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成爲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重要力量。但這個過程並非是單純地“從勝利走向勝利”，而是經過拼搏奮鬥，付出流血犧牲得來的。
軍史上有四次慘敗，其中包括1934年紅軍長征開始時的湘江戰役。近讀叛徒王明的回憶錄，當時遠在莫斯科的他竟然無視此役的慘痛損失，輕描淡寫地說遵義會議之前的長征是“在沒有戰鬥的情況下向前行進”。
王明還說：“遵義會議以前，戰鬥次數並不多，因爲在沿兩廣邊境行軍時，沒有必要投入戰鬥。（蔣介石）的部隊，只能間或同紅軍交火。” “（減員）首先是逃跑了近三萬人”。他甚至說：“毛在遵義會議以後推行的政治軍事路線，使黨和紅軍遭受了沉重而巨大的損失。”王明甚至沒弄清楚遵義會議之前毛主席被排擠的狀況，王明的說法，長征仿佛並非被迫，而是毛主席率領下主動進行的。一路上也沒打仗，根本沒湘江戰役，減員是因爲逃兵。其實他才是紅軍被迫長征以及湘江戰役慘敗的罪魁禍首，這樣推卸責任，更顯出這個人毫無擔當，無恥之極。
無獨有偶，當事人李德在其《中國紀事》中寫到：“（湘江後）戰鬥部隊肯定至少還有四萬五千人，這差不多相當于中央紅軍在中央蘇區、也就是說在按照周恩來的撤退計劃組建獨立部隊和地方部隊之前的水平。”按李德的說法，紅軍根本就沒損失。這怎麽解釋減員大半的紅九軍團？軍團長可是百戰成鋼、“從奴隸到將軍“的羅炳輝啊！
聶榮臻生動地回憶：“博古同志感到責任重大，可是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在行軍路上，他拿著一支手槍朝自己瞎比劃。我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當時擔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回憶道：“李德面對這種情況，驚慌失措，一籌莫展，他那愁眉苦臉、唉聲歎氣的狼狽相，至今我還曆曆在目。可是此人毫無自知之明，反而遷怒于人。”蔣介石接到前方戰報，在12月1日日記中寫到：“匪在全州西北受創。“白崇禧在台灣口述曆史時說：“俘虜匪軍七千余人，獲槍械三千余枝。我方爲紀念此一大捷，特攝有七千俘虜之影片。”
一、“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
對于王明路線的危害，毛澤東數十年後還耿耿于懷地說：“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非把根據地搞光就不舒服，結果基本搞光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跨過于都河開始長征，出發時人數8.6萬；12月初湘江戰役之後，只剩下3萬多人。
王明以前在黨內地位很高，曾短暫擔任過代理書記，後長期任駐共産國際代表，讓自己的親信博古代理總書記，自己進行遙控指揮。1937年，身披多重光環的王明回到陝北，“給山溝溝送來馬列主義”。王明口才十分了得，特別是1935年，他遵照共産國際的新路線，總結完善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八一宣言），轉變了黨的方針。他的歸來，令兩個人壓力山大，一個是張國焘，一個是毛主席。張國焘在《我的回憶》中說：“王明反托派的矛頭，竟是指向著我的。”“他（王明）告訴我：李特、黃超就是托派，已槍決了。”李特、黃超是四方面軍中張國焘的堅定追隨者，隨西路軍余部千難萬險到達新疆，沒想到被王明歸國途中“清理”。張國焘不由得擔心自己會被王明幹掉，幹脆一走了之，趁1938年清明節國共兩黨共祭黃帝陵時，叛逃去了國民黨那邊。
1934年的潇湘河畔，毛主席的職務是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長征離開根據地，這完全成了一個空頭銜。他的“遊擊”戰術當時正被批判和嘲笑，甚至差一點被留在江西不讓跟著長征。主持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的，是“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軍事決策者，是德國人李德。
李德是按教科書打仗，分兵把口，“禦敵于國門之外”。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中就說：“……東堵西擊，窮于應付，以致兵益少而地益蹙。”一線指揮戰鬥的彭德懷更是氣憤至極，他對李德咆哮道：“想停止（追擊）半天消滅被圍之最後一個營都不准。”“連迫擊炮放在地圖上某一曲線上都規定了。”“這種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 “崽賣爺田心不痛，被送掉！”
硬打硬拼的結果，是紅軍被迫長征。
二、李德是個偶然
長征開始一連突破前面三道封鎖線，戰鬥不很激烈，主要是軍閥們 “防蔣甚于防共”， 不願與紅軍硬拼。因爲他們明白，蔣介石的計謀，就是“驅虎吞狼”——紅軍是虎，各地軍閥就是狼。長征開始前，何長工、潘漢年受周恩來派遣，帶著朱德的親筆信，秘密來到粵軍的地盤，與陳濟棠的代表達成了“借道”協議。談判即將結束時，何長工接到周恩來的電報：“長工，你餵的鴿子飛了。”粵方代表懷疑地問：“是否你們要遠走高飛了？”何長工機智地回答：“不是，這是說談判成功了，和平鴿要高飛了。”
這樣的協議絕非偶然！軍閥混戰，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因素之一，毛主席早有深刻認識。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文是寫給林彪的回信：《紅旗到底能打多久》）中闡述道：“就會明白相應于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産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遊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遊擊隊而來的，成長于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
表面統一了全國的蔣介石，圍剿紅軍的同時，豈容各地軍閥在其臥榻之側酣睡？他的策略在給薜嶽的指令中明確地說：“此次中央軍西進，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結束軍閥割據。”“第六路軍以機動窮追爲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
紅軍突破了三道封鎖線，到達潇水以西、湘江東岸，蔣介石覺得消滅紅軍的機會來了，“不可錯過剿匪成功之大好機會“，驅動中央軍和桂湘粵滇30萬大軍，在紅軍前進的路上布下了一個“口袋”，對8萬紅軍實現合圍。薜嶽說：“力求壓迫其主力決戰于湘江，進入我天爐陣而擊破之。”
好在，紅軍破獲了敵人的電報，得知前方有這麽大一個陷阱！
紅軍得知前面是個坑，怎麽辦？結果李德的決定是：計劃不變，繼續向前。
“雖千萬人吾往矣”，需要勇氣，更需要實力。蕭峰得知聚賢莊大會討伐自己，敢帶著阿朱前往，既勇氣可嘉又武功高強，但如果不是他詐死的老爹相助，一樣會命喪當場。1934年的紅軍爲什麽繼續往口袋時鑽，不是因爲實力，而是決策的錯誤和颟顸。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他來到中國是個偶然，成爲紅軍的最高決策者，更是偶然。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被稱爲“冒險家的樂園”，各色人等在這裏交彙，也是各路間諜活動的天堂。1931年，共産國際的信使在新加坡被逮捕，順著郵政信箱找到了上海，共産國際聯絡站的間諜牛蘭夫婦被捕。爲了營救牛蘭夫婦，蘇軍總參謀部決定送2萬美元到上海，用于打通關節。當時德、日關系不錯，于是派遣兩個德國籍黨員，各攜帶2萬美元，途經東北送來。兩個人都完成了任務，其中一人與中共臨時中央書記博古（秦邦憲）相聊甚歡，沒有回去。他就是奧托·布勞恩，後來起了一個中國名字：李德。
紅軍一頭紮進了敵人的“口袋”，前有湘江後有潇水，強敵環視，戰雲密布。但此時先頭部隊赫然發現，作爲湘江重要的軍事據點全州，竟然沒有國民黨的正規軍，毫不設防！
三、白崇禧的小算盤
負責防守湘江的，是兩支部隊：北段是湘軍何鍵，南段是桂軍白崇禧。
白崇禧號稱小諸葛，對于老蔣的心思自然心知肚明，他直白地對身邊的人說：“老蔣恨我們比恨朱毛更甚，這計劃（順路進入廣西）是他最理想的計劃。管他呢，有匪有我，無匪無我，我爲什麽頂著濕鍋蓋爲他造機會？”所以桂軍的策略，是“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本來布防在湘江的桂軍，借口廣西門戶龍虎關受紅軍攻擊，要防止紅軍進入廣西，于是撤掉了湘江防線。桂軍一個叫梁津的團長不理解，他回憶道：“（師長）忽從文市來電話，命我放棄陣地……因我當時不知其情，抗不奉命。（對師長說）‘師長須有書面命令與我，……否則絕不敢從命。‘晚七時，師部文件送達，我才開始向黃牛鎮撤退。”桂軍十五軍參謀長藍香山回憶：“……唯一希望紅軍一兵一卒不入桂境……白崇禧和劉斐曾到興安第十五軍對夏威和我說：誰給紅軍送個信，說我們讓一條道路任其通過。”
相比之下，湘軍何鍵更積極一些，因爲預判紅軍的方向是進入湖南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但只要不這樣走，湘軍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時任湘軍十九師師長的李覺回憶：“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紅軍迅速通過，不要在湖南境內停留下來，就是萬幸。“
在這樣的心理下，湘江防線漏出一道大空隙，但是，紅軍並沒有利用這個空隙直抵湘江突圍而去，而是在潇水邊的道縣莫名其妙地停留了三天！爲什麽會停留這要命的三天，沒有資料明確記載，只有李德在他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中說，是中央爭論前進方向，開了兩天會……
是不是李德說的這樣呢？孤證不立，兼聽則明。比如，前面說李德是來送錢的信使，但李德在回憶錄裏對送錢的事只字未提，直言自己就是派來的軍事顧問。至于共産國際真的派來了一位叫弗雷德的軍事顧問，李德解釋弗雷德是總顧問，這位總顧問在上海遙控瞎指揮，福建事變應該與東南方向合作時，總顧問卻要求去進攻西北方向。是這位叫弗雷德的人水平不行嗎？也不見得，他就是後來在西班牙戰場上聲名顯赫的克勒貝爾將軍。只能說，他們都不了解中國國情。
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後，共産國際明確規定：“（李德）作爲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于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確切的說法，軍事顧問得到指揮權，是“送”給他的。因爲年輕（二十幾歲）的總書記博古不懂軍事，他需要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李德幫助指揮軍隊，並樹立自己的權威。被奉若神明的李德，不過讀了四年軍校，沒有任何指揮經驗。我覺得，這裏面不僅有對共産國際的盲從，還存在中國人向來的心理：“外來和尚會念經”。李德來華60年之後，九十年代，又一位德國顧問來到中國，他就是中國足球主教練施拉普納。一時萬衆歡騰，仿佛有了這位救世主，國足沖出亞洲走向世界指日可待。某年春晚，牛群馮鞏的相聲，吹捧“施大爺”到了肉麻至極的程度。這一幕何其相似！
得知湘江門戶洞開的蔣介石大爲震怒，一面命令湘軍占領全州，一面力催桂軍回防湘江。戰機轉瞬即失，湘江血戰在即！
四、搬家式行軍
湘江全州至興安之間，三十公裏的江段，搭起四座浮橋，這是紅軍的生命通道。林彪率紅一軍團在通道北端，彭德懷率紅三軍團在南端，董振堂率紅五軍團在後，紅八、紅九軍團在周圍作牽制，中間夾著兩個縱隊：紅軍總部所在的第一縱隊，中央機關和後勤機構組成的第二縱隊。
這是一次搬家式的行軍。8萬6千人中，戰鬥人員只有5萬，帶著大量的機器等物。李德在其回憶錄中責怪說，讓大量非戰鬥人員一起長征和搬運物資上路，是周恩來的主意；但他沒說，紅軍主力離開後，剩下的人怎麽辦？讓他們自生自滅嗎？離開江西蘇區時，沒有人料到這將是震爍曆史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以爲到湘西跟賀龍彙合後，馬上就能重建根據地，所以，什麽東西都帶著。
但不能否認“大搬家“的失策。紅四團團長耿飚在回憶錄中說道：“我中央縱隊行動較慢，那些又笨又大的辎重，完全靠肩扛手搬，有時一天移動不了幾裏路。……那架照像的大家夥（愛克斯光機），得用七八個人用手捧著，就像捧著一個瓷碗一樣，小心翼翼地蠕動在行軍隊列裏。“
55年中將、後來曾任總後勤部部長的邱會作，當時只有20歲。他回憶：“紅軍長征幾天後，運輸部隊‘走不動’，問題很多。” “全隊約有一千副挑子，約三百副是手榴彈半成品。擡運的機器中多是‘洋機器’，用電才能開動，在兵工廠從來沒用過（因爲沒電）。”後來掉隊的實在太多，周恩來緊急召開會議，將幾個運輸隊合並到一起，由邱會作統一指揮，“只能帶彈藥、醫藥、現金（主要是銀元和金條）、宣傳品，其余的一律處理掉。”運輸隊在一個叫八丘田的村子裏進行了快速整頓，比計劃提前三小時出發。“後面負責護衛的五軍團不斷來詢問情況，他們說，你們提早了三小時出發，我們不知道減少了多少傷亡呀！”
五、激戰湘江
軍情如火！“放水“整整五天的桂軍回到湘江防線，開始攻擊防守在新圩、界首的紅三軍團。桂軍是李宗仁一手調教的“狼兵”，北伐時期第七軍被譽爲“鋼軍”。紅三軍團同樣一支戰鬥力超強的部隊，彭德懷性如烈火，治軍嚴厲。兩軍交上手，打得萬分激烈。
《彭德懷自述》中說：“一、三軍團像兩個轎夫，擡起中央縱隊這頂轎子。” 55年十大將之一、時任紅三軍團紅四師政委的黃克誠回憶：“我們四師作爲紅三軍團的先頭部隊，走在最前面。”張錫龍、洪超兩位師長先後犧牲，湘江戰役時師長是張宗遜。“廣西道路狹窄，山高溝深林密，桂軍利用其熟悉地形的優越條件，隱蔽地進入紅軍側翼以後，突然發起攻擊，往往很容易得手。而我軍既不熟悉地形，又缺乏群衆基礎，所以吃了大虧。“55年中將、當時任紅三軍團營長的張震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自30日淩晨到12月1日，不惜一切代價，在光華鋪與敵展開生死搏鬥。團長沈述清率領1營在與敵反複爭奪中，戰死在湘江畔。上級決定由師參謀長杜中美代理10團團長，他趕到指揮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陣前反沖擊中飲彈犧牲。“
紅一軍團面對數倍于我的湘軍，腳山鋪陣地被反複沖擊。“無湘不成軍“，湘軍組織起軍官敢死隊沖擊紅三團的米花山陣地，形勢十分危急。這時林彪將電話要到一師的李聚奎那：“告訴黃永勝，我們是紅一軍團！”黃永勝熱血往上一沖，”刷“地抽出肩背的大刀，一聲大吼：“我們是紅一軍團！”躍出戰壕沖向敵群。
紅四團團長耿飚當時身患瘧疾，帶病指揮戰鬥。“三十日的戰鬥，更是空前激烈。敵人新增加的山炮、飛機，對我軍陣地的狂轟濫炸更加密集。……激戰中，易蕩平同志（五團政委）身負重傷，眼看敵人已撲上來，大叫抓活的，他便命令警衛員給自己補一槍。警衛員淚如泉湧，不忍下手。他奪過槍，實現了誓死不當俘虜的誓言。“
12月1日戰鬥緊要之處，軍團指揮所差點被打掉。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心有余悸地寫到：“這一天，一軍團軍團部也遭受極大危險。敵人的迂回部隊打到了我們軍團部指揮所門口……我起初沒有發覺，警衛員邱文熙同志很機警，他先看到了，回來告訴我。我說，恐怕是我們的部隊上來了，你沒有看錯吧？他說沒有看錯。我到前面一看，果然是敵人。左權同志還在那裏吃飯，我說，敵人上來了，趕緊走。”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參謀長左權犧牲，林彪在《悼左權同志》中深情地寫到：“……好多次我們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戰的漩渦……我們曾各自拔出了手槍，向敵人連放。”
據說，渡過湘江的毛主席，連念了三聲“阿彌陀佛”……
六、損失過半！
就在前方兩個軍團拼死守衛湘江浮橋的緊急關頭，中央縱隊離湘江還有80公裏。但就這80公裏，整整走了4天！聶帥回憶當時的情形：“來往的電報，幾乎都是十萬火急，個別的是萬萬火急。”“接近（1日）正午時分，得知中央縱隊已經渡過湘江並已越過桂黃公路，我們才放了心……”
紅五軍團是全軍後衛，他們面對20倍于已的敵人，是“轎子”的底，情況更加慘烈。電視劇《絕命後衛師》描寫的就是紅34師。他們護衛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渡過湘江，自己退路被完全切斷，陣地淹沒在戰火之中，全師傷亡大半，彈盡糧絕，孤軍奮戰。師長陳樹湘帶著剩余的人突圍，在敵人重重包圍之中，突圍失敗，師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犧牲。陳樹湘腹部受重傷，不幸被俘。剛烈的陳樹湘扯斷自己的腸子自盡，堅決不當俘虜！
“湘江一戰，損失過半。”三個實力最強的一、三、五軍團，各減員50%；第九軍團減員70%；最慘的第八軍團，1.1萬人只有800人過了湘江，最後收攏殘部，僅剩下1200人！戰士的鮮血染紅了湘江，“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面對湘江戰役如此重大的損失，大家開始總結指揮上的錯誤，思考紅軍的前途，這才有了通道轉兵和遵義會議。
“爲什麽戰旗這樣紅？英雄的鮮血染紅它！”紅軍將士雖然付出沉重代價，但硬是憑著鐵血意志，打破了敵人設置在湘江河畔這個“天爐”！
兩個罪魁禍首王明和李德爲了推卸自己不可饒恕的責任，在如此重大的曆史問題上顛倒黑白。真是人不要臉，天下無敵，無恥到了極點。
本文作者：馬驽，“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爭”允許，任何媒體、自媒體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讀者歡迎轉發。友情提示：本號已加入版權保護，任何敢于抄襲洗稿者，都將受到“視覺中國”式維權打擊，代價高昂，切勿因小失大，勿謂言之不預也。
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鍾”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衆號名亦爲“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