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廣州日報
在廣州的友好城市——日本福岡的“埋藏文化財”（相當于漢語中的“地下文化遺産”）中心裏，收藏著一批宋代的中國瓷器。當中，一批來自潮州的白瓷非常引人注目。
在廣州本土的博物館中，比如珠江新城的廣東省博物館，我們也能看到數量可觀的潮州窯瓷器。他們都是廣東重要的外銷瓷器窯口，在海上絲綢之路上光彩奪目的那段曆史的一抹痕迹。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蔔松竹
“粵東襟喉 潮州門戶”
究竟有怎樣的往事
記者曾經跟著澄海文博研究會主席、原澄海博物館館長蔡英豪的腳步專程探訪澄海古村程洋岡。蔡英豪說，早在唐代，潮州的陶瓷業已經相當發達，幾十年來在當地發現、發掘的窯址粗略統計已達百口之多。曆史上，隨著海岸淤積，原在潮州城外的貨運碼頭逐漸移至程洋岡。唐宋時期，在潮州生産的瓷器，由小船沿韓江運到村中船塢，裝上遠海航行的大船。從程洋岡出發的海船，一路北上抵達日本等地，一路向南，下南洋諸國。在唐宋時期，這裏是潮汕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
不少學者持有和蔡英豪類似的看法。記者看到，著名學者饒宗頤教授爲宋代鳳嶺古港題詞“粵東襟喉、潮州門戶”八大字，仍刻在程洋岡鳳嶺山的巨石上。據當地文物考古部門多年的考察，在程洋岡、管隴、後埔等地，數十年來有多處地方出土宋代海船桅杆、大錨、船板、船纜，並且發現宋代船纜生産工場遺址，大量宋代瓷器和成批的唐宋銅錢。學者們推測，宋代在韓江東、西兩溪之間，韓江三角洲平原中部南峙山、鳳嶺、冠山一帶，有一個鳳嶺港，是當時潮州對外貿易的主要出海港口。鳳嶺山麓的程洋岡村，即是當日港岸的市集。
對這種說法也有一些修正，如有認爲當時陶瓷貿易的出海口在後埔村附近。還有一些學者認爲，由于缺乏文獻記載作爲支撐，“鳳嶺古港”是否存在，也是存疑的。
但無論怎樣，在附近地區，宋代陶瓷貿易的遺迹存留相當多。如韓江東岸的筆架山、仙田缽仔山有在唐至北宋的瓷窯多處，筆架山8號窯還出土了洋人造像、洋狗等瓷器，說明筆架山瓷器在北宋時，已經與海外市場有著密切聯系。後埔地下1米處發掘出北宋的三娘寺遺址並出土大量北宋瓷器，還有潮州筆架山窯、浙江龍泉窯、福建建陽窯的瓷器産品。這一切似乎都能說明，在這個區域，曾經有著繁盛的陶瓷交易和數量可觀的貨品流通。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海外發現也可證明，潮州窯的瓷器確實曾經漂洋過海，成爲國際市場上的弄潮兒。無論路線如何，在潮州和世界之間，必然存在著一個順暢的陶瓷交通網絡。
這裏的宋瓷 曾經北上日本南下馬來西亞
潮州宋瓷目前已知最大規模的遺存，是已經榮升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韓江東岸的筆架山潮州窯遺址。1958年到1980年發掘的10條瓷窯遺址，分布在筆架山西麓，自北至南，跨度大約2公裏，是當時筆架山潮州窯的中心地帶。當中有規模大小不一的龍窯，還有一座階級窯。有學者指出，從龍窯到階級窯，是瓷器生産的一次重大變革。階級窯的分室結構，有利于回火升溫，保證瓷器的燒制質量。過去人們曾認爲福建德化窯最早出現這種窯床的改革，但筆架山遺址的發現推翻了這一說法。這座北宋時期的窯被認爲是國內最早的階級窯。
曾有學者對當中的一座中型窯1號窯的生産量做過計算，每次大約可以燒制中型碗5萬件。據此推測，整個筆架山窯場每年生産總量數以百萬件計。
宋代潮州海上交通與當時中國海外交通貿易路線一樣，有南北兩條航線網絡。潮州海路北上航線，趁著西南季風，經我國台灣、江南、山東，可至朝鮮半島、日本，這條航路至遲在唐代已經貫通。福岡出土的潮州窯瓷器，很有可能就是經由這條航線輸入日本的。
提及福岡這個城市，可能熟悉的人不多。但如果提到“博多”，恐怕就不一樣，“博多豚骨拉面”的知名度還是不低的。宋時對日本貿易的主要港口，就是日本九州地區北部的福岡市博多港。這裏通過30多年來該地區的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外銷陶瓷，其數量、種類都爲其他地方所遠遠不及。有學者據此指出，“博多（HAKATA）”遺址出土的外銷陶瓷情況很大程度上可以表明中國對日本的外銷面貌。
另一條則通往東南亞。根據考古發現，在我國香港、海南島和西沙群島等地，以及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都發現過北宋潮州窯出品的瓷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青白釉鯉魚形壺，上海博物館的青白釉瓜棱腹小瓶（馬來西亞怡保采集），都是宋代潮州窯具有代表性的産品。
六尊造像的神奇重逢
讓後人得睹四代人的美好願望
潮州城以筆架山水東窯爲代表的宋窯是南方青瓷和青白瓷窯系和外銷瓷的重要窯口之一。水東窯不僅生産日用生活瓷器、外銷瓷器，也生産一種特殊的商品——釋迦牟尼佛瓷質造像。
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考古學家曾骐認爲，它適應了北宋社會佛教世俗化的興起。
廣東省博物館陶瓷館中陳列的一件青白瓷佛像，即是這種作品的代表之作。它是1922年出土于潮州城西南郊羊皮崗一座小石龛的四尊佛像之一，其上提有款識文字：“潮州水東中窯甲……陳十五娘，同男劉育……熙甯二年己酉歲正月十八題。匠人周明。”
說起來，這尊佛像背後的故事非常傳奇。曾骐指出，它以及同出的另外三尊佛像，和分別在1980年、1998年在筆架山虎山山坡8號窯、潮州南郊韓江廈寺河段出土的兩尊佛像，都同屬于一個劉姓家庭成員。六件造像的燒制年代分別爲北宋英宗晚年的治平三年九月（1066年）、治平四年九月（1067年），神宗的熙甯元年五月（1068年）、熙甯元年六月（1068年）、熙甯二年正月（1069年）、熙甯二年八月（1069年），其記年可以銜接，産地窯口、匠人均相同，尤其是“造像的供養人雖屬同一家庭，但輩分、身份不同，其祈禱的內容也不盡相同。這些情況和現象在以往的考古發現中是僅見的”。
這六尊造像刻寫的文字最多的達七十二個字，少的也超過六十個字，字迹潦草隨意但可以清楚辨讀。曾骐指出，按照造像年、月的早晚順序串聯起來，其內容恰好是向人們講述了一個劉氏四世同堂的普通家庭， 在四五年間（1065-1069年）發生的婚喪重大變故。
曾骐指出，北宋治平四年至熙甯元年間，文獻記載潮州發生了多次大小地震災害，房舍倒塌、百姓死傷無數，人心惶恐不安，“大衆生活在一種驚怕、不祥的環境之中， 百姓希望能在一種社會安甯、祥和的氛圍中生活”，瓷佛造像的款識和樣式，寄托著這個家庭從第一代劉太公，到第二代劉用、第三代劉扶、第四代劉育（劉文育）及他們的妻子兒女們，民間的、世俗的美好願望。