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王磬 發自達沃斯
編輯 | 崔宇
20世紀70年代初，當德國人施瓦布開始琢磨要組織一個政商精英定期聚會的計劃時，瑞士小鎮達沃斯進入了他的視野。這裏地處阿爾卑斯山區，常年被積雪覆蓋，是歐洲海拔最高的小鎮之一，也是全球知名的滑雪勝地，每年冬天都能吸引不少富豪來此度假。一邊滑雪，一邊聚會，許多影響世界的決策就在他們的觥籌交錯中誕生。
施瓦布選定了達沃斯，1971年在這裏創立了“歐洲管理論壇”——這便是後來聞名全球的“世界經濟論壇”的前身。從此，每年冬季這裏都會舉辦數千人的年會，請來最受矚目的政商領袖，探討當下最爲緊迫的全球議題，五十年來沒有中斷過，直到新冠大流行來襲。
時光流轉到2022年5月。此時，世界已經在新冠大流行中踯躅了兩年多，達沃斯年會也因此被迫暫停了兩年。此間曾計劃遷至新加坡召開，但最終沒能實現。今年，隨著歐美防疫措施的放松，全球旅行再次成爲可能，達沃斯年會又回來了。不過不是在冬季，而是在春末夏初。
這一次的年會沒有雪。達沃斯換了一個模樣，阿爾卑斯的山間，白雪變青蔥。而世界也變了一個模樣。疫情、戰爭、全球通脹、氣候變化、能源危機、糧食安全……舊挑戰加新危機，每一項都迫在眉睫，每一項又都沒有容易的解法。
“回來了真好”，會場裏我經常看到相熟的參會者們這樣見面打招呼。有時他們還會附上一句：“順便提一下，我幾周前剛得了covid-19，現在已經好了”。對方往往答到，“我也得過了”。由于歐美的感染狀況過于普遍，就連往日裏把健康信息視爲隱私的人們，也不介意將它作爲一個寒暄的話頭來拉近與許久沒見的朋友的距離。
寒暄方式的改變只是疫情印記的一個微小側面。這場大流行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達沃斯。
我至今還記得上一次參加達沃斯年會時的情景。那是在2020年1月底，達沃斯被積雪覆蓋，在會議進行到第二天時，會方立即組織了一場新聞發布會，討論那個剛剛進入人們視野的病毒，那時它甚至都還沒有一個官方名字。發布會上擠滿了中國記者，被我們圍住提問的一位醫學專家，後來成爲了全球疫苗開發的領軍人物。許多參會者在年會結束後從瑞士回到了自己的國家，但沒有料到，正是因爲那個病毒，這場年會之旅成爲了他們短期內的最後一次跨國旅行。
像是一個隱喻：彼時，那一屆達沃斯年會剛剛結束，疫情在全球開始，世界走向封閉；此時，這一屆達沃斯年會開始，世界也在重新打開。在瑞士，街頭已經很少有人再戴著口罩，政府放松了幾乎所有的防疫措施。但人們對未來卻很難再保有完整的信心：世界還能回到從前嗎？
達沃斯與世界秩序的變遷
在很多重意義上，達沃斯都是一個隱喻，是真實世界的一個縮影。
而這正是我本人爲什麽對達沃斯抱有興趣的緣由：雖然“跑會”在不少記者同行看來是一種比較無聊的報道形式，但是，作爲一個中國記者、一個全球化的觀察者，如果想要理解過去這些年裏的全球變遷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達沃斯的會場正是一個高度濃縮的樣本。
過去五十多年裏，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的風行，全球化一路高歌。在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裏，世界上最有權勢的那群人迫切希望認識彼此，交換想法和資源，創造更大的財富，解決共同的問題。瑞士小鎮給這群全球化精英創造了絕佳的見面機會。每年年會的那幾天裏，掌握著地球命運的那群人在這裏聚集，出門抽支煙就可能撞上億萬富翁。所有人的日程都是滿滿當當的，從早餐排到午夜派對，會場裏揮斥方遒，會場外觥籌交錯。
菲茨傑拉德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描繪過的那個繁華世界，如果有當代的版本，達沃斯或許就是最接近它的地方。
我第一次來到達沃斯時就發現，它不僅風景優美，設施齊全，還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交通不便。它坐落在阿爾卑斯的深山之中，進出只有一條鐵路，冬季時公路多被積雪覆蓋，加之年會期間的天價酒店，這可以擋住大量想要前來遊行示威的人。而那些真正的重要人物則並不需要依賴公共交通，每年年會期間降落的幾百架私人飛機才是他們代步器。
不過，無論是“精英”、“富豪”，還是“重要人物”，顯然都不是一個好聽的名字。該如何描述這群人呢？經濟學兼工程學博士、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施瓦布富有創意地選擇了“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這個更中性的詞，並發展出一整套理論，稱爲“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
它的基本理念是，全球化的世界最好由一個選定的聯盟來共同管理，它包括跨國公司、政府（以及聯合國系統）、篩選過的民間社會組織。施瓦布認爲，政府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占壓倒性優勢的角色，需要建立新的國際治理模式。世界經濟論壇的願景包括一個公私合營的“聯合國”。根據跨國研究所（TNI）的說法，論壇的計劃是，用一個自我選擇的“利益相關者”群體代表人民做出決定的模式，來取代民主投票的模式；並進而認爲，達沃斯及其代表的此類社群是 “一場無聲的全球政變”，以獲取國際治理的合法性。
但在過去的十年間，輿論的水溫悄然改變了。貧富差距急劇擴大，民粹主義在多國崛起，高歌猛進了幾十年的全球化開始褪去華服、露出赤腳。仿佛一夜之間，這些壟斷了全球頂級資源的“利益相關者”成了衆矢之的。
批評的聲音來自四面八方：在全球産業鏈轉移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被新建的工廠汙染了家園而不得不搬遷的居民，無法負擔疫苗而在大流行中飽受疫情折磨的脆弱國家……左翼學者指出，這些明明才是真正的“利益相關者”，卻只能被另一群人主宰命運。精英的身份不再只是光環，也可能成爲原罪。放眼望去，沒有比達沃斯論壇更合適的批判對象了。
今年的一個巧合是，我在論壇開始的兩天前先去了蘇黎世，打算從那裏轉乘火車前往達沃斯，沒想到，在大街上偶遇了著名左翼知識分子、哲學家齊澤克。我曾三次專訪過他，他以對資本主義不留情面的批評而聞名。他此行是來蘇黎世錄制電視節目。得知我即將去參加達沃斯論壇後，他一臉鄙夷、一如既往地口無遮攔，對我說，如果他自己能去到達沃斯的會場，可能會考慮往特朗普身上潑個咖啡。
事實上，我還真的曾經在達沃斯的會場裏迎面遇上特朗普，他被保镖簇擁，身後跟著他的女兒伊萬卡。那是2020年的1月，特朗普在任美國總統的最後一年。那一年，氣候行動是最受關注的議題，鼓吹貿易保護主義和否認氣候變暖的特朗普是衆矢之的。那一次，我在達沃斯的街頭圍觀了年輕人發起的氣候遊行，氣候少女格蕾塔也在隊伍之中，滿城的環保人士憤怒地想要找特朗普討個說法。
兩年多過去了，達沃斯會場的氛圍也變了。
2022年的暗點與亮點
細心的媒體很快發現，2022年達沃斯重返線下，不僅參會人數比疫情之前有所下降，參會名單中也很少看到最一線的政治領袖和商業明星，即所謂的“A-lister”。
中美兩國的國家元首均不在名單上，也都沒有視頻發言的計劃。英國首相約翰遜、法國總統馬克龍等也都缺席。唯一一個現場出席的七國集團國家元首是德國總理朔爾茨，他于去年秋天剛剛從默克爾手中接過大旗。這是他的達沃斯首秀。
政治領袖的集體低調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在普通民衆生活成本激增、貧富差距進一步增大、危機肆虐的背景之下，政治精英們去到達沃斯與億萬富翁們談笑風生並不是最聰明的選擇。
甚至就連傳統的商業領袖也在有意緘默。達沃斯的展館街上，過去布滿了來自各個行業的五百強企業，今年卻有一半的空間被新出現的加密貨幣公司占領。高昂的租賃費用，日夜不間斷的免費香槟……大概只有熱錢充斥的行業才能撐起這些華麗。
達沃斯是否正在失去舊日的影響力？這種爆冷是暫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現在談論或許還爲時尚早。不過，在今年的議程中，仍然有一些值得標記的點。
1、烏克蘭議題占據舞台中心
每次年會最重頭的兩場演講要數開幕致辭和閉幕致辭。今年的這兩場都與烏克蘭有關。
開幕演講來自視頻接入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自俄烏沖突全面爆發以來，他已經在全球各國的議會、國際會議、電影節等場合發表了近150場演講。他呼籲，達沃斯的“利益相關者”們不要忘記烏克蘭正在發生的事。
閉幕演講來自德國總理朔爾茨。德國由于對武器援助烏克蘭的遲疑態度招致了西方盟友的批評，朔爾茨在演講中，前半部分嘗試爲德國對烏立場正名，後半部分則試圖喚起人們對于全球化的信心。我在現場前排圍觀了這場演講，他措辭謹慎，手勢內斂，符合那些關于德國北方人沉穩、自持、但又些許無聊的刻板印象。
會場內外，烏克蘭代表團的身影隨處可見。媒體歡迎酒會上，主辦方請了四位烏克蘭活動家做分享，包括澤連斯基的前發言人。小鎮的展館街上，烏克蘭館是最熱鬧的場館。在各種全球議題的圓桌討論中，烏克蘭的外交官都成爲座上賓。這個國家的命運如今被認爲與全球命運緊密相連——而在今年之前，在西方眼裏，烏克蘭可能只被看成一個歐洲邊緣地帶的腐敗國家。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場由基輔市長、前世界拳王Vitali Klitschko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他先是分享了基輔圍城之戰的慘烈，然後打開手機，現場播放了一段防空警報的錄音。末了說，這是烏克蘭人民在過去九十多天裏的日常。房間裏塞滿了一屋子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大家頓時都沉默了。那個瞬間我想到，《時代》雜志前段時間專訪澤連斯基，他講到自己作爲烏克蘭的領導，在這場戰爭中的策略，就是“讓全世界的人都能以烏克蘭人感受戰爭的方式來感受這場戰爭”。
仍有大量問題懸而未決。武器援助的強度，經濟制裁的力度，如何緩解歐美國家由于制裁而不斷攀升的生活成本，如何應對脆弱國家已經愈演愈烈的糧食危機……都沒有答案。而最爲爭議的一點，恐怕要數俄羅斯代表團的整體缺席——特別是考慮到，達沃斯年會向來標榜的就是“對話”。目前，並不清楚是因爲俄方主動選擇不來參加，還是會方沒有邀請。
2、氣候議題暫時遇冷
過去許多年裏，氣候議題一直是達沃斯關注的焦點。它既迎合了“商業向善”的需求，又能把許多領域的利益相關方凝結在一起。不少對氣候領域影響深遠的聲音都曾經從達沃斯論壇上發出。但今年在疫情和戰爭的背景之下，由于出現了許多更緊迫的其他危機，氣候議題的優先級也受到了影響。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丁遠在采訪中告訴我，與他前幾年參加的達沃斯論壇相比，今年討論的內容比較關注短期、是“應急式的”。他感到，在2020年之前，在大的問題上，大國之間還是有一定共識的，特別是各國的精英階層，對全球化有著相對完整的共識。在共識的基礎上，討論的事情可以相對長遠一點，比如第四次工業革命、顛覆性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等。但現在這些共識就弱了很多。
也有不同觀點。專事ESG項目的世界經濟論壇執行董事施力偉（Olivier Schwab）在采訪中告訴我，今年論壇對氣候議題的關注並沒有減少。他認爲，這種在短期和長期優先事項之間必須進行權衡的觀點是錯誤二分法。氣候危機有時被認爲是一場長期的危機，但實際上它也是一場緊迫的、當下的危機。
不過，現實中“既要又要”往往是很難的。在一場有關“零碳”的發布會上，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兼氣候保護委員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表示，俄烏沖突帶來的能源危機讓歐盟意識到必須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長期來看，歐盟需要加快向可再生能源的轉型；不過他也承認，短期來看，仍然需要繼續購買化石能源，但會尋找俄羅斯之外的其他賣方。
發布會上我向他提問，在歐盟尋求全球夥伴的背景之下，中歐氣候合作是否將迎來新機遇？蒂默曼斯答到，中歐在碳排放交易等項目上的合作前景可觀。他已經了解到，中國正在大規模地投資可再生能源。他本人很好奇，中國如何定義可再生能源，轉型對中國的能源結構來說又意味著什麽。
3、中美的互動與角力
作爲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是達沃斯上恒久的關注點。
今年，兩國各自派出了氣候特使作爲最高代表。中方代表是在環境領域耕耘半生的解振華，美方代表是民主黨資深政客約翰·克裏。去年在格拉斯哥召開的氣候大會，中美代表團也是由此二人領銜。
在一個發布會上，我就自格拉斯哥大會以來的中美氣候合作進展向克裏提問。克裏表示，他與解振華的會面非常有建設性，在加快煤炭轉型、停止森林砍伐等細分領域上都有共識，他們很快又會在柏林見面——可以看出，他很認可解振華。末了他又補充，當務之急是中美一起合作，因爲這不是一個雙邊問題，這是一個多邊、全球、普遍和關乎存在的問題。“不一起工作對我們兩國都是不可接受的，對我們所有的公民都是不可接受的”。
在達沃斯的會場外，我與哥大教授Adam Tooze聊起克裏的回答。Tooze是近年來西方炙手可熱的經濟史學家，我曾兩次采訪過他。他這幾年開始關注中國與中美關系，手頭正在寫作一本關于氣候議題的書。我們都關注到，中美關系在過去六七年間頗爲起伏，在貿易等領域不時有摩擦，氣候領域的合作就成了爲數不多的綠洲。氣候合作的進展，不僅關系到全球氣候行動的前景，也在某種程度上被賦予了氣候外交的期待。
但Adam對此的感受是矛盾的。氣候外交是可以爲局勢惡化提供緩沖的抓手。但是，氣候行動應該被賦予如此高的政治意義嗎？去政治化是否才是全球氣候行動的最佳方式？他坦言，在如此複雜的國際情勢之下，他也沒有答案。
4、印度的異軍突起
過去很多年裏，中國企業代表團都是達沃斯上頗爲耀眼的一個群體，人數多，存在感強。伴隨著中國的崛起與中國資本的全球化，中國企業家有強烈的走出去的願望。對那些想要了解世界、也想讓世界了解自己的群體來說，達沃斯是一個極佳的舞台。
但由于疫情，今年能夠現場參加達沃斯論壇的中國企業家並不多。取而代之的是龐大的印度代表團。世界經濟論壇的官方數據顯示，今年印度代表團的人數是創紀錄的，包括近100名參會者和數十名部長級政治領導人。
小鎮的展館街上，印度不只設置了國家館、還有幾個邦單獨設立了邦館。許多圓桌討論都有印度部長列席，話題從全球經濟增長到綠色能源轉型再到淡水危機。在我日常工作的媒體村，也隨處可見印度記者的身影。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丁遠在采訪中告訴我，印度是真正有潛力成爲“下一個中國”的國家。過去幾十年裏，除了中國之外的所有發展中國家裏，印度是持續增長效率最高的一個國家，沒有之一。印度的人口總量跟中國很接近，但人均GDP只有中國的六分之一。印度人口結構非常年輕，人力成本又比較低，所以成長潛力非常大。
但他也指出，印度國內仍有很多問題。比如語言、文化、宗教差異性太大，內部市場的效率很低。教育方面，接受高等教育的印度人素質非常高，但是種姓制度下印度教育的差異非常大。與中國達到同樣GDP水平時相比，印度的平均教育水平要低得多。總之印度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但都是一些內部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發展，外部環境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抓住機遇。外部環境現在對印度來說是非常有利的，但能不能更上一層樓，要看印度自己能否抓住機會。
達沃斯論壇與達沃斯小鎮
在這篇手記的最後，想留一些篇幅給那些我在達沃斯遇到的普通人。
來出差的這一周，我都住在一個距達沃斯有55分鍾火車車程的小鎮上。我和攝像師每天清晨就從這裏趕著最早班的火車前往會場，又在午夜趕著最晚班的火車回來。據我所知，不少媒體同行也都是住在達沃斯周邊的市鎮，而不是直接住在達沃斯——每年年會期間，那裏的住宿實在太貴了。
有多貴呢？以今年爲例，當我提前兩個月查詢的時候，最便宜的酒店單夜價格也在2000瑞士法郎以上（約合人民幣14000元），民宿也基本沒有低于單夜1000瑞士法郎的（約合人民幣7000元），能租到的還僅僅是一個不帶獨立衛浴的臥室。這也波及到了周圍的城鎮，離達沃斯越近、價格就越高。前文已經提過，天價住宿其實客觀上起到“篩選”的作用——負擔不起的人就不要出現在這裏了，從而保持社群的排他性（exclusivity）。
不過，住在周邊倒是意外地提供了一些深入當地的機會。我的房東太太Ursula是個本地的助産士，有三十多年的執業經曆，在附近的城鎮遠近聞名。有天早上，她正好要去達沃斯鎮上幫一位朋友的家人接生，開車順路載了我們。汽車在阿爾卑斯的山間穿行，駛過一座座群山環抱的小鎮，她一邊開車一邊介紹，這裏那裏都曾有年輕的母親在她的幫助下成功生産。她說自己大概一個月會去達沃斯兩三次，有時是外出接診，有時是會友聚餐。接近城外，前方拉起了警戒線，是年會期間爲了控制交通而設置的路障。她把我們送到一個論壇專用的接駁車點，然後趕去工作。那個時刻我突然感到一種反差，她談論達沃斯的方式是如此日常。對我們來說，達沃斯可能是一個符號、一種象征；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每天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事實上，一年裏的大多數時候，達沃斯就是一個普通的阿爾卑斯小鎮，跟其他瑞士小鎮並沒有太大不同。五十多年前，施瓦布的金手指點到了這裏，徹底改變了當地人的生活。
許多年以來，當地人對達沃斯可謂是又愛又恨。當企業、酒店經營者和公寓房東欣喜于有機會將價格提高到日常價格的10倍時，小鎮的普通居民卻在抱怨，無休止的交通堵塞、空氣汙染、密集的安全檢查、以及全球超級富豪的出現對年輕人道德的腐蝕影響。
達沃斯的房主都心知肚明，每年到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召開的那一周，賺到的租金可以覆蓋掉一年中的其他住房成本。一些企業也表示，每年收入的四五成都來自于這一周。不光是酒店滿員，城區裏的商店也會被跨國公司租下，變成臨時展廳。根據往年的統計，年會可爲達沃斯當地經濟創造約4500萬瑞士法郎（約合3億人民幣）的效益，給瑞士整體經濟帶來的效益約爲7500萬瑞士法郎（約合5億人民幣）。
但也有人擔心，達沃斯論壇的“入侵”會改變達沃斯人的道德標准和生活方式，一切都變得只關乎錢。例如，一些房東在跟居民簽訂租賃合同的時候，會強制加入一個具有達沃斯特色的條款：年會期間必須離開。達沃斯不光是新自由主義的象征，也在赤裸裸地實踐著新自由主義。
不過，當年會因爲疫情影響而兩年缺席達沃斯時，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焦慮。自1971年創辦以來，只有2002年的年會沒有在達沃斯舉辦。當時會方爲了向世界展示“911”襲擊後的國際團結，把那一次的年會放在了紐約。到了2021年夏天，會方曾一度計劃將年會放到新加坡，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切實引發了達沃斯居民的一種擔憂：世界經濟論壇並不是天然就與達沃斯綁定的。
Simon是一個咖啡店主，從達沃斯主火車站一出來，就能在轉角處看到他的店。2020年來達沃斯的時候，我曾在這裏買過咖啡、並跟他結識。今年再見到時，他熱情地給我們的咖啡免了單，寒暄之後才告知，過去兩年裏其實頗爲不順。他感染了新冠，在醫院裏住了好一陣子；店裏的經營狀況也不好，因爲防疫停業了好幾次，依靠政府補貼才勉強熬過來。
他來自科索沃，四十年前來到瑞士尋找工作機會，輾轉留在了達沃斯，先後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給公司總裁做司機、在酒店廚房裏幫工、最後自己開店。他說，每年一到年會的那一周，鎮上就很熱鬧，然後會冷清一年。不同的人們來來走走，許多年就這麽過去了。
我給他看了“Stop WEF”（“抵制世界經濟論壇”）的照片——在一座本地居民樓上，有人挂出了這樣的標語。我問他怎麽看，他聳聳肩說，覺得這些行爲有些失焦。“如果你想要人們停止汙染、停止戰爭，那就去抵制這些東西本身。抵制論壇對此並沒有什麽幫助。”Simon說。
我在火車上還遇到了達沃斯居民John夫婦。他們當時正在前往奧地利度假的路上，以躲避每年這一周小鎮上擁擠的人潮。他們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住在達沃斯，在他們的記憶中，年會剛開始時規模很小，後來越變越大，跟居民的關系也越來越複雜。
John在退休之前曾是小鎮上的法官。最開始的那些年，論壇上有一個環節，會邀請一些居民代表一起參加，因爲跟本地居民的關系很重要。John作爲居民代表，曾幾次見過施瓦布。他與施瓦布同齡，年過八十，開始考慮生死的問題。他偶爾會想，這觥籌交錯、縱橫捭阖的一切，全是由施瓦布這個傳奇人物凝結起來的；但如果有一天，這位論壇創始人退位了，它會煙消雲散嗎？
今年年會快結束的時候，我在達沃斯的會場裏與施瓦布本人打了個照面。當時他正趕著去跟基辛格做一場對談。他精神矍铄，步調堅實，握手十分有力，完全不像是一個耄耋老人。他對記者很友好，不時停下來跟人打招呼。他就像是古早時期的那些沙龍主人，辦了一個巨大的派對，來者全是客，希望賓主盡歡。
在許多場重要的對談上，施瓦布都扮演了那個提問者的角色。那些講者在各自的領域都舉足輕重、世人矚目，但他卻不問世界局勢，而是常常向他們抛出十分個人的問題。他問輝瑞總裁Albert Bourla，大流行的兩年多裏，你個人如何分配時間和精力？他問朔爾茨，過去三個月裏發生的事（指俄烏沖突），如何形塑了你本人？他問澤連斯基，此時此刻，你對烏克蘭的最大夢想是什麽？
這些講者的回答，說實話，我後來都記不清了。但我記得施瓦布講話時的神色和那些問題。他確實有一種奇妙的魄力，就是你會信任他，會願意跟他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去分享私密的感受。
這位支撐著達沃斯運轉的靈魂人物，憑借著個人的魅力與時代賦予的契機，在過去五十多年裏，創建了一個全球精英的超級俱樂部。但如今，舊危機加新挑戰，俱樂部的命運也如時代命運一般，起起伏伏，懸而未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