”
說起世界範圍內的芯片制造工廠和制造工藝，張汝京如數家珍。作爲“建廠高手”，他對集成電路産業積累的觀察和思考，是他每一次創業時的法寶。
1997年，張汝京從工作了20年的美國德州儀器提前退休，回國創業。他先後建起台灣世大半導體、中芯國際、上海新昇半導體等，又因不同原因離開。
中芯國際的創立打破集成電路代工世界格局，新昇半導體結束大陸零大硅片曆史。張汝京的能力一再得以證明，他對振興中國工業的熱忱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2018年，中國進口3121億美元芯片，已經是全球最大集成電路消費市場，然而只大還不夠強，核心技術缺乏，産業鏈不完整。
從去年的中興事件、普華事件，到日前華爲及其關聯企業被列入美方管制“實體清單”，國人逐漸認識到中美貿易摩擦的實質，也越來越迫切希望中國能夠擺脫“缺芯少魂”的困境。
張汝京似乎也總在自覺分擔國家的使命。
去年，由青島西海岸新區、青島澳柯瑪控股有限公司與張汝京團隊共同建設的芯恩（青島）集成電路有限公司在青島中德生態園落戶，總投資額約180億元。
這一次，張汝京希望將海外成功的IDM模式（集芯片設計、制造、封測等多個環節于一體）引入國內，打造全新的CIDM模式。“C”即Commune，共享、共有。
今年5月，張汝京在位于中德生態園的辦公室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詳細闡述了他在青島打造CIDM的原因和他對集成電路産業的思考。
張汝京在位于青島中德生態園的辦公室。 澎湃新聞記者 盧夢君 攝
CIDM的重點就是要邀請設計公司來共享共有
澎湃新聞：CIDM作爲一種新模式探索有什麽特別之處？爲什麽要在中國做CIDM？
張汝京：中國早期在集成電路方面做得不錯，和世界先進水平幾乎並駕齊驅，但“文革”時遇到了一些大的挫折。其他國家突飛猛進，中國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文革”結束時我們的集成電路技術已經落後了十幾、二十年。
1980-1990年間，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召，要到中國大陸爲集成電路技術和産業做貢獻。
那時，大陸有幾百家設計公司，做得還可以的不到一百家，這些設計公司都要到海外去流片。所以我們回來後的第一件事是要把Foundry（芯片代工工廠）做起來。
代工是在台灣被驗證過的模式，台灣的Foundry帶動了很多好的設計公司。現在中芯國際已經很成功，國內的設計公司也有了一千多家，做得不錯的也有好幾百家，代工模式算是成功了，可以繼續茁壯。
第一次我們做了Foundry，第二次做了大硅片，這兩個做好以後都交給了別人經營。目前國內最缺的，其實大家都知道是IDM，但是IDM很難做。
有很多特殊的半導體産品適用IDM而不是代工模式，也就是從設計、制造、封裝到做成産品，由一家公司完成。
很多模擬器件是沒有代工工廠（集成代工制造）適合做成的。譬如5G通訊中用到的氮化镓（GaN），這種高功率芯片做得好的有Skyworks（思佳訊）、Qorvo、Sumitomo（住友）、Murata（村田）、NXP（恩智浦）、AVAGO（安華高）等，都是IDM公司。
IDM裏面最難的是設計。國內除了華爲海思、紫光展銳等，其他設計公司都比較小。但是大的IDM公司，像德州儀器、英特爾、東芝、意法半導體、恩智浦、安華高等的設計團隊都是好幾千人的規模，很強。
我們要做IDM，最好要有一千人以上的設計工程師團隊，一開始幾乎不可能。所以我們成立CIDM，C就是Commune，共享共有，重點就是要邀請設計公司過來加入。
我們現在有從美國、韓國、歐洲、中國台灣過來的設計公司，還有大陸自己的設計公司。這些公司有的大有的小，平均下來每家約有四五十人，集合三十家左右，這樣我們就有了上千名設計工程師，設計能力一下子得到大幅提升。
澎湃新聞：設計公司爲什麽願意跟你們合作？
張汝京：模擬器件和數字器件不一樣。數字器件的敏感度一般來說不那麽高，它追求摩爾定律，要求線寬越來越小、功耗越來越少、成本越來越低，而單位面積上晶體管的數目要越來越多，它需要最先進的工藝和技術。
模擬器件則非常敏感，只要一個參數有變化，整體功能就會改變很多。譬如裏面的一個電容或電感就要這麽大，稍微高一點、低一點效果就會差很多。所以模擬器件喜歡有一條專門爲它服務的生産線。
混合信號、模擬和功率半導體器件都不需要使用7納米、14納米的工藝，它需要的是穩定性和可靠性，我們正好提供這樣的功能，對它的工藝流程進行量身定做，所以很多設計公司願意找我們合作。
經營團隊如果忽略開發新的産品和技術，有近利但有遠憂
澎湃新聞：很多人稱贊韓國模式和三星的逆周期投資，中芯國際也有過逆周期投資，但報表上的虧損還是讓投資人信心大減。您會希望投資人更多一些耐心嗎？
張汝京：三星一開始就是IDM，它可以根據市場反應，設計生産芯片供給市場。它一直專注做存儲器，這樣的産品適合IDM，不管是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或者Flash（閃存），它都做得很成功。
三星技術再好，很多競爭對手也不放心把代工業務給它。高通、博通這些和三星有競爭關系的公司都是找專業代工廠生産，所以台積電是代工廠中的第一名。
中芯國際比台積電晚了很多年，急起直追，追得不錯的時候就碰到了台積電的法律訴訟，弄到筋疲力盡。
中芯國際一開始做的3條8寸線是賺錢的，機會很好，但是一做到12寸廠，盡管現金流是正的，但折舊太重，就顯得不賺錢了。等到折舊結束，第八年就又開始賺錢了。
其實董事會討論了很久。我也知道12寸線上馬後持續的研發和設備投入會帶來很大壓力，我們就從賺錢變成不賺錢了。但是爲了國家使命，我答應了。
台積電在前幾年也是不賺錢的，等大家關注它的時候，已經是十幾年後。不能拿小學生跟大學生比，他還沒有成長，等他成長到大學生，說不定更厲害。
至于投資人，很多投資人既不是策略投資也不是爲了國家情懷來投資，是爲了賺錢來投資。但是他也要了解，賺錢有很多種方法，一個是等股票上市，一個是通過長期盈利賺錢。如果兩種都要的話，那就需要有耐心。
經營團隊如果受到大股東影響，努力的目標是爲了賺錢而忽略開發新的産品和技術，其實是有近利但有遠憂。
澎湃新聞：在和政府、投資人、管理團隊各方協調時，感覺最難打交道的是誰？
張汝京：政府部門有時分不太清楚Foundry和IDM，有些人覺得已經有了代工廠，爲什麽你們還要做IDM？
跟芯片行業的主管單位去解釋說明什麽是IDM，爲什麽中國需要IDM，這個要花很多的時間。要一點一點讓領導明白，我們不是做代工的Foundry，我們是IDM，是做産品的。
還有一些人會擔心，你現在成立了新公司會不會挖我的人？
我們這次盡量從海外找人，但是如果有的人曾經在某家公司服務，後來離開了，離開一段時間後他選擇加入我們，我們也是歡迎的。希望不要在人才引進上造成誤會。
在中芯國際的時候，我們第一次就帶了400多位海外工程師過來，其中大概300位從台灣來，100位從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其他地方來。這些人來了以後，趕快請他們培訓國內的團隊，每個師傅要教兩個學生，甚至教到4個學生，這樣很快能把人培養起來。現在國內做半導體的人，很多是中芯國際培養出來的。
我們做CIDM，國內沒有多少人做過，我們還是從海外找人。現在從海外來了80多人，但還是不夠，我們就從國內找年輕人來受訓，也跟青島大學、山東大學、青島科技大學等合作，請學校一起栽培人才。
至于資金，它有一個跟投效應，有人開始投了，大家都投。如果一開始沒有人投，大家都觀望。所以現在資金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開放性很重要
澎湃新聞：大陸集成電路企業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和北京，武漢因爲長江存儲另辟一塊，爲什麽芯恩會選擇青島？
張汝京：IDM在青島是相當合適的，因爲青島有很大的智能家電産能，需要很多芯片。現在這些企業都在外面買通用芯片，如果跟我們合作，我們可以量身定做，它的需求量大，我們也好生産。海爾、海信、澳柯瑪、歌爾聲學，特來電等，還有一些新能源汽車的廠都在山東這一帶，我們可以直接爲它們服務。
有人說，芯片很小，運輸成本很低。這是對的，但是IDM公司的設計部門、生産部門應該和客戶有密切聯系，和客戶近的話有問題可以隨時討論，這不是在省運費，而是在提高效率和可靠性。
澎湃新聞：青島跟上海比，對于一流人才的吸引力會不會弱一點？
張汝京：不一定。有的人喜歡大城市、熱鬧，那就會選擇上海，有人喜歡安靜、氣候環境舒適，就會喜歡青島。
代工廠落在上海、北京、珠三角有它的優勢，因爲它的客戶，也就是設計公司都在這些地區。但是青島有很多IDM的終端客戶，所以IDM公司放在這裏是很恰當的。
舉個例子，美國做存儲器最大的公司美光，在愛達荷州博伊西，從地圖上看是荒郊野外。愛達荷州是個農業州，除了美光沒什麽其他工業科技，爲什麽美光相當成功而且做到這麽大？
這個地方完全是鄉下景色，有的人不願意去，但有的人去了以後喜歡得不得了，他就不搬走了，所以美光累積的都是這種喜歡那裏的工程師。人才穩定了，研發、生産都獲益。
其實一個人再聰明，更重要的是經驗的累積，如果這個人聰明但工作上跳來跳去，反而不容易掌握真正生産上的技巧。在愛達荷州博伊西的工程師們很穩定，經驗的積累讓他們把DRAM做成世界一流。
愛達荷州博伊西並不在硅谷，是在一個相當于國內的蘭州的地方。他們那最多的是土豆，然後把土豆做成potato chip（土豆片）。所以當地人開玩笑說We still make chips, now IC chips（我們依然産出“片”，現在是芯片）。
美國的芯片制造工廠其實很分散。所以不一定是選址的問題，只是看你怎樣經營、管理，把人才穩定，栽培新人更重要。美光就是IDM公司，客戶也包括自己的存儲條部門。IDM並不需要靠近別的設計公司，靠近産品終端用戶更有利。
有人說項目、技術要集中，這也是有風險的。從戰略安全的角度考量，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是有風險的。
澎湃新聞：現在對于中國的集成電路産業而言已經是比較好的輿論和政策環境了，從中央到地方支持力度都很大，您認爲政府的支持還欠缺什麽？在芯恩的創業過程中，是否碰到過制度、政策上的難題？
張汝京：最好是要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開放性。還要公平，最好不要只對某幾家有補貼。很多政策是這樣的，當政府覺得你比較成功了，就支持你，減少投資風險；剛剛起來的，他就不一定給予支持。
政策上一定要鼓勵創新。像現在大力支持代工企業，IDM卻沒有什麽政策支持，這是一個創新模式，可以考慮支持。
其實IDM才是中國最需要的路子，只是很難做。以前沒有這個條件，現在有條件了我們應該去做。
全世界代工做到第一的台積電，它的毛利率不到50%，好一點的時候能做到50%多一點。我的老東家TI是IDM模式的公司，它的産量和體量都比台積電少，生産工藝大多是0.18微米至40納米，但它的設計能力非常強，開發産品的能力非常強，2018年它的毛利率超過65%。爲什麽它的利潤更高呢？因爲産品的利潤高。
美日韓和中國台灣各有優勢，大陸都要學
澎湃新聞：您認爲美國、韓國、日本，包括中國台灣各自的差異化優勢是什麽？值得大陸學習和借鑒的是什麽？
張汝京：美國非常強調創新，最新的idea基本上都是美國人先發明的。
日本很容易吸收美國這些好的idea，把它開發成産品，美國對它也不設限，日本把科技商業化的能力很強。
歐洲比較均勻，既有創新，也有生産開發能力，也可以進行量産。歐洲有很好的工業制造基礎，譬如汽車業。汽車裏面用到大量芯片，所以歐洲在MCU（微控制單元）、IGBT（絕緣柵雙極型晶體管）、PMIC（電源管理芯片）等做得非常好。
韓國、日本，中國台灣和大陸在量産方面做得很好。也有創新，只是基礎科技沒有像美國這麽強。
韓國人擅長做存儲器，最近在先進數字技術上急起直追。日本被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壓制，結果轉去做半導體材料，材料和設備都做得最好，IDM公司也很強。台灣不太做材料，也不太做存儲器，在代工上做得最好。中國大陸在産品應用上有獨到之處。例如5G、電網、動車上都首屈一指。
中國大陸應該學哪一家？我認爲都要學，因爲中國很大，我們要把幾個地方的優點都學來。
澎湃新聞：台灣走上代工道路，您認爲是一種偶然還是必然？
張汝京：我覺得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是環境造成的。
台灣最早都是IDM公司，他們把多出來的産能幫人家流片。台灣第一家集成電路公司聯華電子就是IDM，台灣覺得聯電不錯，所以請張忠謀先生再去做個台積電。張忠謀先生發現當年IDM很難做，那個時候台灣哪有那麽多設計工程師，當時也沒有人推廣CIDM這個模式，他專注于做Foundry，成功了。聯電發現Foundry這麽賺錢，如果還做IDM就沒有辦法跟台積電競爭，當時聯電把設計部門剝離出去，專心做代工，也很成功。
創業過程中的波折，把它當作一個漣漪
澎湃新聞：您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上，家人怎麽看？
張汝京：我媽媽是非常支持我們回國來奉獻的，我太太也很支持，所以我到大陸來工作的時候，家裏頭都是我太太在扶老攜幼。我到大陸來兩年後，我太太帶著老母親和兒子到大陸來全家團聚。
澎湃新聞：會覺得對家人有所虧欠嗎？
張汝京：總是會有一點虧欠。但如果我不做這個事情，對上帝的虧欠更多，所以家裏人也能夠理解。我做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使命，使命本來就要付出。
澎湃新聞：您這20多年一直在創業，創業是複雜並且艱巨的，支持這種長期付出的動力是什麽？
張汝京：其實是上帝的呼召，祖國需要的呼喚，讓我們團隊願意義無反顧來共襄盛舉。
澎湃新聞：在創業過程中有沒有感覺特別受傷或者遺憾的時候？
張汝京：沒什麽遺憾。在創業過程中有很多的波折，把它當作小水花、一個漣漪，在永恒裏面這都可以忽略。
有人說我三起三落。真正的“落”是中芯國際跟台積電打官司，我們的工程師犯了錯，我不知道。一查，真的做了，那還有什麽好打的？就和解。和解的條件是要我離開，這個是“落”。
澎湃新聞：所以只有一次“落”就是中芯國際的專利官司。
張汝京：那真的是被強迫離開的，其他基本上是我們自己願意離開。離開以後繼續實現我們的中國“芯”，有了好的機會，就回來做IDM不是挺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