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兩個有趣的現象正在各地鄉村同時發生：村民上樓和居民下樓。
村民“洗腳上樓”，指的是在村莊改造、鄉村住房改善更新的過程中，村民從小、散、亂的宅基裏搬出來，搬進政府統一規劃建造的社區；與此同時，不少城市居民卻厭倦了鋼筋叢林，主動放棄喧囂的都市生活，“隱居”在鄉村，讓自己的雙腳沾上泥、接上地氣，樂此不疲地成爲“新村民”。
鄉村，似乎成了“裏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進來”的一座圍城。不過，采菊東籬下的人多了，悠然見的就不一定是南山，而是各種實打實的問題——“新村民”和原住民的習慣、理念、需求不盡相同，各種各樣的矛盾不可避免。
有的“新村民”住到鄉下後想“豐年留客足雞豚”，養起了雞鴨，殊不知本地原住民早已禁養；“新村民”租了農宅後發現其他村民可以旁若無人地走進他的院子；原住民發現村子知名度上去了，想漲房租，“新村民”不同意……處理這些矛盾，考驗著基層治理者的智慧。
上海西部，青浦區金澤鎮的一些村子裏，住了不少“新村民”。尤其是岑蔔村，數年前便已是“網紅村”，如今村子裏已有55戶新村民，是上海最早形成新村民群體的村落。這些村子是怎麽解決新老村民融合的問題的？“新村民”去鄉下“隱居”要注意什麽？如何探索兼顧新老村民訴求的議事協調機制？
魏增雄 攝
“好生態的吸引力太大了”
“你到了金澤鎮龔都村之後，沿著蓮龔路從北面過來，有一個不起眼的斜坡，比較陡，但車可以往下開的，我家就住在那兒。注意別過小橋，再往前就是太浦河了。”日前，得知記者要去采訪，50歲的陳工（化名）熱心地錄了一個小視頻給記者指路。要不是因爲有這個指路小視頻，陳工家真的很難找——宅前是一條寬闊的小河，屋後是一片茂盛的香樟樹林，通往宅子的路口隱藏在一個小斜坡之下，“隱居”得非常徹底。
陳工是11年前開啓在龔都村的“隱居”生涯的。他是一個建築設計師，很早就實現了財務自由，本來在錢塘江邊“隱居”，後來因要照顧在上海的年邁父母，就選擇搬到上海最西端的龔都村，近兩年把市區的父母也接到鄉下一起住。“看看樹，玩玩水，騎騎車，每天都是睡到自然醒、醒到自然睡。最近10年，我去上海市區住的天數不超過5天。在這裏，早上能聽見各種各樣的鳥叫聲，晚上擡頭能看到星星，很惬意。”
鄉村“隱居者”，大多有“隨性”、“佛系”的性格，陳工也不例外，他和龔都村結緣的過程就非常“佛系”。11年前，他和朋友在上海鄉下找可以租的農宅，在練塘鎮一個朋友的農業園吃飯時，席間有個朋友說在金山有棟房子可以租，然後陳工就興致勃勃准備去金山看房。“結果駕車一出農業園就轉錯了方向，沒有去往金山，跑到金澤來了。于是我將錯就錯，在金澤閑逛，最後在龔都村找到了落腳點。”2009年8月29日，陳春華在龔都村的一戶帶六畝林地的農宅裏定居，“家”裏有碼頭、有院子、有樹林，還能種菜。“這地方感覺很‘仙’，住著特別舒服，我喜歡這裏的好生態。”
陳工告訴記者，在金澤鎮的龔都村、東西村等村子裏，像他這樣的鄉村“隱居者”還有幾個，大家志同道合，經常聚在一起喝酒閑聊。“隱居者”最多的是岑蔔村，自十多年前被列爲全國首批生態文化村之一後，來自山東、台灣甚至是新加坡、美國的“隱居者”紛至沓來，逐漸形成了一個“新村民”群體。“生態二字，對城裏人的誘惑力實在太大了。”岑蔔村黨支部書記蔡新環對記者感慨。
茅冠隽 攝
岑蔔村，位于上海西部的“藍色珠鏈”區域——這是一條由大大小小多片湖、港、蕩、漾等“珍珠”般水域組成的“水鏈”，岑蔔村就在一顆“珍珠”——小葑漾的西側。65歲的孫先生就是岑蔔村“新村民”的一員，村裏人都叫他“孫叔”。他來自山東菏澤，一雙兒女畢業後都在上海工作，他和老伴“老漂”到了上海，房子起初買在了徐彙區。“在城市裏住久了，不太喜歡那種嘈雜的生活，于是開始尋找合適居住的鄉村。那幾年，我考察了崇明、奉賢等地的多個村子，最後選在了岑蔔村。2012年春天，我第一次來岑蔔村時，便被這裏的環境所吸引：路上綠蔭環繞，湖水清澈透亮，村民淳樸善良，村幹部也很開放包容，積極接納‘新村民’。”現在，老孫生活穩定、作息規律，早起沿湖散步、打拳，上午讀書、養花、種菜，下午騎車鍛煉。
蔡新環告訴記者，和孫叔差不多時間住進村裏的“新村民”還有很多，有的是搞水産的，有的是研究生態學的，還有開皮劃艇俱樂部、開民宿、開咖啡館的等等。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岑蔔村有55戶“新村民”，而這個村子的原住民只有400多戶。放眼整個金澤鎮或青西地區，“新村民”則更多。“曾經有‘新村民’在博客上如此形容岑蔔村：發現岑蔔，撥動了我們在上海這琴上一根低音的弦，音色雖然有點沉吟，但很悠逸、清雅、韻味十足，令人心曠神怡。”
茅冠隽 攝
“新村民”進村面臨諸多矛盾
不過，隨著“新村民”越來越多，各種各樣的問題也隨之暴露出來。
首先是房租問題。“新村民”在鄉村沒有購房資格，只能租房，由于這些村子裏近幾年入住的“新村民”迅速增多，房租也開始上漲。有不願透露姓名的“新村民”告訴記者，這幾年來，岑蔔村的房租翻了5倍，2012年時每間房月租金150元，如今每間房月租金750元，原本一年租金不到1萬元的房子，如今漲到了一年3萬多元，讓人望而卻步。
對此蔡新環表示，岑蔔村的空置農宅基本是“兩上兩下”的結構，這種房子在七八年前的正常年均租金爲1.5萬元至2萬元之間，如今正常年均租金在2.5萬元至3萬元之間，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屬于正常增幅。“大部分‘新村民’對這樣的房租正常增幅是理解的。之所以有的‘新村民’感到房租猛漲，是因爲以前有的村民還沒有足夠的市場意識，把自家閑置的宅子以一年8000元甚至是一年5000元的價格租了出去，遠低于當時的市場價。”
茅冠隽 攝
孫叔也表示，房租隨著時間推移而有適度漲幅是正常現象。“這是‘新村民’和原住民的最主要利益沖突點，但並不是不可調和，只要雙方都遵守契約精神。”
對于原住民來說，近年來房租快速上漲，讓大家意識到原本20年一簽、10年一簽的租約有可能損害自身利益，因此不少新出租房屋的房東紛紛縮短租期，有的已縮短至3年一簽。不過對新村民來說，太短的租期使他們不敢再有大量設施、技術、人力資源的投入，生怕錢砸進去後“打水漂”。“原本看中鄉村，就是喜歡穩定，不料到了鄉村也無法獲得穩定的生活。如果租期長，很多人是願意在村裏紮根沉澱、融入村莊的；如果租期短，很多人權衡一下裝修費用和房租變動，直接就走了，留下來的人也往往抱著‘隨時要走’的心態，很難把鄉村真正當成家。”前述不願透露姓名的“新村民”告訴記者。
此外，對于鄉村的認知，“新村民”和原住民也存在顯著差異。陳工告訴記者，原住民對于“原鄉風貌”“鄉愁”等往往無感，他們更希望多澆築一條水泥路、柏油路，希望把老舊的房屋變成新派、洋氣的大宅子。而土路、老宅、原生態風貌卻是“新村民”最爲看重的，他們往往不太希望對村子進行旅遊開發，不希望村裏的甯靜生活被打破。
“新村民”之間也有不同訴求。不久前，岑蔔村來了個“新村民”，一口氣租了好幾棟樓搞培訓活動，組織了一群孩子清晨5點多就起床，大聲讀書誦經。“村裏的房租整體漲價，和這個‘新村民’有很大關系；天蒙蒙亮就讓一群人大聲喧嘩，更是影響了大家休息，很多上‘三班倒’的人不堪其擾，意見很大。”另一位“新村民”對記者抱怨。
在生活習慣上，“新村民”和原住民差異也很明顯。陳工告訴記者，在一開始改造、裝修房子時，他突然發現村裏的兩個老太太沒和他打招呼就走進了他的內室進行“參觀”，這讓他感覺有點別扭：在院子裏往屋內看看也就算了，爲什麽還要走進房間，而且走進了內室？“不過這個念頭很快就消失了。我當時看中這個村子，就是看中民風淳樸、夜不閉戶，不少人出門連大門都不鎖，幾乎沒有人家裝防盜門、防盜窗。當地百姓的生活習慣和謹慎小心的‘城裏人’完全不一樣，這很可貴，不應該因爲我的出現而改變。”自此以後，陳春華在生活中的“邊界感”也模糊了許多。“村民進我的院子、穿過我家後面的樹林，我不再去管；村民對我說，想吃黃瓜、毛豆、絲瓜可以直接去他們家地裏摘，我也會去摘。”
“新村民”和原住民的另一個矛盾是産業帶動問題。在孫叔看來，新村民可分爲如下幾類：養老居住型、休閑居住型、休閑經營型和商業經營型。“容易和原住民發生矛盾的，其實是少數經營型的‘新村民’，他們的經營行爲或多或少占用了村民的水、土等公共資源，還造成垃圾增多、環境嘈雜、停車無序等問題，增加村裏的管理成本，而原住民感到自己沒有得到什麽實質利益。也正因如此，不少原住民只能在房租上下功夫、動腦筋。”
有鄉村原住民對記者坦言，原本希望從城市裏來的“文化人”、“生意人”能給村民提供更多賺錢方式、帶來更多收入來源，但隨著時間推移，他們不這樣想了：“有的‘新村民’來了以後興沖沖地搭棚養雞鴨，其實我們本地人早已禁養了；有的‘新村民’在村裏回收利用電子垃圾，對河道造成了一定汙染，村裏花了好大力氣才整治好；有的‘新村民’是做琉璃工藝品的，要燒窯，由于不能燒柴，只能拉大功率的電，隱患很大。就算是做民宿，我們也學不來的，一是沒有裝修房子的本錢，二是‘新村民’的客源大多是熟人圈子裏口口相傳的，需要有專人運營推廣，我們照搬的話很可能會虧本。”
審視鄉村應擺脫“城市視角”
長期關注、調研鄉村振興相關話題的青浦區“湘·村工作室”負責人鄭湘竹告訴記者，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越來越多“新村民”進入鄉村是大勢所趨，鄉村治理中的“新村民”群體不可忽視。“鄉村‘空心化’是不少村莊面臨的普遍問題，‘新村民’的進入正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讓一些日漸凋敝的鄉村逐漸提升人氣。‘新村民’不應被孤立在鄉村治理之外，應該把這一群體放入鄉村治理的方方面面進行統籌考慮，關鍵是找到‘新村民’和原住民溝通協商的機制、找到讓兩方面互利共贏的方法。”
張軍華 攝
複旦大學國土資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平養認爲，越是“原生態”的、和城市差異度高的鄉村，對“新村民”的吸引力越強，但這些村子裏新老村民在認知、生活習慣、價值取向等各個方面的矛盾往往更突出，這個現象在國外逆城市化的進程中也普遍存在。
如何解決？劉平養告訴記者，在經濟學視角下，矛盾是因利益而起，如果能夠把“責、權、利”做進一步明晰，即可大幅消弭這種矛盾。“隨著農村水、土、氣、林等生態價值的逐漸顯化，讓相關利益歸屬更清晰，有助于新老村民的融合。”在青西地區，一個典型例子是河湖的價值：河湖的經濟價值原本無法體現，經過政府疏浚整治之後，引來了經營皮劃艇、槳板、帆船等運動的“新村民”，“新村民”又帶來了産生消費的各地遊客，對這部分增量價值的“責、權、利”應有更明確的規範。“比如，可以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把新老村民的利益綁在一起，村裏在引入‘新村民’時可加以甄別，優先引入那些自帶産業項目且對農民就業增收、村莊環境改善有幫助的‘新村民’。”
秦峥毅 攝
劉平養認爲，“新村民”在進入鄉村時，和原住民之間可以嘗試建立一些溝通平台，變“C2C”式溝通爲“B2B”式溝通。“‘新村民’和原住民直接打交道，一方面可能語言不通、溝通吃力，另一方面也很難快速取得原住民的信任。可以由村黨支部作爲溝通平台，承擔協商交流的責任，即‘新村民’先找村黨支部、村黨支部再根據需求去找相應的原住民，溝通起來效率會更高。”
這種“B2B”的模式，在很多鄉村已經形成。陳工告訴記者，在龔都村、岑蔔村、東西村、田山莊村等數個村子，“新村民”要找閑置農宅，往往會首先找村書記，讓村書記幫忙介紹。“以前，我們要找房子可以挨家挨戶去問，因爲戶主就住在裏面；現在不少房子裏只住著老人，戒心較重，溝通起來也比較累，而且對房子的出租事宜做不了主。只有村幹部才知道哪裏有合適的房子可以租，而且村幹部介紹上門，談起來可以更方便些。”
另外，在“新村民”這邊，相關的組織機制也正逐步建立。蔡新環告訴記者，孫叔最近在村裏多了個新身份：“第九村民小組長”。“岑蔔村一共有八個村民小組，現在‘新村民’越來越多了，老孫比較年長，住在村裏的時間也比較長，當‘第九村民小組長’最合適。‘新村民’有事兒喜歡找他，村裏有事情要找‘新村民’協調，比如環境整治、垃圾分類、畜禽禁養等，我們也會先找老孫，讓他做一部分宣傳發動工作。”對此，孫叔樂在其中：“我作爲‘新村民’的一員，一直給新來的‘新村民’強調一件事——和原住民不求親密無間，但求和睦相處，這是底線。新老村民應該在逐步相互了解的前提下，加深相互理解和寬容，逐步適應對方。我也會和基層村幹部一起，盡力組織新老村民的互動。”如今，蔡新環和孫叔等“新村民”代表組建了一個微信群，大家平時常在群裏互通有無，有矛盾提前發現協調。
記者了解到，目前，岑蔔村不定期組織“周末集市”活動，組織原住民和“新村民”拿出東西來交易，促進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村裏還准備在小葑漾岸邊親水平台旁辟出一塊空地，面積約爲10畝，除了做“周末集市”之外還有露營區、燒烤區等功能分區。該工程預計今年11月底竣工驗收，屆時新老村民又可多一個交流互動的地方。
茅冠隽 攝
“願意到鄉村去的人，都是有一定文化程度、有一定自由度和情懷的人，要想成爲合格的‘新村民’，首先要擺脫傳統的、居高臨下的‘城市視角’。在想著自己能給鄉村帶來什麽之前，先入鄉隨俗，考慮自己的同時也要等量考慮原住民的感受。”陳工說。
欄目主編：黃勇娣 文字編輯：茅冠隽
圖片來源：除署名外均青浦區提供
來源：作者：茅冠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